后殖民理论虽然发轫于20世纪后半叶,但该理论却是针对昔日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是在对殖 民主义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近代中国曾经长期处于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 因此用后殖民理论阐释中国翻译的历史和现状是不无根据的。后殖民理论作为一门文化学,旨在考 察欧洲帝国殖民地文化以及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而翻译活动乃是文化的重要部分,这 一点在文化学派那里得到了很好的阐述。文化学派翻译论是针对语言学派而阐发的,其代表人物是 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文化学派翻译论家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文化而非语言本身,翻译的目的在 于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原语中同样的功能。因此,文化和翻译是紧密相连的。解释清楚 后殖民主义、文化和翻译的关系将为进一步论证扫清障碍。1后殖民理论与中国近代翻译史后殖民 理论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从19世纪后期起,第二世界的文化学者 和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开始反思欧洲帝国与亚、非、拉等国家的关系。20世纪中叶世界各地掀起 一场声势浩荡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世界文化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出生于巴勒 斯坦的学者赛义德1978年出版了《东方主义》标志着后殖民主义走向成熟。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研究将文学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紧密结合,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 向,其目的是要消除西方权力话语的霸权地位,消解本质主义的“中心”,超越东西方文化对抗的 基本立场,形成东方和西方对话、互渗的新型关系<1>。文化学转向给翻译带来了深刻影响。翻 译理论家巴斯奈特作为文化学家,其理论带有强烈的后殖民色彩。1999年巴斯奈特出版《后殖 民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了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和现状。以英语为例,从英语到第三世 界语言和从第三世界语言到英语的翻译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在前一种行为中往往会自觉接 受殖民者的态度,而在后一种行为中民主法制会变成强权法则。尼兰贾娜论述了在后殖民语境下翻 译发挥作用的所有方面:哲学的,语言学的和政治学的。她认为翻译始终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殖民 主义时期,殖民者总是通过翻译来使民族、种族语言之间的不平等永久化。殖民者将自己的翻译理 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并且对自己的语言持一种优越感,在本土语与其他任何语言的翻译 转换中,都抹去了其他语言的棱角,使之失去其独有的特征,而去适应殖民语。尼兰贾娜的论述曾 经涉及到中国,考察了庞德和韦利的汉英翻译活动<2>。汉语与其他语言的翻译转换始于佛经翻 译。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翻译活动,此时已出现翻译理论的雏形,如道 安和鸠摩罗什的“直译”和“意译”之分。此期中国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西域高僧。16世纪初,葡 、荷等欧洲殖民者开始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侵犯。随后西、英等国相继而至。除殖民者的政治 、军事侵略之外,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自然科学成果。利玛窦、南 怀仁等人曾翻译过许多关于宗教、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书籍,满足了西方文化输出的要求,达到 了文化殖民的目的。很明显,这一时期中国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耶稣会传教士,而中国知识分子和其 他广大人民则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赛义德认为,在宗主国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二元对立 中,边缘国往往是作为宗主国的“强大神话”的虚弱陪衬。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洗礼之后,中国知 识分子开始觉醒,并对自身的境地进行深刻反思,然而得到的结论却是:民族的衰亡在于清王朝军 政腐败,洋人船坚炮利。由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开始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但这种 迷梦很快就被甲午战争击破。于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并不全在船坚炮利和自然科 学发达,主要是由于他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以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为代表,此后社会科 学翻译渐渐兴起,到19世纪末20时纪初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也开始形成繁荣局面。回顾中国近代 翻译史,翻译的主体呈现“西域高僧———耶稣会传教士———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变趋势,翻译 的对象也大体体现“自然科学翻译———社会科学翻译———文学翻译”的变化历程。然而无论是 翻译主体的演化,还是翻译对象的变迁,都始终受制于西方强势文化,处于臣属地位。葛兰西认为 ,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在政治、文化方面对宗主国的依赖,使其文化记忆深深 打下了臣属的烙印。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之时,中国知识分子如绝地羔 羊,急于寻求逃生之路,却被困于牢笼之中,在文化上诉诸西方,竟一下子跌入“狼”的怀抱而不 自知。西方殖民者的重重围困彻底消灭了二元对立中的一元,并企图将其整合进殖民主义的营垒, 臣属于它,这一点在斯皮瓦克的“文化身份”论中得到阐释。斯皮瓦克深刻认识到,当她作为边缘 化的“从属臣民”时她没有话语权,当她挤进中心话语圈,分享话语权时,却能说第一世界的“话 语”。当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翻译宗教典籍和科学著述时,中国知识分子作为边缘人,已失去话 语权,只能保持沉默;当他们开始参与翻译活动,试图夺回话语权时,却发现自己嘴里说的是西方 社会的话语,自己的声音早已无法辨认。近代中国翻译实质上是英语或其他享有话语霸权的语言向 汉语的转换,而不是汉语向其他语言的输出。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虽然看似与后殖民主义对立,但 其“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阐述有助于解释中国近代翻译的这种境况。他认为非西方国家对西方霸 权持不同态度:要么闭关锁国,坚决拒斥西方的渗透;要么拥抱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接受其制 度和文化观念;要么设法与之平衡。这三种态度在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期都有所体现。2后殖民主义 与翻译策略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影响还表现在译者的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选择之间的关系上。 归化和异化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理论家广泛争论和深入探讨的话题。在中国,归化异化之争源始于佛 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则开始被设置于政治层面予以探讨,而目前中国译 坛归化和异化之争既是一种延续,也是另一个高潮。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场争论主要还是基于翻 译策略本身,政治文化层面考虑较少。在西方,自Nida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以来,这一论题就 一直被置于文化语境予以辨析,总的趋势是倾向于异化翻译。Venuti对归化式翻译持批判态 度,主张异化式或阻抗式翻译。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观点认为,归化和异化策略的 选择取决于特定文化所处的特定状态和地位。不难发现,这些翻译理论都是出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 态的考虑,具有强烈的后殖民理论色彩。Venuti指出,归化翻泽是“按照目标语言文化价值 观对原文进行我族中心主义的分解(ethnocentricreduction),把原作者 带回家”,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掠夺和殖民。后殖民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策略与殖民主义是紧密相连 的,在后殖民语境下,归化翻译是文化殖民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是对原著和原语文化的掠夺和施暴 。Venuti同时指出,异化翻译是偏离本族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通过异 化式翻译,可以“对当今国际事务进行策略性的文化干预,挑战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和不平等的文 化交流……用英语进行异化翻泽还可以成为抵制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文化帝国主 义的一种形式”<3>。从翻译策略角度来看,纵观中国近代翻译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现象 :近代中国曾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按照一般规律,在欧洲强势文化的压力之下,中国知识 分子本应要么采取抵制态度,拒斥强势文化影响,要么以一种弱势文化拥有者的姿态,顺应、接受 强势文化的侵袭。然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却以一种强势文化代表的姿态对待欧美文化,在翻译策略 上以归化为主,全然不顾异域文化的固有特征。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处的后 殖民处境毫无意识;二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怀有盲目自大的民族文化心理。到新中国成立之前,除 五四运动后的十几年以外,中国的翻译活动基本以归化为主。林纾算得上是归化策略的代表。林纾 以后中国的文学翻译盛极一时,翻译著作主要以小说为主,小说被赋予“怨世、诋世、醒世”的功 能,当作社会改良的工具。译者在翻译小说时,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 的社会和文化趋势。五四运动后鲁迅异声先发,提倡欧化译法,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张谷若、朱生豪、傅东华又纷纷走向归化的道路。张谷若的翻译原则 是:①不能逐字死译;②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朱生豪在翻译莎剧时的归化译法主要表现 在:凡遇到原文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不惜全部更易原文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显露” <4>。傅东华在翻译《飘》时也主要采取归化译法,例如:把人名、地名“中国化”。根据后殖 民翻译理论,归化翻译是同帝国主义的征服和殖民相联系的。归化是殖民主义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由此看来,归化翻译主要存在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吸收和利用中。近代中国的文化明显居于 弱势地位,而翻译活动却主要采取归化译法,这是对后殖民主义的一个悖论,恐怕只能从当时中国 的社会现实和译者个人的志趣爱好、审美情操中寻求解释。当时闭关锁国的现实使他们没有机会接 触真正的翻译理论,在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这一点上还是处于感性阶段;而近代中国文学翻译的 主体本身就是文人居多,对译作要求“神韵”而不顾原著风格是可以理解的。也许真正意识到后殖 民处境的中国翻译家其实要算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西方强势文化向第三世界汹涌袭来的洪流中 ,杨宪益、戴乃迭扮演了抵制和“反倾销”的角色。他们自觉运用有效翻译策略,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介绍到西方,明显体现出一种提升中国文化地位,与西方抗衡、对话的努力。《红楼梦》英译本主要采取异化策略,较完整的保留了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与之相对应的是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是为了服务于英语读者,霍克斯主要采取归化译法,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汉语语言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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