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兰(以下简称“张”):刘老师,您好。您在词 学研究上的成就可谓有目共睹,人所景仰。请问,您 当初是怎样走上这条词学研究之路的呢? 刘扬忠(以下简称“刘”):我之所以能走上宋词 研究和词学研究这条道路,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个是自小的家庭教育和特殊的求学经历使我爱上 了古典诗词,另一个就是考上研究生以后我的导师 昊世昌先生对我的引导和培养。 第一方面的因素,也就是我的家庭背景和特殊 的求学经历。我出生在贵州西北部的一个偏远小县, 叫大方县,那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但是我出 生的家庭是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前清时,我的曾祖父 是地方上的一个武官,他曾担任过当时大定府(就是 现在的大方县)都司,这大概相当于现代的城防司令 或卫戍司令一类。我的曾祖父作了一段武官以后,置 买了田产。我的祖父和叔祖被曾祖父送到大定府学 读书,先是童生,后来考秀才,准备走科举的道路。后 来清朝废止科举,接着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了, 因此祖父和叔祖的科举之路便没有行得通。不过,家 中积下了一些古籍,包括古诗词和其他一些古书。后 来,我的祖父和叔祖都进了新学。那时贵州还没有大 学。我的祖父进了当时贵州的最高学府—位于省 城的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带回许多书籍。小祖父两 岁的叔祖则进了北京大学,并且在毕业时也带了不 少书籍回家。上个世纪20年代时,祖父在县城担任了 一段时间的教育科长,几年以后他就辞职不干了,并 变卖田产,购买机器,开始从事工商业,成为民族资 本家。那时已有了我的父亲。祖父因为自己在读书之 路上没有走下去,便搞了工商业,就培养自己的儿子 读书,家中的书都移交给了父亲。不巧,我父亲刚初 中毕业,祖父经营的工厂破产了,父亲只好弃学谋 生。新中国成立之初,祖父和父亲到四川自贡投奔了 身为盐厂老板的姑父,在那里工作,留下母亲和年幼 的我在贵州。 张:那可真不容易啊。您的父亲是否就把读书的 期望寄在您的身上了呢? 刘:正是这样的。祖父和父亲本来都是读书人, 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就学业。在我的记忆中,从我懂 事时起,我们家中已经一贫如洗,除了两柜子书,房 间里便几乎什么都没有了。父亲因未能成就学业而 深感遗憾,因此,在我3岁多的时候,他便把我抱到书 桌前教我读书写字。祖父和父亲都爱好古文和诗词, 父亲从小就写得一笔好字,那在县城也是很出名的。 我记得我家的衣柜和书柜的门上都是题写的诗词, 是我父亲写的,做柜子的匠人给刻上去的。我记得很 清楚,我最先会背的一首诗就是刻在书柜门上的王 勃的《滕王阁诗》。 张:也就是说,从您识字开始,受到的就是古典
文学,尤其是诗词方面的熏陶了。 刘:对,我从识字开始,看到的就是这些字,这样 的影响在我有记忆开始就产生了。在父亲的引导下, 我从小在古文和古典诗词方面打下了基础。后来我 上学后,课余时间陆续读了家中的藏书,比如姚鼎的 《古文辞类纂》等,那时虽然不完全懂,却坚持读。我一 边接受学校的教育,回到家后父亲就教我读书和学写 毛笔字,学欧、颜、柳、赵四大家的书法。父亲在教我学 写字时很明确地告诉我,不管是学写文章还是学写 字,首先要树起骨来。这四家中赵体字好看,但是没有 骨。我问为什么呢?父亲说,赵孟须人格很软弱,他本 是宋朝宗室,却去当了元朝的官,字如其人,他的字虽 然好看,却无骨而难立。因此,学书应从欧体人手。欧 体的不足在于过于瘦硬,那么便以颜体的有骨而丰满 补之。那时,父亲真是手把手的教我学字。遗憾的是, 后来我并没有学到家,现在我的字是有欧体的刚硬, 2006年第1期 张若兰:刘扬忠先生词学访谈录 但少变化,没有学到颜体的骨肉停匀。 张:看来传统文学乃至文化在您身上打下了很 深的烙印啊。 刘:是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包括古文、古诗词、 书法的综合影响和我后来走上这条研究之路是有直 接关系的。后来甚至发展到以文言与父亲通信的程 度。父亲到了四川后,我和母亲留在贵州。母亲文化 程度不高,父亲写信给我们,信件都由我回复。父亲 硬性规定,他以古文写信,我必须用古文回复。父亲 的要求,对我掌握文言文起了根本性的作用,我现在 想来,实在从父亲的这种训练得益不少。最初,我告诉 父亲我不会写文言,父亲便教我基本的格式,比如“
父 亲大人膝下,敬察者……接奉大人某日来书……男扬 忠敬察”。从中学到大学毕业,我们父子之间一月通两 次信,一年便是24封文言书信,也就是写24篇文言文 了,这是长期的经常性的训练。我现在回忆起,我读初 二时就能用文言写作,《唐诗三百首》基本能背诵,还有 家里的古典小说也看了不少,什么《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还有《杨家将演义》、《说唐》等都看过 了,而其中的诗词歌赋也能背得许多,比如《三国演义》 开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中间诸葛亮草船借箭 时的那篇赋“大哉长江……”,还有《水浒传》中宋江在 得阳楼题的反诗,《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诗,等等。 张:那您是怎么爱上诗词创作的呢? 刘:因为背得多,自己难免手痒,想写,也就逐渐 会写了。读诗词和写诗词的习‘质是高中和大学养成 的。而在“文革”期间,书就读不成了。我1964年进大 学,1966年就闹“文革”,后来我被送到军垦农场劳动 锻炼。虽然那时只准读毛主席的书和鲁迅的书,古诗 词、中外小说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大毒草,但是 我读书的习惯始终改不了,仍然忍不住偷偷地读。那 时我家因为是县城里比较出名的诗书之家,所以被 县中学的红卫兵上门破四旧,书柜上的雕花和刻字 都被铲掉了,书大多被烧掉了。幸得母亲在得到消息 之后,偷偷把一套《红楼梦》、一套《古文辞类纂》、一 套《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和一本《唐诗三百首》埋在屋 后的地下,待风头过了才挖出来。 张:那您在军垦农场是怎么过的呢? 刘:我在农场一天到晚劳动,晚上和星期天休 息。我们的住处,和部队的营房一样,4个班,48个人 挤在一个大房间的大通铺上,就像马圈一样。同学们 钉了方桌,自己做了麻将,晚上马灯照着,大家喝酒、 打麻将。我喝酒是在那时学会的,但是对麻将却不感 兴趣。酒后,我就一个人自己翻书来看,有时到田间 效仿古诗人行吟月下,那时酒后田间得诗甚多。20多 年后我写了《诗与酒》这本书,其实我对酒文化与诗 词创作关系的理解就是那时得到的认识,这本书堪 称是“胎息于20多年前军垦农场的灯光酒影中”。所 以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的特殊求学经历决定了我对 古典诗词和文学的喜爱。 张:从您离开军垦农场,到您考上吴世昌先生的 研究生之前,您是否仍然一直浸润在古典诗词里? 刘:是的,从军垦农场出来之后,我被分配到家 乡农村公社小学戴帽初中班教书。那时教学很简单, 就是教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教这些东西根本不 需要备课,于是剩下了大量的读书时间。那时,我任 教的班级是一栋两层的木板小楼房,楼下是教室,楼 上的小阁便是我的宿舍。我家在县城,而学校距离县 城20多公里,平常周一至周六教书,周末回家看看。 平日里晚间无事可作,我便仍旧照着我的老习惯,继 续读书,这样的爱好始终无法改变。那时我所在的农 村,思想控制不像在城里那么严,当地农民也很淳 朴,对老师非常尊敬。所以,“文革”十年我还是在农 村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读了点书。 张:那您怎样想到报考社科院吴世昌先生的研 究生呢? 刘:后来“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首先想到了 考研究生。当时看了招生专业目录,全国好多高校都 招研究生,我发现其他学校招收的一般是笼统的古 典文学专业或唐宋文学专业,只有社科院文学所专 门招收“唐宋诗词”方向的研究生,我一看,正合吾意 啊,就报考了。当时挂牌的老师就是吴世昌先生。吴 先生在我读中学时从英国回来,报纸上对此有宣传。 那时对别的专家教授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读中学、大 学时是喜欢读书看报的。我在偏远县城,各个大学的 名家也不知道几个,而吴先生在中央研究机关,又曾 在报纸上有所宣传,吴先生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 产》副刊等发表过文章,我也知道,加上专业特别对 胃口,所以那时便报考了吴先生的研究生。 张:这下就要谈到影响您治学道路的第二个因 素了吧? 刘:是啊,是吴先生在众多的报考者中挑上了 我。那是1978年,共有1100多人报考了文研所,而报 考唐宋诗词专业的学生最多,有400多人,占报考总 人数的1/3还多。吴先生原定招生指标是两个,后来 400多考生中有16个考试合格,这怎么办?只能向上 边争取加指标,加成了4个(后来其余12个也都录取 了,不过转到其他专业去了),4个当中幸而有我。那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一年的录取真是百里挑一啊。于是有了后来学界所 称的“吴门四弟子”:老大是施议对,大我6岁;陶文鹏 是老二,大我5岁;然后是董乃斌;我是老么。他们仁 都是“文革”前毕业的,而我是“文革”初期大学毕业 的,年龄比他们都小。吴先生当时已是70高龄,一个 人忙不过来,所里就为他成立了辅导小组,小组成员 有昊庚舜、乔象钟、张白山三位先生,其中昊庚舜老 师协助吴先生辅导我。 张:那么,您入学后是怎么确定具体的研究方向 和题目的呢? 刘:我们4人人学之后,都面临着选择研究方向 的问题。董乃斌、施议对两位已基本确定了研究方 向,董乃斌“文革”前就进了文研所,是搞唐诗的。吴 先生就让他继续做唐诗研究,专攻李商隐。施议对在 “文革”前是夏承煮先生的学生,但并未读完研究生 课程,他是重新来读研究生的,因此吴先生就让他继 续搞词学。陶文鹏自愿搞宋诗。当吴先生问我预备搞 什么时,我一时答不上来。我对古典诗词有爱好,但 是毕竟没有专门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一时不知道 该从哪里人手。张白山先生哈哈大笑,说:“你还是混 沌未凿啊。”(笑)意思也就是说我还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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