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兰(以下简称“张”):刘老师，您好。您在词 学研究上的成就可谓有目共睹，人所景仰。请问，您 当初是怎样走上这条词学研究之路的呢? 刘扬忠(以下简称“刘”):我之所以能走上宋词 研究和词学研究这条道路，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个是自小的家庭教育和特殊的求学经历使我爱上 了古典诗词，另一个就是考上研究生以后我的导师 昊世昌先生对我的引导和培养。 第一方面的因素，也就是我的家庭背景和特殊 的求学经历。我出生在贵州西北部的一个偏远小县， 叫大方县，那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但是我出 生的家庭是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前清时，我的曾祖父 是地方上的一个武官，他曾担任过当时大定府(就是 现在的大方县)都司，这大概相当于现代的城防司令 或卫戍司令一类。我的曾祖父作了一段武官以后，置 买了田产。我的祖父和叔祖被曾祖父送到大定府学 读书，先是童生，后来考秀才，准备走科举的道路。后 来清朝废止科举，接着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了， 因此祖父和叔祖的科举之路便没有行得通。不过，家 中积下了一些古籍，包括古诗词和其他一些古书。后 来，我的祖父和叔祖都进了新学。那时贵州还没有大 学。我的祖父进了当时贵州的最高学府—位于省 城的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带回许多书籍。小祖父两 岁的叔祖则进了北京大学，并且在毕业时也带了不 少书籍回家。上个世纪20年代时，祖父在县城担任了 一段时间的教育科长，几年以后他就辞职不干了，并 变卖田产，购买机器，开始从事工商业，成为民族资 本家。那时已有了我的父亲。祖父因为自己在读书之 路上没有走下去，便搞了工商业，就培养自己的儿子 读书，家中的书都移交给了父亲。不巧，我父亲刚初 中毕业，祖父经营的工厂破产了，父亲只好弃学谋 生。新中国成立之初，祖父和父亲到四川自贡投奔了 身为盐厂老板的姑父，在那里工作，留下母亲和年幼 的我在贵州。 张:那可真不容易啊。您的父亲是否就把读书的 期望寄在您的身上了呢? 刘:正是这样的。祖父和父亲本来都是读书人， 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就学业。在我的记忆中，从我懂 事时起，我们家中已经一贫如洗，除了两柜子书，房 间里便几乎什么都没有了。父亲因未能成就学业而 深感遗憾，因此，在我3岁多的时候，他便把我抱到书 桌前教我读书写字。祖父和父亲都爱好古文和诗词， 父亲从小就写得一笔好字，那在县城也是很出名的。 我记得我家的衣柜和书柜的门上都是题写的诗词， 是我父亲写的，做柜子的匠人给刻上去的。我记得很 清楚，我最先会背的一首诗就是刻在书柜门上的王 勃的《滕王阁诗》。 张:也就是说，从您识字开始，受到的就是古典
文学，尤其是诗词方面的熏陶了。 刘:对，我从识字开始，看到的就是这些字，这样 的影响在我有记忆开始就产生了。在父亲的引导下， 我从小在古文和古典诗词方面打下了基础。后来我 上学后，课余时间陆续读了家中的藏书，比如姚鼎的 《古文辞类纂》等，那时虽然不完全懂，却坚持读。我一 边接受学校的教育，回到家后父亲就教我读书和学写 毛笔字，学欧、颜、柳、赵四大家的书法。父亲在教我学 写字时很明确地告诉我，不管是学写文章还是学写 字，首先要树起骨来。这四家中赵体字好看，但是没有 骨。我问为什么呢?父亲说，赵孟须人格很软弱，他本 是宋朝宗室，却去当了元朝的官，字如其人，他的字虽 然好看，却无骨而难立。因此，学书应从欧体人手。欧 体的不足在于过于瘦硬，那么便以颜体的有骨而丰满 补之。那时，父亲真是手把手的教我学字。遗憾的是， 后来我并没有学到家，现在我的字是有欧体的刚硬， 2006年第1期 张若兰:刘扬忠先生词学访谈录 但少变化，没有学到颜体的骨肉停匀。 张:看来传统文学乃至文化在您身上打下了很 深的烙印啊。 刘:是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包括古文、古诗词、 书法的综合影响和我后来走上这条研究之路是有直 接关系的。后来甚至发展到以文言与父亲通信的程 度。父亲到了四川后，我和母亲留在贵州。母亲文化 程度不高，父亲写信给我们，信件都由我回复。父亲 硬性规定，他以古文写信，我必须用古文回复。父亲 的要求，对我掌握文言文起了根本性的作用，我现在 想来，实在从父亲的这种训练得益不少。最初，我告诉 父亲我不会写文言，父亲便教我基本的格式，比如“
父 亲大人膝下，敬察者……接奉大人某日来书……男扬 忠敬察”。从中学到大学毕业，我们父子之间一月通两 次信，一年便是24封文言书信，也就是写24篇文言文 了，这是长期的经常性的训练。我现在回忆起，我读初 二时就能用文言写作，《唐诗三百首》基本能背诵，还有 家里的古典小说也看了不少，什么《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还有《杨家将演义》、《说唐》等都看过 了，而其中的诗词歌赋也能背得许多，比如《三国演义》 开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中间诸葛亮草船借箭 时的那篇赋“大哉长江……”，还有《水浒传》中宋江在 得阳楼题的反诗，《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诗，等等。 张:那您是怎么爱上诗词创作的呢? 刘:因为背得多，自己难免手痒，想写，也就逐渐 会写了。读诗词和写诗词的习‘质是高中和大学养成 的。而在“文革”期间，书就读不成了。我1964年进大 学，1966年就闹“文革”，后来我被送到军垦农场劳动 锻炼。虽然那时只准读毛主席的书和鲁迅的书，古诗 词、中外小说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大毒草，但是 我读书的习惯始终改不了，仍然忍不住偷偷地读。那 时我家因为是县城里比较出名的诗书之家，所以被 县中学的红卫兵上门破四旧，书柜上的雕花和刻字 都被铲掉了，书大多被烧掉了。幸得母亲在得到消息 之后，偷偷把一套《红楼梦》、一套《古文辞类纂》、一 套《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和一本《唐诗三百首》埋在屋 后的地下，待风头过了才挖出来。 张:那您在军垦农场是怎么过的呢? 刘:我在农场一天到晚劳动，晚上和星期天休 息。我们的住处，和部队的营房一样，4个班，48个人 挤在一个大房间的大通铺上，就像马圈一样。同学们 钉了方桌，自己做了麻将，晚上马灯照着，大家喝酒、 打麻将。我喝酒是在那时学会的，但是对麻将却不感 兴趣。酒后，我就一个人自己翻书来看，有时到田间 效仿古诗人行吟月下，那时酒后田间得诗甚多。20多 年后我写了《诗与酒》这本书，其实我对酒文化与诗 词创作关系的理解就是那时得到的认识，这本书堪 称是“胎息于20多年前军垦农场的灯光酒影中”。所 以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的特殊求学经历决定了我对 古典诗词和文学的喜爱。 张:从您离开军垦农场，到您考上吴世昌先生的 研究生之前，您是否仍然一直浸润在古典诗词里? 刘:是的，从军垦农场出来之后，我被分配到家 乡农村公社小学戴帽初中班教书。那时教学很简单， 就是教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教这些东西根本不 需要备课，于是剩下了大量的读书时间。那时，我任 教的班级是一栋两层的木板小楼房，楼下是教室，楼 上的小阁便是我的宿舍。我家在县城，而学校距离县 城20多公里，平常周一至周六教书，周末回家看看。 平日里晚间无事可作，我便仍旧照着我的老习惯，继 续读书，这样的爱好始终无法改变。那时我所在的农 村，思想控制不像在城里那么严，当地农民也很淳 朴，对老师非常尊敬。所以，“文革”十年我还是在农 村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读了点书。 张:那您怎样想到报考社科院吴世昌先生的研 究生呢? 刘:后来“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首先想到了 考研究生。当时看了招生专业目录，全国好多高校都 招研究生，我发现其他学校招收的一般是笼统的古 典文学专业或唐宋文学专业，只有社科院文学所专 门招收“唐宋诗词”方向的研究生，我一看，正合吾意 啊，就报考了。当时挂牌的老师就是吴世昌先生。吴 先生在我读中学时从英国回来，报纸上对此有宣传。 那时对别的专家教授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读中学、大 学时是喜欢读书看报的。我在偏远县城，各个大学的 名家也不知道几个，而吴先生在中央研究机关，又曾 在报纸上有所宣传，吴先生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 产》副刊等发表过文章，我也知道，加上专业特别对 胃口，所以那时便报考了吴先生的研究生。 张:这下就要谈到影响您治学道路的第二个因 素了吧? 刘:是啊，是吴先生在众多的报考者中挑上了 我。那是1978年，共有1100多人报考了文研所，而报 考唐宋诗词专业的学生最多，有400多人，占报考总 人数的1/3还多。吴先生原定招生指标是两个，后来 400多考生中有16个考试合格，这怎么办?只能向上 边争取加指标，加成了4个(后来其余12个也都录取 了，不过转到其他专业去了)，4个当中幸而有我。那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一年的录取真是百里挑一啊。于是有了后来学界所 称的“吴门四弟子”:老大是施议对，大我6岁;陶文鹏 是老二，大我5岁;然后是董乃斌;我是老么。他们仁 都是“文革”前毕业的，而我是“文革”初期大学毕业 的，年龄比他们都小。吴先生当时已是70高龄，一个 人忙不过来，所里就为他成立了辅导小组，小组成员 有昊庚舜、乔象钟、张白山三位先生，其中昊庚舜老 师协助吴先生辅导我。 张:那么，您入学后是怎么确定具体的研究方向 和题目的呢? 刘:我们4人人学之后，都面临着选择研究方向 的问题。董乃斌、施议对两位已基本确定了研究方 向，董乃斌“文革”前就进了文研所，是搞唐诗的。吴 先生就让他继续做唐诗研究，专攻李商隐。施议对在 “文革”前是夏承煮先生的学生，但并未读完研究生 课程，他是重新来读研究生的，因此吴先生就让他继 续搞词学。陶文鹏自愿搞宋诗。当吴先生问我预备搞 什么时，我一时答不上来。我对古典诗词有爱好，但 是毕竟没有专门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一时不知道 该从哪里人手。张白山先生哈哈大笑，说:“你还是混 沌未凿啊。”(笑)意思也就是说我还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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