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际工具,翻译作为信息传播的桥梁,对促进各民族自身文化繁荣、丰富世界文 化、促进世界文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各国交往接触日益频繁,不同文化在碰撞和冲击中的 融合与趋同加速,翻译研究也呈现出从以往翻译批评和翻译技巧评论为主转向跨文化研究的趋势。 要促进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翻译必须“求同存异”。一方面,基于认识和体验的共通性,跨越 语言形式障碍,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另一方面,应当完全尊重源语文化,满足读者了解异国文化 的需要,实现各民族文化交流。但是,由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性,语言层次上“同”与 “异”的界限也并非绝对清晰,何时“求同”,如何“存异”,始终是译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本文 ,分析译者在处理源语文化“异质成分”时不可忽视的因素及其处理途径,提倡译者应当在有深刻 的文化意识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具体分析,在特定的翻译实践中运用不同的技巧,以适合不同的 功能需要。美国译论家Nida提出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 为核心的翻译理论,认为不同语言中存在同构现象(isomorphs),可用来处理语言之间 所存在的表达方式空缺的现象。这一理论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通过“将原文文本的读者的理解和 欣赏的方式与译文文本的接受者的理解和欣赏的方式加以比较”,尽可能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以求在不同体系中取得相同效果。如把英语的“togrow like mushrooms”译成中文的“雨后春笋”。然而,不同文化之间不可能存在一一对应的异质同 构现象,“对等”是相对的。某些表达方式在一定的上下文或特定的语境内可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 语义价值或交际功能,但由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标记,读者根据自己的文化经验对译作内容进 行判定和相关联想,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产生相同的反应,甚至产生读者“误读”,反而形成交流障 碍。就处理翻译中的文化转换而言,不管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还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 宿的“归化”策略,都有其应用价值,而且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在选择和综合运用两种翻译原则 时,下面是需要译者考虑分析的重要因素。一、文本性质和功能由于翻译主要是受原文中居于支配 地位的某种功能制约,不同的文本类型要求译者遵循不同的翻译原则,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不少 译论者按不同标准对文本和文本功能分成了几种不同类型。赖斯(Reiss)把文本划分为信息 文本、形式文本和呼吁文本。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应当考虑文本类型来选择翻译策略。科普 著作、新闻报道、通知等实用型信息文体重点在于内容和表达的准确,相比之下,源语的语言和文 化审美性处于次要地位,一般采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式翻译为主,达到2006年第1期 .85.信息的有效准确传递。而文学作品类文本,本身的价值多在于其艺术的表达方式,而非表 现的内容,这种情况下,除了语言层面的对应外,再现原作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追求译作的“ 异国情调”尤为重要,因此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实践行为和文化传播的桥梁,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指导翻译。纽马克(Newmark)把功能划分为表达功能(exp-ressive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他认为,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作者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而 翻译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和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宜主要采用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translation)。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各种功能往往并用,关系紧密,这就需要译者充 分考虑原作的目的,采取相应的策略实现有效的“功能对等”。二、读者主体(一)读者的文化背 景为了深入理解原作,译者对原作者的时代、出身、教育、经历、思想等往往给予足够重视,而对 读者的考虑相对较少。翻译并不是只是从译作到译本为止的转换,译文为读者接受,翻译过程才算 完成。当然,译者不可能也不必要对译作读者作逐一分析调查,因为处于同一文化背景和社会集团 的读者因自身教育程度、人生体验、文化品味等的差异也会对同一文本做出不同的诠释和反应,甚 至有人提出针对不同读者群提供不同译本。尽管译者不可能对原作读者和译作读者具体了解,但是 对两方的语言理解能力和文化背景应当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译者在充分了解原作语言和文化的基 础上,站在译语读者的角度,把自己放在第二作者的位置上,使他们尽可能获得最接近原作的信息。例如下面这句:Thosewere the words that were to makethe world blossom for me,“like Aaron’srod,with flowers.”→后来就是这些词把一个美好的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就像《圣经》上说的“亚 伦的杖开了花”一样。虽然大多中国读者都知道《圣经》,但一般情况下读到“亚伦的杖开花”并 不会熟悉到马上联想到圣经故事的程度,添加自然的定语说明,既不让读者感到莫名其妙,也保留 了原文的“洋味”。在例句的情况下,即使不加详细说明故事背景,因为前文已经有了暗示,读者 也可以大概猜到意思,可以通过加注的方式具体解释一下故事背景,以进一步满足读者了解异国文 化的要求。(二)读者的文化容忍度从认知学上讲,原作者大多置于和原作读者相同的文化背景下 ,基于读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独特的敏感性激活的知识图式进行创作的,而译作读者不同的 文化经验难以产生相同的效果。两种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共同点及具有多大意义上的同形度,是译者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汉语中的“银河”和MilkyWay,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拱手告别”和英语的kiss sb.Goodbye等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等,需要译者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度,以免产生文 化误读。(三)读者的期待值读者在阅读译作时,尤其是文学译作,是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异质 ”的。切斯特曼(Chesterman)提出“期待规范”,认为目的语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容忍文中流露出来的原文语言形式或思想内容的异质性,甚至对这种异质性有一种期待。翻译既是 信息交流,又是文化交流,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文化冲突只能在文化交流中获得统一。为了译文 流利的需要而抑制或牺牲这种差异,只能阻碍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应该 是平等的。平等就意味着尊重。这种尊重既有对出发文化的尊重,也有对原作者的尊重。仅从目标 文化出发,置出发文化的实际于不顾,一味迎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方便,以至用目标文化的价值观 强行归化出发文化,这是一种不尊重出发文化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尊重读者的行为,因 为这种译法掩盖了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实际上是对译文读者的蒙骗。”当然,一味保留让读者 难以理解的异质成分,是绝对不可取的,而应该在读者能够理解“异”在何处的前提下,保留源语 的独特文化色彩。很多“洋味”的词语不仅为中国语言所了解接受,并且很多已经被汉语吸收,成 为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coffee(咖啡)p、udding(布丁)、nylon(尼龙)、clone(克隆)h、otline(热线)、euthanasia(安乐死)、contact lens(隐形眼镜)、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橄榄枝(olive branch)、绿色食品(green food)、白色污染(white pollution)、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武装到牙齿(armed to theteeth)、一石二鸟(one stone,two birds)等;具有中华民族文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也反映在英语语言中,比如磕头(kowtow)、阴阳(yin and yang)、功夫(kung fu)、台风(typhoon)、茅台酒(Mao Tai)、道教(Taoism)、丢脸(lose face)、纸老虎(paper tiger)等。翻译的长远目标在于对差异的理解、包容和欣.86.2006年第1期赏,而不 是原样复制原文,或是全部本土化的改造。三、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标准(一)翻译和译者的主体性 任何一部译作,不仅是原作的另一种语言的再表达,而且也不可避免地留下译者个性的烙印。一方 面,译者个人的生活阅历、文化修养、审美品味等必定影响其对译作的理解和评价,从而在译文词 汇、结构及语体的选择上无意中把自己的特性强加给了译作。另一方面,译者可能出于政治或宗教 信仰方面的原因改变原作内容。因此,翻译的主观性是客观存在的。在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活动 中,译者除了有深刻的文化知识,并竭力保持客观的立场外,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一种什么 身份,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理解和处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以及我们如何来评价一部译作 在文化处理方面的表现,对整个翻译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二)创造性有限度叛逆处理文化 翻译需要“求同存异”,既要避免生搬硬套的死译,使译文艰涩生硬,读者不知所云,又要反对过 度“入乡随俗”“,得意忘形”,无助于互相理解和文化交流,甚至还起到相反的阻碍作用。处理 差异一般要综合考虑语言的流畅性和文化的传递有效性“,对于一个通晓原语与译语及其所包容的 文化内涵的译者来说,如果能够通过技巧的选择始终如一地为其明确的文化姿态或立场服务,而这 种姿态或立场又能反映时代发展趋势,并有可能为其读者对象所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 品,否则无论运用何种具体技巧都不是上品”。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在翻译过程中采取“求 同存异”的原则处理文化差异,充分考虑原作的文本性质和功能,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期待及译者本 身在文化翻译中应当明确的态度和立场。语言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也是不断交流融合的,因此翻译的“求同存异”也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许多文本包含不变和可变因素,读者对译作的期待值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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