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这一古老的文学式样,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可言志、抒情,又可记事、议论 ,其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在文学理论领域,它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功能,其中以诗论诗这一诗论形 式,即论诗诗,就极为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古代诗论的民族性特征,它在我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 史中的地位不可低估。近几十年以来,它已逐渐受到了较多的有识之士的重视,并有与之相关的论 文发表,同时,也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专著。本文试对二十世纪以来大陆的论诗诗研究状况作一分 析,并对将来论诗诗的研究方向作一下初步探讨。一、研究概况相对于其它的文学理论形式,论诗 诗被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还是非常晚的事。从1901年至1980年,专门有关论诗诗的 论文和专著是很少的。1980年后,相关论文的数量才逐渐多起来,但直到今天,粗略统计的话 ,发表的有关文章也仅有近百篇。1980年后,出现了几本有关论诗诗的专著,如郭绍虞、钱仲 联、王蘧常三位先生主编的《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羊春秋等主编的 《历代论诗绝句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吴世常辑注的《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但是这几本著作,也仅限于资料汇编性质,理论性的著作还没 出现。并且这几本著作所收论诗诗的形式,也仅仅限于绝句这一诗体。而实际上,在其他形式的诗 体中,如古诗、律诗、歌行体中,也存有大量的较有价值的论诗诗。因此,尽管论诗诗的研究已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相关论文的数量还不是很多;资料汇集还不是很全面;理论性的专著还没有出现 。可以说,对于论诗诗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二、研究中涉及的几个问题论诗诗的研究成果尽管 不是很丰富,但在已发表的近百篇论文及已出版的几部著作中,已经对论诗诗诸多方面的问题作了 有益的探讨,总括起来,有如下几方面:(一)关于论诗诗的性质和特征。在已发表的相关文章中 ,有很多对论诗诗的性质和特征进行了探讨。具代表性的有:王英志先生在《清代诗论之一翼—— —清人论诗诗述评》(《清人诗论研究》P393,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一文中指出: “论诗诗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性十分鲜明的艺术形式。它一身而二任焉:既是富于诗情画意的形象思 维的宁馨儿,又是具有逻辑力量的诗论与诗评的骄子。”这一论述抓住了论诗诗的本质性特征,首 先指出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艺术形式,它一方面具有一般诗歌的特征,具有形象思维特征,同 时不排斥逻辑思维,是二者高度的统一。对于这一点,周淑芳《论诗诗:立论与立美的双重建构》 (《学术交流》2002年第4期)一文又有更为详细的探讨:“一般地说,诗歌的基本特征是假 象以抒情,而论诗诗的主旨在论诗,实际上是以诗的形式发表对诗的见解,其特征主要是议论而不 是抒情。既然如此,发议论的诗还能有审美价值吗?这倒不能一概而论。浅薄的、拙劣的、枯燥的 议论,即使借用了诗歌的语言格式,也不会有什么审美价值;而见解超卓的理论观点,如能巧妙地 运用诗的比喻、象征、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段并加以生动地表现,还是有审美价值的。此外,论诗 诗虽以议论为主,不能混同于抒情诗,但在议论之中,也还是可以有感情色彩的,有时甚至可以寄 寓一些深沉悠远的感慨。”在论诗诗中,立论与立美乍一看是对立的、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又是 可以统一的,是一种对立的统一。有的文章还指出,论诗诗虽形式短小,但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反 映内容广泛,同时,因为论诗诗的作者本身就是诗人,论诗诗中表现的一些观点直接来源于创作者 本人的一些切实感受,因而论诗诗中的观点对实践的指导性要比其它一些纯理论的诗论样式更直接 一些,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指出创作乃至鉴赏活动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钟元凯先生在其《要言妙道 的论诗诗》(《读书》1986年3期P95)、吕永先生在《中国论诗诗的理论贡献》(《中国 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赵永纪先生在《古代论诗诗概论》(《江西社会科学》1995 年第8期)、刘英建先生在《试论我国古代的论诗诗》(《文科教学》1982年第4期)中对论 诗诗的这一特征都从多方面作了论述。如《试论我国古代的论诗诗》一文在指出论诗诗具有概括力 强,言简意赅的特征的同时,又对论诗诗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总结:(1)主张诗歌 创作要反映现实,要有内容;(2)主张诗歌要创新;(3)关于诗歌流派、诗人的修养、艺术技 巧等方面的主张。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以上关于论诗诗的内容,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思潮有关 ,同诗人们的创作实践相联系,有些还同论诗诗作者本身所处流派分不开。这一分析是相当精辟的 。论诗诗的形式极为自由、活泼,它既可以是作者一时的感受,又可以是长期思考的结晶,因而它 的时代感较强,能及时地跟上社会发展,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思潮。又因为论诗诗的作者本身就 处于不同地位、不同流派,因而他们完全可以站在各自的立场,发表不同的观点,甚至展开争鸣, 这无疑有利于诗歌理论和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当然,也有公开批评论诗诗的缺点和不足的。欧阳世 昌先生在《以诗论诗之弊》(《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中指出论诗诗存在两大弊端:其一 ,论诗诗首先是一种诗,受到声律、篇幅的限制和束缚,不能象散文那样曲折达意,常因文词的晦 涩而引起误解,产生歧义。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理论,不是用三段论法来证明,而是用具体生动 的形象去表达,所以它又常常显得拐弯抹角。其二,论诗诗篇幅短小,因而显得零打碎敲,缺乏系 统。但笔者认为,欧阳先生指出的论诗诗的两大缺点,其实也正是论诗诗的两大特点。因为论诗诗 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它更讲形象性与意象性,其语言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多义性。这有时会使 读者难以捉摸其真义所在。所以在解读论诗诗的过程中,读者往往需要花费一番功夫,再三推敲, 并结合作者一贯态度来加以阐述。即使如此,有时对一些论诗诗的真正含义还是难下定论。我们首 先承认这一弊端的存在,同时又要做一分为二的分析,论诗诗采用这样的表达方式,也有很大的优 越性,这是由其批评的对象决定的。绝大多数论诗诗所评论的对象是诗歌,而诗歌本身就是最具形 象性、最具意象性的艺术形式,它也是最具多义性与模糊性的。即使再缜密的理论分析,也难以把 一首含义丰富的诗歌全部道尽。另外,论诗诗所从事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说到底,是一 种审美活动。论诗诗的作者,实际上是在谈自己的体会,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所采用的语 言不可能像理论研究中那样精确严密,也可以说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表达方式允许读者在阅读中进 行合理再创造,作者只是以启悟的方式引导这种再创造。它不是理论说教,更不是理论灌输,而是 跟读者作平等的思想情感交流,同读者一起进行审美体验。虽然大多数论诗诗不像《文心雕龙》、 《诗品》之类的著作那样体系庞大,逻辑严密,需要精心构思,但正因论诗诗的体制短小,形式灵 活,只要是诗人,不管水平高低,都可进行创作。其作家队伍庞大,作品数量众多,论及范围广泛 。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与主张,而这些见解与主张往往会为那些体系庞大,逻辑严密的理论 著作提供最原始的素材,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论诗诗为中国诗歌理论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 低估的。(二)关于论诗诗的起源问题。有的文章直接把论诗诗的产生时间定为唐代,其形成以杜 甫的《戏为六绝句》为标志,在这方面学界已达成共识。但是如果进一步追溯其源头的话,论诗诗 的产生并不这样简单。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唐代,论诗诗已进入成熟期 ,之前它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一问题上,王英志先生对论诗诗的发展过程有这样的 论述:“以诗论诗的形式萌芽于《诗经》,成熟于唐代,其中又以李白的五古《古风(“大雅久不 作”)》、杜甫的七绝《戏为六绝句》、司空图四言诗《诗品》为上乘之作,对后世影响最大。宋 人陆游、戴复古、金人王若虚、元好问等皆承唐人之余烈,而成为论诗诗的一代作手。逮至有清诗 坛,诗歌创作出现了唐宋诗之后的中兴局面,论诗诗亦进入了空前绝后的繁荣阶段”。(《清人诗 论研究》P393)此段论述把论诗诗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了精当的描述,指出各个时期的名家 、名作,使我们对论诗诗的发展过程有了一个总体性的了解。林东海先生也在其《论诗诗论》(《 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一文中发表了类似观点:“论诗之诗发源于《诗经》。自此以后, 这种形式也就如同一条汩汩的水流汇入到我国诗的海洋之中。这条流水,自唐以后,除了干流而外 ,又分出两支叉流,即在一般的论诗诗外,又产生了论诗绝句和四言赞体这两种形式”。需要说明 的是,这里提到的四言赞体,是以司空图的《诗品》为代表的。笔者也认为,论诗诗的源头应该追 溯到《诗经》。以上诸家对论诗诗起源的论述,是极为有道理的。(三)对论诗诗的作家与作品的 研究。除了对论诗诗作总体研究探讨外,有很多文章对论诗诗的具体作家与作品进行了个案研究。 这类文章中较早的有蒋祖怡先生的《读杜甫的论诗诗〈六绝句〉》(《东海》1962年第5期) ,是为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年而作。在论诗绝句的发展过程中,杜甫的贡献突出,无论是诗 歌创作还是诗歌理论,他都起到了枢纽的作用,其论诗绝句以《戏为六绝句》为代表。因此,早有 专家很早就注重对杜甫论诗绝句的研究,如郭绍虞先生有《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因为论诗诗的 局限性,后人对这六首诗的理解是不一致的。蒋先生的这篇文章,结合当时的文献资料,对这六首 绝句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有助于人们对这六首绝句的解读。对其他作家与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还有 张展的《突破“江西”,追踪李杜———谈陆游的一些论诗诗》(《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杨开达的《海天波浪翻银屋,一缕焉能掣巨鳌———读兰茂的论诗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和《从李含章的〈论诗〉诗看其审美倾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胡晓明的《散原论诗诗二首释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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