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说作为一种文体,自其产生之初就被视为“末技小道”、“街谈巷语”,在其最初发展的一 千多年里,始终被排斥在正统文学的大门之外,难登大雅之堂,在经史诗词的光芒笼罩下,始终难 以取得受人尊重的文学地位。到了明代出现了小说繁荣的局面,客观上推动了小说观念的进步,出 现了李贽、冯梦龙、金圣叹等文学理论家,将小说的作用与经史相提并论,但这种认识并未受到社 会的普遍认同,也没有形成深入人心的观念。发展到清代,小说受文网的束缚更深,但仍然承继了 明代小说的繁荣,出现了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不朽巨著。历史发展到近 代,小说的作用和地位开始被重新认识,摒弃了旧有对小说的鄙视态度,而将小说的作用及其社会 价值提到很高的位置。并且这种新的认识并不局限在文学家内部,也被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所广 泛认可并大肆宣扬,从而成为一种时代思潮。1902年,《新小说》在日本创刊,梁启超《论小 说与群治之关系》载入该创刊号,文中第一次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文章中推崇小说的 地位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 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同时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 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并鼓吹“小说界革命”,得到了许多理论家的拥护,小说的功能 、特点、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得到全新地探讨。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称:“六经不能教, 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王无生也明确提出小说救国的口号:“吾以为吾侪 今日,不予救国也则已,今日成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①传统的小说 观念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被彻底打碎,在这一过程中虽然难免存在矫枉过正,但事实上恰在这一 过程中小说在文学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才得以真正确立。推究近代小说观念的成因,与近代小说理 论家的大力宣扬密不可分。近代小说在创作上十分活跃,作品数量惊人,作者之众多,读者面之广 阔前所未有,小说所传达的思想在社会上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记载, 1911年以前就有翻译小说近400种,小说创作约120种。而据阿英统计,“实则当时成册 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以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②,另有如梁启超主编的《新小 说》、李伯元主编的《绡像小说》、《小说林》等专刊小说的杂志十几种。大量小说作品的涌现促 使小说理论家认真探讨小说的艺术规律,客观地肯定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这就与千百年来轻视小 说的传统形成一定反差。而对旧小说观念冲击最大的则是“西来之学”的引入。随着鸦片战争的失 利,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了急剧的变化。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为宣传思想 的需要,严复、梁启超、夏曾佑等主张输入外国小说。1898年,梁启超力主翻译外国政治小说 ,作为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工具,他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开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 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能达到“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 为之一变”的社会效应。由此得出结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 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并肯定了英国某名士提出的“小说为国民之魂”的说法③。当时曾朴等 主张翻译国外小说,“务使我国小说界范围日扩,思想日进,于翻译时代而进于著作时代,以与泰 西诸大文豪相角逐于世界。”朱桂笙、徐念慈等也在译作序跋中积极介绍外国小说新颖的写作技巧 。随着中西文学交流的频繁,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外国文学的可取之处,开始大力译介域外小说 。可见近代文学中翻译小说的缘起,是与整个时代气息相吻合的,其最初的目的并不在小说本身, 而是服从于“改良群治”的目标。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较重要的翻译小说如:《佳人奇遇》讲 述欧美各灭亡国家志士及中国移民谋光复故土的故事;又如《经过美谈》演述上古希腊齐武国志士 驱逐斯巴达光复故土的故事。这两部作品都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时期以启发人民政治觉悟和宣传正 当理想为目的的政治小说。这类小说的译介对启发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促进维新运动起到了积极 作用。他们大多缺乏文学价值,但却促进了新小说观念的转变,小说再也不是末技小道,而成了改 造社会的工具。同时,许多社会改良派人士受此影响,还亲自创作或翻译小说,促使当时涌现了一 批政治小说,较著名的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陈天华的《狮子吼》。1899年,林纾译 《巴黎茶花女遗事》刊行,引起极大反响,此后翻译“言情小说”风行大江南北。1908年,鲁 迅发表介绍西欧进步文艺思想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与周作人合作编译《域外小说集》,次年在 日本出版。1913年,马君武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心狱》(《复活》)、曾朴翻译雨果的小说 《九十三年》(《九三年》)出版。对这种翻译小说大量出现的情况,陈平原先生做过统计:“1 906至1908年这三年为晚清翻译小说出版的高峰,分别为105种、135种和94种,大 致都等于创作小说的两倍。”④这种借小说,或以小(下转第103页)(上接第98页)说为手 段去服务于政治目的的观念逐渐得以确立,并在提高小说地位、推动小说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将小 说这一文体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了新时代中新的“载道”工具。如果从文人心态的角度分析,还 可以发现近代小说观念变革的另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近代文人大国意识的丧失。纵观近代历史,特 别是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人传统意识中的很多因素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而发生了观 念性的变化。辛亥革命所推翻的不仅仅是一个强弩之末的封建专制王朝,事实上也已经打乱了延续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意识继续维系的可能性。可以说辛亥革命在推翻满人统治、开创新时代的同时, 也掀起了社会意识的全面变革。其实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政治革命,都会对文人的思想形态产生巨大 冲击作用。而近代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就在于在王朝更迭的同时,还背负着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这 就极大地刺伤了中国文人原本就脆弱不堪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不得不开始“睁眼看世界”,不得 不用外来的标准重新审视世界。一方面,他们泱泱大国的中心意识彻底丧失;另一方面,也催生出 有识之士变革图存的强国理念。在这一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下,传统诗赋观念被文人摒弃,转而寻求 更易被大众接受的文体,以便于承载他们的革新理念,小说这种历来被轻视的俗文学,以其通俗性 、娱乐性进入了文学家改良家的视野。面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缓慢,小说理论贫乏的事实,梁启 超在《小说从话》小序中指出,由于封建“士大夫鄙弃不道”,以致“诗话、文话、词话等”“汗 牛充栋”、“唯小说阙如”,直到明清之际小说批评才以序跋、评点、笔记等形式零散出现。但当 时对小说的批评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更缺乏统一衡的量标准,因此他呼吁理论家关注 小说理论研究。他又进一步提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 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从中也可以反映出其文体进化论的思想,这显然是引入了西 方进化论的理念来关注本国文学,从而提出走俗语文学道路的主张。可见,在这种文体进化发展观 的指引下,小说繁荣就成为一种趋势。通过对近代小说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的考察,不难发现这一 时期许多激进的文学家有意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有的甚至完全颠倒了小说和社会的关系。夏曾佑 的观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小说能够“膨胀东西剧烈之风潮”、“揽古今厉害之界限”、“影 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小说还可以成为“学术进步之导火线”、“社会 文明之发光线”、“各人卫生之新空气”、“国家发达之大基础”⑤。这种对“文以载道”传统的 偏激强化,实质上并不利于小说的发展,“它不仅造成了近代小说的平庸,而且影响了中国小说的 长远发展。为了这一选择,中国小说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⑥鲁迅就曾批评清末的小说创作, “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 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⑦。但无论如何,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过程中,在一系列文学理论 家的评论和创作过程中,传统轻视小说的观念被彻底摧毁,小说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推 动历史变革的武器,小说发展逐渐走向繁荣,更重要的是小说观念发生了彻底变革。论近代小说观 念的成因@马越$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近代文学也随之发生观念性的变革,由原来对小说地位的轻视变为对小说社会作用的强调。这种 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西方文艺思潮冲击所致,另一方面也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国意识的丧失有关。由此,有识之士开始寻求用文学观念的变革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道路,从而促成了近代小说观念的形成。近代;;小说;;观念;;变革①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②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③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④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⑤夏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⑥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小说,或以小(下转第103页 )(上接第98页)说为手段去服务于政治目的的观念逐渐得以确立,并在提高小说地位、推动小 说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将小说这一文体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了新时代中新的“载道”工具。如果从文人心态的角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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