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一个致力于文体变革的先锋。他善于突 破一切既定的文学样式的束缚，总是在创新的尝试 中构建出具有开拓性的文本。多年以来，由于革命 视角和现实主义的评价尺度占主导地位，其文本的 战斗精神总是遮蔽了它的美学思想。《故事新编》的 研究也存在着解读的单一性。时代发展到今天，我 们突破传统话语的束缚和禁锢，还原《故事新编》的 艺术本真，并梳理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不无一定的 意义。 长期以来，对(故事新编)的解读，一直争论不休。 奋迅自己说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11~;有 人认为是“一翻润卜凡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121;有 人说它是“历史小说”131，有人说它是“卓越的讽刺文 学”l4>，有人说它是“一种以所谓历史小说的形式写 出来的讽刺小说”151，有人说它是“以‘故事’形式写 出来的杂文”l’1……同一文本的解读，出现如此众多 分歧的定义，充分显示了《故事新编》内涵的丰富性 和复杂性。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挖掘，个性自由的极 力推祟，国家命运的怀心关注，使普迅小说透出一股 通人的激情，同时，个人命运的不济，国家时局的棍 乱，又使其文本表现出一种绝望而不停战斗的虚 无。鲁迅历时十三年创作的《故事新编》，充分展示 了他激情的战斗与绝望的虚无之间的精神矛盾，他 徘徊于古代与现代之间，解构与建构相互扭结，形成 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喧哗局面。 一、“人”的还原与英雄的尴尬 《故事新编》以戏谑的手法，抹去了古代神人、圣 人身上的光环，还原了他们世俗的、具体存在的一 面。神人、圣人失去了长期以来负载在身上的意识形 态，不再显得虚无缥缈，高不可攀。神圣人物纷纷降 格，变得有血有肉，亲切可感。后现代主义认为，“英 雄圣贤、宏灾巨难、伟大的探险、祟高的终极，全消失 了。”171‘柳，当宏大叙事消解之后，原先的英雄圣贤被 一个个普通的、世俗的个体取代，这些个体是一些无 中心的主体，不再代表一定的宏大的意识形态，不再 体现一定的伦理道德意志。原先异常高大的神人、圣 人，被拉至生活的底层，还原为一个个有欲望、有缺 陷的个体。 奋迅首先从人物外貌上将神人的绷缈、圣人的 道貌岸然还原为一个个世俗形态的人。肩负造人和 补天两大神圣使命的女姗，本该是神来神往、呼风唤 雨的天神，却经常哀叹“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 过”。而代表中国文化的老子和庄子，却一个“好像一 段呆木头”，“没有牙齿，发音不清，打着陕西腔，夹上 湖南音”。一个是有“黑度面皮，花白的络肠胡子”的 “糊涂虫”，全然没有了古代文化中远离世俗而超脱 职逸的君子形象。治水英雄大禹，“是一个粗手粗脚 的大汉，黑脸黄须，脚弯微曲。”这样一个乞丐式的人 物才是民众化的真实形象。“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 上面坐着，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 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 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一般的老茧。”禹这种不拘 小节的俗人形象，既体现了他治水的艰难和辛劳，也 距离传统历史中的圣人很远。在这些人物身上，以 往的文化遮蔽得到了消解，体现了一种浓浓的生活 气息。作家让相距几千年，甚至远古神话中的先贤 们生活在现代人中间。 赋予这些神人和圣贤以平凡人的世俗情感和行 为，是小说中解构的一个主要方面。拎土造人的神 圣使命，是出于墉懒的女蜗一觉醒来，身上感到有一 种莫名的性的冲动与失落。而造出的“小东西”仅仅 只是她性失落中打了一个呵欠之后，开始从海水中 捞些软泥揉捏的产物。一方面女蜗的神圣形象遭到 了解构，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妄自尊大、雍容华贵的 贵族阶级而言，也只是女蜗手下随意揉捏出来的“小 东西”，同样也遭到降格。《奔月》中的后界，整天为 三餐而奔波，献给嫦娥的只是一年到头的“乌鸦炸酱 面”。他黄昏归来，“在垃圾堆边墉懒地下了马”，硬 着头皮向嫦娥讨好。当年射封泵长蛇的后弈，却将 老婆子家的一只黑母鸡看成一只大鸽子;面对漂亮 的妻子嫦娥，为整天只能吃到乌鸦炸酱面而惭愧;他 也会因肚子饿时“骨碌骨碌”响而焦躁。这些不食人 间烟火的神，降格为一个个肉体凡胎的寻常人。 颠覆崇高、消解神圣，彻底地还原神与圣人以世 俗的人的面目，其本质是鲁迅人的观念的体现，是鲁 迅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一种追求和努力。他在颠覆 各种压抑“人”的文化遮蔽物的同时，恢复了人的世 俗存在的一面。对于鲁迅来说，不管是封建传统文 化，还是政治意识形态，都构成了对个性的束缚和压 抑。自由的人应是一个消解了文化压抑的个体，这 与“具有某种几乎是无个性特征的生存状态”的后现 代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吻合。可见，他将神圣降格为 世俗，将英雄拉至凡人的地位，并非要凸显神圣的伟 大，而是通过对他们的颠覆和消解，来展示普通人的 生存境遇，以探求“人”的真正内涵。 同时，消解和颠覆后的“英雄”在鲁迅的笔下处 于一种尴尬地位。一方面，面对一个纷乱的时局，他 渴望有一批足以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出现。尼采的 “超人”形象、“脊梁式”的人物是他的追求。“我们从 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 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 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 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8>‘P62)因此，他塑造了“三过 家门而不人”的大禹、舍身为眉间尺报仇的黑色人、 为避免生灵涂炭而奔走的墨子等英雄人物。他将他 们从传统文化的光环中拖曳出来，恢复他们人性的 真实存在、与西方后来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消解 的同时他极力建构了一批具有凡人性格的英雄主 体。后现代主义将主体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没 有中心的个体。他们丧失了理性，没有追求，没有动 机，只是存在着。而鲁迅则是在解构中寻求个人主体 的真实存在，这是对长期以来压抑性专制文化的一 种极端反抗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将文化遮蔽之下的 个体解放出来，可见，解构之中蕴涵了建构，建构体 现了解构。 然而他在建构英雄的时候，又处于一种怀疑的 心态中。他一面思考英雄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对英 雄能否出现，如何存在表示怀疑。墨子避免战争而为 百姓奔走，鞋底磨破了，脚起茧了，就撕下一块布来 包了脚继续走。天黑了，墨子就在农家的檐下睡到天 明继续走。当他说服了楚王不战之后，却“一进宋国 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 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外 响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 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墨子历尽艰辛，为民众赢得 了不战之机，却没有受到民众的爱戴，反而受到不该 有的“礼待”。鲁迅在这里质疑英雄的命运，实际是对 英雄的出现作出一种怀疑性的消解。对英雄存在的 质疑，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国民劣根性的针贬，同时也 体现了他对时代，对人性的真切把握。 如果说墨子的英雄行为没有被民众理解，反而 遭到迫害，那么大禹身上，则体现了传统文化对英雄 的消解性同化。大禹抛弃前人的传统，以“导”代 “湮”，制服了洪水，“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 凰也飞来凑热闹了”。而随后的大禹呢?“吃喝不讲 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 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勤俭朴素，为 民众谋平安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注重吃穿的官员。英 雄被极为“合理”地消解在传统的礼教文化之中。大 禹被传统礼教文化“合理”同化，墨子则被民众和官 方不予认同，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丧失了英雄的 主体性存在，甚至个体的生存也遭到了威胁。鲁迅在 对英雄的解构和建构之间，将英雄置于一个非常尴 尬的地位。 英雄的尴尬，进一步体现了鲁迅对人的命运的一 种独特思考。他所关注、思考，并用生命去探索和论证 的，是一个几乎被全民族遗忘而极其严峻的个人人格 的生存问题。这里有其自身的人生体验，也有他对国 民性的独特看法。一次次的人生打击，将原先满怀启 蒙热情的自我置于一个怀疑甚至虚无的状态。他曾对 许广平说:“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 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l9>(P17，)这种矛盾 的心态直接影响了鲁迅对英雄存在的思考。一方面， 他期盼英雄的出现，并且自身也在努力实践着;另一 方面，他又担心英雄的命运。可以看出，鲁迅在这里 并非执意要塑造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而是处于解 构和建构之间。这种心态，既来源于他自身面对社 会的人生体验，也体现了他对人生生存状态的切实 把握。 其二，历史的消解和深度的寻求。《故事新编》的 主旨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 说。”历史是他建构小说文本的一个凭借物，也是消 解历史意识的一个立足点。从对《故事新编》所依据 的历史文献的考证来看，鲁迅在创作过程中对史料 的处理是非常严谨的，确实做到了“言必有据”;但另 一方面，他所采用的史料又都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做 更为深人的考证，没有挖掘出新的史料纳人小说文 本之中。可见，鲁迅并不是要写历史，而是仅仅提供 了一个历史的框架，在史料中夹杂了大量的现实生 活情节，在历史的框架中插人小说的叙述，从而形成 一种演义效果。这正体现出《故事新编》独特的历史 观念:他的历史小说不偏重于历史与现实任何一方， 而着眼于二者之间的临界点，通过现实生活情节的 介人，用小说的叙述对历史进行重新建构，从而实现 了对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具有神圣性及崇高意义的 观念、人物、历史话语的消解。考察《故事新编》的文 本，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鲁迅以“博考文献”的方 法，编织一个可供消解的历史文本;另一方面，又以 大量现代生活情节构成的现实文本的介人，展开对 历史的重构，二者相互消解，使读者在对文本的解读 中逐渐失去对历史本身的信任度。这样，历史意识 只是作为作家个人意识的折射，消解在历史文本与 现实文本之间。 《故事新编》的历史文本缺乏鲜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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