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梁实秋是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充分整寻、重估 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形成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带有古典色彩的自由主义文化理想。自由主义是其 文化姿态,古典主义乃其文化理想,在人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上,通过人性论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 形成个人化的自我表达。它不仅构筑起梁实秋对现代中国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的独特历史思考和价 值追求,并以其异质性的话语和姿态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多样形态的一种有益补充。文化启 蒙:自由精神与独立不倚的人格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后,启蒙成为时代主潮。倡导者们首 先从西方文化思想的武库中借来这种重个体的个性主义利器,以此来抨击和改造以血缘家族为基础 的重群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高扬“个人主义”的大旗,提倡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对人的自由 、个性、权利、独立的追求和向往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力度。正是在西方文明洗礼与五四时 代浪潮的双重影响下,梁实秋建构起自己个人主义的价值尺度。三十年代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 和社会革命的风起云涌,文学的政治化倾向空前加强,启蒙思潮淡化并逐渐走向边缘,但梁实秋依 然执着于自我,坚持文化启蒙,主张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希望通过思想、文化的改造,实现民族 的新生。梁实秋是中国20世纪初远涉重洋“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较早的留学生之一。西方价值观 ,特别是自由主义对人的追崇和肯定,对自由、人权、科学、理性等价值原则的提倡,唤起了梁实 秋的个人意识,实现了自我的觉醒。以西方价值体系和多元文化思想为参照,梁实秋信仰民主的价 值取向,重视人的精神自由和个体的自主性,追索人的价值,企图不依附任何政治力量而对权威采 取独立理性的批评态度,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和秩序。基于此,他不再似传统士大夫般独守自 己心灵一隅,而是以独立的自由者立场,大胆参与社会,表达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主张,在个体的社 会实践中实现自我独立性。在《副刊与我》中,他公开声明:“国家是需要统一的,对外是需要团 结的,但是思想是不需要统一的”,大胆宣称“不主附和”的办刊宗旨,显示其独立思考的勇气。 他坚持多元并立,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统一,因此斡旋于左翼文学和国民党御用文学之间,他既反 对国民党鼓吹的三民主义,认为“当局要用‘三民主义’来统一文艺作品,然而我就不知道‘三民 主义’,与文艺作品有什么关系,我更不解(国民党中央)宣传会议决议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 何就真能产出三民主义的文学来”<1>,同时也反感普罗文学苏联式的文艺政策,批评其“以政 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2>,呈现出“不偏向”的 独立超然的价值取向。他抨击时弊,揭露黑暗,怒斥国民党以党治国,有为非作歹的充分自由,“ 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3>,公开著文指责政府“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 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4>,抗议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下屈服,而对内则 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下实行统制”,认为“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5>。甚至在国民党围剿 查禁普罗文学时,他大胆站出来仗义执言,为普罗文学进行辩护。在他看来,自由、人权、法制是 民族进步的前提和基础,提出“赞成各种主义的信仰者都有充分的出版言论自由”,呼吁“我们反 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可见梁实秋始终将个人的尊严和独立视作 一种至高的神性,强调个人的价值,正是在对人的内在精神自由和自主的不懈追求和关怀中,体现 出其以启蒙精神观照客观世界的理性姿态。中西合璧:理性和谐的古典主义价值追求作为白璧德的 忠实弟子,梁实秋不仅接受了其新人文主义思想,并经由他吸取了西方古典主义崇尚理性,强调纪 律,追求古典美的价值标准和形式要求,这些与其所受的传统教育形成内在精神的契合。由此,梁 实秋在中西传统文学与文化的思想资源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点,形成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古典主义价 值理念,并确定了自己的精神思想空间。以古代希腊、罗马的美学理想为典范,梁实秋提倡理性, 视理性高于一切,认为只有普遍理性才是人类最高的属性,也是达到精神最高境界的起点,反对任 何欲望、情感的泛滥。在他看来,人是复杂并善恶交织的,需要以理性这一“最高的节制机关”来 加以“内在的控制”才能达到“健康”和“标准”的常态。这里,理性不同于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 科学理性精神,而是以理性为节制,引导情感合理适度地宣泄,在一种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中实现个 人社会伦理精神与道德生命的重建。因此,梁实秋的理性实质上是一种伦理理性,代表着人类理想 的伦理道德规范,强调人只有“在超越了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 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6>,典型反映了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和追求。从此出发,他反对极端的 个人主义和激烈的社会革命,要求节制,主张通过理性的力量,约束个人的情感和行为,以和平渐 进方式改变社会政治环境,实现人的自由与价值多元化;同时提出文学的纪律,即理性的节制策略 。强调文学的严肃性,认为“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 ”<7>,“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要求作家“以 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7>,坚持情感与想象只有在理性节制之下,才能产生真正健 康的艺术,生出伦理的效果。这一主张直接导致了新格律诗理论与创作的勃兴,使新诗的形式美重 新得到确认,并促成中国新诗进入规范化的理性自觉时代。基于以上认识,梁实秋将古典主义和谐 均衡的古典审美理想与中国儒家温柔敦厚、中和节制的美学观念相结合,推崇“合适”原则。在他 那里,理性节制情感不是放弃情感,不是“存天理,灭人欲”,他只是反对情感的毫无节制的自我 扩张,强调情感处理上的一种法度,要求情感与理性相偕,达到伦理上的和谐,重建和谐均衡、适 度典雅的现代审美规范,以期对五四新文学中浪漫无度的情感,无政府想象混杂的局面进行救治和 反拨。因此,梁实秋对于当时五四新文学进行了整体性地批判和否定。他批评浪漫主义文学中存在 的无节制想象和感伤主义泛滥的流弊,“人们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自由”,“把监视着情感的理性 也扑倒了”<8>。反对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不限制情感,没有表现普遍常态的人性。指责现实主 义客观反映现实,揭露生活黑暗,损害了古典主义“合适”法则,强调“题材的选择”。显然,梁 实秋对五四特定的历史环境缺乏深刻认识,对新文学的批评有失偏颇,但亦显示了某种片面的深刻 性,对革除文学创作中的时弊有一定警示作用,反映了他对文学审美现代性的独特追求。不仅如此 ,作为深受中西文化双重浸染的知识分子,梁实秋以复兴中国新文化为已任,既崇尚古希腊、罗马 和欧洲文艺复兴文艺,又崇尚中国古代文化。认为旧的未必就是坏的,“历史文化的传递是连绵不 断的,文学的源流也有它的脉落和传承,一代一代去包含那丰富的文化遗产,文学的内容才能够博 大,才能够精深”<9>。指出外国的也不尽都是好的,不加节制的引进外国的东西,只能失去传 统的根基,造成混乱,显示出面向古典和西方的理性智慧与批判眼光。为此,梁实秋对五四时期彻 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欧化之风只知破坏而不图建设极为不满。批评五四浪漫主义者有一种“ 现代的嗜好”,认为凡是“现代的”就是好的,凡是外国引进的是新颖的,凡是本土传统的都是陈 旧的,使广大青年“对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则过分的轻视了”,导致“近数十年来优秀文艺作品之贫 乏”<10>。这里,梁实秋以多元开放的思维和胸襟,现代的气度,冷静地维护传统,强调历史 的连续性和传统的有效价值,以反拨五四新文化彻底反传统的极端倾向,企图复活中国文化的理想 以之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抗衡,包含着以古为契机,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深刻动机。独特的个人表达: 人性论的文学实践途径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对人性进行伦理规范是梁实秋在其文学观念上倡导人 性论的文化基础。承袭古希腊艺术精神及儒家中庸节制文化传统影响,梁实秋重视文学表达个人的 伦理情感,这使他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中获得共鸣。他关注人,“注重现实生活,不涉玄渺 神奇的世界”“注重人性修养,推崇理性与'伦理的想象',反对过度的自然主义”<11>主张 文学应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描写和表现永恒的常态的人性。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精神的烛照下 ,“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在五四文学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充分重视与表现。周作人以自然人性为 基础,提倡在灵与肉的统一中表现人;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注重描写人的现实生存 与精神苦疾;创造社崇尚自我,注重个体生命的自由与张扬;而梁实秋则极力倡导在文学中表现常 态的人情人性,追求人抽象普遍的道德伦理价值。认为“文学作品之是否伟大,要看它所表现的人 性是否深刻真实”,文学的任务即在“于森罗万象的生活状况中去寻索其潜在的人性的动因”<1 1>。在他那里,人性不仅是文学创作应表现的普遍固定的内容,还成为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理 性节制乃人性之本,亦是梁实秋文学理想中的最高境界,其中渗透着新人文主义与儒家以理抑情的 思想。在他眼里,人性即是理性和普遍常态性,反对“与自然同化”。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 普遍的,正是以其有理性的纪律为基础”<12>,强调理想人性的标志就是以理性节制情欲,即 “伦理的乃是人性的本质”,因此他的人性某种程度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性和普遍性。正是通 过理性、节制和纪律,个体内在精神达到和谐并实现一种更全面更完美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 人性,与卢梭推崇的自然人性明显不同。至此,他所理解的人性脱离了纯粹自然主义与极端浪漫主义范畴,而向古典主义倾斜。立足于人性,梁实秋既反对文艺的超然独立,又反对把文艺作为宣传的工具,主张与现实保持一定审美距离的同时,关注现实人生,强调文学“须不悖乎常态的人性,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7>“求情感之涤净”,“使人摆脱情感之重担,神志于以更为清明,理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论梁实秋的独特文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