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史记》,犹如一座叙事艺术的宝藏,历代文人学者都曾不断的探掘、开发,从汉代扬雄、班固 ,到唐宋的韩、柳、欧、苏,以及明清的古文家、评点家,近现代的研究家。历代对《史记》叙事 的研究,各有特点,取得了不同的学术成就,这里,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两千多年的《史 记》叙事的研究略作回顾,以促进《史记》叙事研究走向深入。一、汉魏六朝:
起步阶段 《史记》 问世后,首先得到了西汉扬雄、桓谭等人的赞许。扬雄在《法言·重黎篇》中说:“或问周官,曰 :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在《法言·君子篇》中说:“多爱不忍,子长也 。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①“实录”说为后代《史记》的叙事研究定下基调, 而“爱奇”说则揭示了《史记》叙事风格形成的创作主体因素。桓谭在《新论》中说:“通才著书 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②这就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肯定,一司马迁是通才人物 ;二《史记》是一部宏大的叙事著作。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有深入地研究,他们对《史 记》叙事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总结《史记》的编纂体例,肯定其开创纪传体之 功。班彪说:“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 ,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又说:“司马迁序帝王则曰 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③其次,高度评价司马迁的史才和《史记》的叙 事价值。班氏父子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④在古代史学评论中,“良史之材”和“实录”可以说是对 史家和史书的最高褒奖。第三,称赞司马迁博学,《史记》内容广泛。班彪认为“若迁之著作,采 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播也。”班固也盛赞迁之博物洽闻,“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 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第四,赞赏《史记》详近略远的叙事原则。在班彪看来,“迁之 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班固也认为:“其言秦汉详矣。”第五,叹服司马迁的文采 。班彪赞扬《史记》“文质相称”,《汉书》称司马迁等人“辩知,达,溢于文辞”,“文章则司 马迁、相如”。《史》、《汉》叙事的比较,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现存最早的马、班异同论见 于《晋书·张辅传》: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 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 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 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 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⑤张辅比较了《史记》、《汉书》,认为《史记》在叙事 上明显胜于《汉书》。主要表现在:一、《史记》叙事简练;二、《史记》叙事从大处落笔,中等 琐碎事情不记;三、《史记》写人记事能够评价公允、客观公正;四、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难度远 远大于班固的因袭摹仿;五、《史记》叙事既有文采、辞藻华靡,又真实可信、详略得当,是一部 优秀的史著。虽然张辅的“文字多寡论”常招后人诟病,但他对《史》、《汉》叙事优劣的主要判 断是正确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南北朝时期文尚骈俪,虽然《史记》文名不彰,但是南朝(梁) 刘勰《文心雕龙》中仍涉及对《史记》叙事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刘勰确立了实录的 叙事规范,充分肯定了《史记》的“实录无隐”、秉笔直书(见《文心雕龙·史传》)。二、刘勰 对《史记》叙事结构有所肯定:“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 ,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⑥他认为,《史记》按本纪、列传、书、表分类,将政治、军事、制 度、文化、外交以及种种人物包罗在内,容纳了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制度的变 迁,从而建构了一个宏大有序、共时性与历时性交架一体的富有生命感的叙事世界,所谓“得事序 ”;而这种用各种体裁来概括事件、人物、政治体制的结构体系又是司马迁的一种独创,所谓“殊 古式”。总之,起步阶段《史记》叙事的研究是粗浅的,特点是概括式的评语多,分析少。二、唐 宋时期:发展阶段唐宋时期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唐代编纂了《晋书》、《 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史著,它们全都 采用纪传体,从体例上确立了《史记》“正史”之尊的地位。唐宋科举制度中以《史记》、《汉书 》、《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形成了学习《史记》的良好风气 。以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为代表的唐代《史记》注释的问世,既体现了唐人 对《史记》研读的深入,也对《史记》之后的流传和推广发挥了巨大作用。唐代中后期,随着古文 运动的兴起,《史记》的文学批评逐渐摆脱对史学批评的依附地位,走向独立。唐宋时期专门论《 史记》的文章、笔记数量大增,唐代有48位文人撰写《史记》论文,宋代有69位文人撰写38 1篇《史记》论文。唐宋时期《史记》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史学家从史学理 论上、古文家从写作技法上分别对《史记》的叙事进行了初步总结。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作为我 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论著,其中许多篇章都接涉及叙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叙事的重要性 ,二、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三、历史叙事的繁简问题,四、史书叙述的语言和所传人物语言的不同 。《史通》在这四个方面给予《史记》很多肯定,但《史通》对《史记》叙事不合情理的地方也有 指责。刘知几说:“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 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病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 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贻误后学,不其甚邪!”⑦这是说司马迁混淆了文学虚构与 历史事实的区别。刘知几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批评《史记》的文学性虚构叙事,这是情理中的事。文 人对《史记》的叙事技法也有总结,例如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指出《史记》的文章有“如骏马下 驻千丈坡”的气势和力量,造成这种文章风格的原因是司马迁善于运用“重沓熟复”的方法。通过 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造成语意的呼应,感情地回荡,增加文章的气势和力量。刘将孙在《萧达可 文序》中说:“太史公之鼓舞变化,类常事小节,他人以为不足传者。”点出了《史记》善于以小 见大的叙事特点。苏洵首先指出《史记》叙事上使用了“互见法”: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 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 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编入里时期,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 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⑧“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 ,这就是《史记》的互见法。这个发现,开拓了《史记》研究新领域,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史记》 的写人叙事提供了新的思路。2、《史记》体例——叙事结构的研究成为热点。司马贞在《史记索 隐序》、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序》、刘知几《史通》“六家”、“二体”中对于《史记》所开创的 纪传体给予了许多肯定性的评价。尤其是皇甫专门写了《编年纪传体》一文,进一步细致地分析了 编年、纪传二体的短长,盛赞了司马迁创立的“五体”,他认为,纪传体好处很多,可以传之不朽 。3、对《史记》的叙事风格进行了初步的总结。韩愈提倡向《史记》学习,认为《史记》“雄深 雅健”,柳宗元也推崇《史记》,称“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此后,“雄健”、“峻洁”成 为《史记》美学风貌的定评。此外,苏辙提出“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 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此论开后世《史记》山川助文章的先河。概言之,唐宋时期 形成了史学家、文学家共同研究《史记》的新形势,尤其是古文家开创了评论《史记》的风气,使 《史记》的叙事研究有了一定的拓展与深入。三、
明清时期:兴盛阶段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 为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明代刻印《史记》达20多种,对于推动《史记》研究起了积极 的作用。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高涨,《史记》的研究价值随之提高。前后七子“文称左迁,赋尚屈 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续藏书·何景明传》),清代桐城派更是将《史记》抬到 了古文宗主的地位,称“《史记》如海,无所不包,亦无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此书者。 ”归有光评点的《史记》在当时被奉为秘籍,这既是对归氏的崇信,也是对《史记》的膜拜。明清 两代科举考试的应试文体八股文对写作规范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促使文人更加积极于文章写作技巧 的挖掘,追求文章写作方法就出现了评点。清人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记载:“评点始于南宋诸儒 ,当时选本,若宋楼编《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宋吕祖谦编《古文关键》二卷,宋谢枋得编《文章 轨范》七卷,卷中始有评点勾抹,后世皆称善本,即《四库提要》亦言其善。后来明人踵行其法, 变本加厉,几于无一书不评点。……其实评点能启发人意,固有愈于讲说,姚姬传郎中鼐亦尝言之 ,曾文正公国藩至谓之评点学。”⑨明清两代掀起的评点高潮,将先秦两汉的散文评点殆尽,《史 记》是评点率最高的一本书。明代《史记》评点家有80多位,清代有300多位,可见一斑。⑩ 明清《史记》评点主要是就文论文,从文章写法角度评论《史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杨慎的 《史记题评》、茅坤的《史记评钞》、何焯的《读史记》、(明)归有光、(清)方苞的《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吴见思的《史记论文》、汤谐的《史记半解》、牛运震的《史记评注》、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李晚芳的《读史管见》、邱逢年的《史记阐要》等是影响大、成就高的评点著作。他们对《史记》叙事的评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
评点《史记》叙事的章法脉络。明清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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