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近些年来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总的来说,这些研究 主要关注传教活动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中国社会对此的反应、对传教士所带来的文化殖民的批 判分析,以及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的探究,但对其能起作用的原因探索不够。笔 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不妥之处敬祈同行指正。一众所周知,近代史上 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共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中国的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 习华语,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1>(P19)并提出对华实行“学术传教”的思想。耶 稣会士们展示了他们带来的西方的奇器异物和科学技术。如他们带来的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 《万国舆图》,引起了明清士绅的注意和好奇,尤其是在《万国舆图》上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 家,表明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冲击了“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一大批书如《几何原本》、《同 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为明清中国打开了通往“西学”的窗口, 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 开始传入中国。如梁启超所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 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象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利玛窦…汤若望等,自万历末 年至天启崇桢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等都和他们交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 ……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 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徐诸人的影响不少。”<2>(P3、P8-9)同时,优秀的中国文 化也被介绍到西方。传教士不仅向欧洲发回大量的书信和报道,而且还翻译了中国经典。如利玛窦 于1593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殷铎泽1667年翻译了《中庸》,称为《中国 的政治道德学》。据统计从1645年至1742年,经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去的关于中国文化的 书目达262部之多<。3>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译著,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反响。比如说,中 国传说中的伏羲时代,比起旧约全书创世记中上帝降大洪水的年代还要早,这使西方传统的历史观 受到了冲击。第二次是在鸦片战争后。特别在1860年以后,传教士借助于西方炮舰的威力和强 压给中国的“宗教宽容条款”在中国大规模传教。他们也利用了多种方式来传教。主要有:(1) 建学校。据报道,1906年,仅新教在华创办的小学已达2000余所,专业学校近400所, 有学生57683名<。4>(P637)1914年,天主教和新教共办学校1.2万余所,在 校生25万余人。这个数字占当时中国学校总数的1/5,在校学生总数的1/6<。5>(P1 26)虽然这些学校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宗教的色彩,但传教士均来自西方国家,因而他们所办的学 校也必然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某些特点,与当时的国子监、书院、私塾等封建教育机构相比,其先 进性是十分明显的。(2)办报刊。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 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据统计,到189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 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76种<。6>(P19)其中最有名的当属1874年由美国传教士林 乐知创办、李提摩太主编的《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这是一份集传教布道、新闻 通讯、中外时事评论、中西学介绍与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刊物。“以其对中国的贡献而言,则于变 法鼓吹以及格致知识之介绍为功甚大。”<7>(P10)(3)译书。传教士或独译或与中国学 者合译了大量有关科学及政史学说方面的书籍。代表人物如林乐知、傅兰雅等。林乐知,1867 -1883年就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要翻译了《格致启蒙博物》、《万国史》、《列国岁计 政要》等10余部<。8>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工作长达28年之久,所译书主要有《声学》、 《代数学》、《各国交涉之法论》、《富国须知》等210余种,共涉及到自然科学、应用科学、 军事科学、历史及社会科学和字典等各方面内容<。9>(P65-82)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 40年代来华的理雅各。他在中国著名学者王韬协助下,将中国儒家及其他经典全译成了英文,并 作了详细的注释和介绍,取名《中国经典》,共28卷。其中的一些译本至今仍被西方学界视为中 国经典和其他古典文献的权威译本。二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传教士在两次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 起的文化媒介和载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再被历史选中来完成中 西文化交流任务的,恰恰是传教士,而不是别的团体,如来华军人、商人或政客?本文拟从三个方 面进行粗浅的探析。第一,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以“地理大发现”为开端的资本主义全 球性扩张,经济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使基督教要改造和传遍全世界的愿望被重新唤起。 近代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及澳洲仍是几 个相对隔离的大陆。地理的阻隔、交通的限制、语言的障碍和经费的匮乏,大大限制了人类文明的 交往。世界各大洲隔绝状态的真正打破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此后,随着 各地海陆交通的发展,各大洲之间的交往和经济联系逐渐加强,世界意义上的市场也逐步形成,“ 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10>(P110)东方古老的中国也不可 避免地要被卷入这个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国内有限 的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都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因此需要为资本的拓殖开辟广阔的空间 。随之而来的全球性的殖民活动和商业活动,使世界各大洲都从属于欧洲,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 或半殖民地。经济、军事输出导致文化的输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化也必然导致其文化、意识形 态领域走向全世界。如果一种文化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它必然要致力于用自己的文化价值把异域的 文化形态通约。基督教,作为当时整体上先进于中国封建文化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文化形态,如历史上有名的“十字军东征”。近代史上, 基督教文明更是随着列强的海外扩张和殖民的足迹而遍及全球。最终,中西遭遇不可避免。西方一 方面要建立以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又要建立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世界宗教。不管是世 界经济还是世界宗教,都离不开中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因而近代传教士来 华产生的文化效应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推动下的人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第二,作为世界 性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普世精神和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感。这种精神和使命感激励着传 教士在全球范围内宣教,进而谋求让“中华归主”。首先,传教士大规模来华的直接原因是,18 世纪末19世纪初,英美各地福音派教会的福音奋兴运动,使新教各宗派大举东来,掀起了海外传 教的热潮。18世纪,英国卫斯理兄弟在英格兰建立第一个传教组织,在英伦三岛掀起了一场灵性 奋兴运动,大大激发了社会下层的宗教热情。在这种奋兴运动的刺激下,新教各教派开始建立海外 布道组织,决心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在英国的影响下,18世纪末,旨在复兴基督教福音的“第 二次大觉醒”运动在美国兴起,这项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直接刺激了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一是在 大觉醒运动中兴起的至善论否定了加尔文的预定论。被誉为“近代宗教复兴精神之父”的查尔斯· 芬尼宣称,人的得救并非已被上帝预定,“罪是一种自发行为,理论上是可以避免的,因而人类达 到至善之境亦是可能的。”<11>(P460)至善论使异教徒获得救赎在神学上成为可能,从 而大大唤起了人们的传教热情。二是在大觉醒运动中兴起的基督复临论认为,耶稣基督不久将再次 复临人间,建立理想的千禧年,信徒将获得永生,罪人将受到审判和惩罚,唯有立即皈依基督才有 出路。为了迎接千禧年的来临,信徒必须在人间宏扬基督精神。这种理论使海外传教的迫切性突出 地摆在了教会团体的面前。英美福音派教会的宗教复兴运动并非一场纯粹的灵性奋兴运动,同时它 也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自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造成普遍的社会贫困和严重的异化现象, 一向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的基督教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传教士不仅提倡灵修,而且办教育、兴福利、 从事社会改革,把建立人道主义社会秩序作为他们的职责。在社会福音运动影响下,通过教育、慈 善和改良活动,在人间建立公正合理的上帝之国成为基督教徒(尤其是新教徒)的使命。正是这个 特点,使来华传教士在进行宗教布道的同时,兼顾了社会改革和文化传播工作。新教对“世俗性” 文化事项的热衷已不仅仅是一种服务于布道策略性措施,而已经成为其“福音事业”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有的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作“传教工作的专业化”,视为教方“新制度”的体现,这种新 制度的一个重要趋向便是“世俗化”<。4>(P617-618)推动“世俗化”的使者便是传 教士。其次,第四次涌入中国传教的大部分是新教传教士,新教传教士之所以更具有宣教热情,除 了以上原因外,重要的是新教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这表现在:(一)新教 是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而宗教改革又是在14至16世纪欧洲各地先后显现的资本 主义萌芽以及与之相配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推动下产生的。(二)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教义客观上 促成了西方工业生产模式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认为“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 ,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12>(P277)新教教义更是被马克斯·韦伯看成西方近代精神的源头。正是这种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使新教不可避免地带上更为浓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最后,传教士能够广泛从事文化与学术活动,固然与其传教政策有关,但传教士本身的文化修养与素质,以及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深刻了解与掌握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因为无论是天主教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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