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沉默鲁迅”(1912—1917)的日记之中,从他开始于“沉默”时期的汉代画像收 藏之中,我们能够感到一棵生命力充实饱满但又的确处于冬眠状态的“生命之树”的存在的话,② 那么,当1917年中秋之夜,“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1>(第14卷,P285)这样的 词句在《日记》中出现时,人们就可以想象———鲁迅生命中期待的“春日阳光”真的出现了。1 918年1月4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又重新开始了他们在日本时期谈论过的改造国民性的 话题,同时也直接流露了对社会现状的批判性评析。<2>(第11卷,P345)1918年2 、3月间,尚未为《新青年》提笔作文的鲁迅,已经开始在朋友之间分送《新青年》。1918年 4月,十年“沉默”之后,鲁迅的“开关之作”《狂人日记》诞生了。至此,我们就看到了一棵“ 生命之树”的“应时生发”,鲁迅开始日益积极地出击自我生命所面临的那个悲苦、黑暗、虚无的 世界,开始了他反击、超越自我虚无,走向自我救赎的生命步伐。在这里,我们要尽可能兼顾到两 个层次的问题:其一,从长久的“沉默”而至出而作文,这本身就是对于自我生存虚无的根本性反 击。其二,从鲁迅创作的文本之中,考察他内心日益自觉,日趋断然的虚无反击意向。关于前者,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就有耐人寻味的“说明”: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 ,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 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 ,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 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3>(第 1卷,P415,P419)1922年12月,写下的这些文字说明:直到此时鲁迅仍然未能彻 底走出他宁求“沉潜于虚无”,宁可“自处于生命虚无”(所谓对“我之必无”的“确信”)的消 极心境。但它们同时也说明:鲁迅自己并没有真的忘却从前那些价值指向颇高的“旧梦”以及“梦 破”之后的“寂寞的悲哀”,在内心深处,鲁迅无法忘却他对于生命,对于生存世界的意义价值冀 望,无法真正地自甘于自我生命的虚无境状———他要去参与变革那让自己失望、愤怒,乃至痛感 其虚幻不实的现实环境了。而一旦打破了生命的“沉默”,开始了自己的“呐喊”,也就同时置身 到了自我生命本身的意义创造境地。尽管,直至1922年,鲁迅还不能够断然地肯定这一参与的 终极意义和价值,反而极低调地说:“我”“自有我的确信”(所谓对“我之必无”的“确信”) 而仅仅“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4>(第1卷,P419,P42 0)但是,这一切言说的本身(无论其言说的内容怎样暗淡、绝望,也无论其言说的心态看上去多 么超然而不动声色)却已经在表明:他的言说不仅对自我所面对的生存世界作出了某种创造性楔入 ,同时也在确立着他自身生命存在的一种不可磨灭的新价值。在一个生命楔入自我生存世界的时刻 ,他的言说本身要到达改变环境世界、现实秩序的最终目的地,仍然还要面临“万重高山”。因为 ,他的言说———无论多么富有意义,即使是仅仅期待人们的真正理解也还需要时日,更遑论凭藉 某些真正的理解,去改变自我生命的生存现状,进而改变整个生存世界的现状。在这个意义上,无 论多么深刻博厚的言说都显得太容易了;无论多么细微的自我生命的变动与现实世界的变动都显得 太艰难了。这种言说的尴尬与生存的尴尬(具有20世纪中国特色)鲁迅是知道的:“即使搬动一 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5>( 第1卷,P164)但是,一个生命的真诚言说,却有一点作用是连上帝也没有办法阻止的,那就 是———在说出某些真实的瞬间,他至少能够拯救起他自己原本消极无为、没有尊严的可怜生命。 那么,那些显得客观、冷静的作品,那些看上去与其创造者鲁迅自我生命的精神轨迹缺乏直接联系 的作品,最早实现的一个创造性功能就是:经由创造这些作品,鲁迅不再“沉默”无为;经由创造 这些作品,鲁迅首先改变了他自己消极无为地读佛经、抄古碑的“沉默”生活。我们看到,面对自 己的作品,鲁迅是极少有豪言壮语的———只有在被别人指为没有价值的时候,他才明白无误地说 :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6>(第1卷,P4)。面对自己的文字,一个生命一旦意 识到了他的言说至少还在确证着他自己活着的意义,至少还在确证着他自己尚未死灭的生命本身的 存在价值的时候,那么,在丢掉豪言壮语的同时,他也必将获得其最坚实、最无法毁灭的一点自信 。作为《呐喊》之开篇的《狂人日记》,尽管有其文言序言中的自我质疑,但仍然是《呐喊》之中 最富有反击激情、反击力度的作品,也是直接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精神律动的作品。可以说,正因 为其文言序言,《狂人日记》其实也就在两个层面上呈现出了鲁迅“反击虚无”的精神内涵。正文 之中,“狂人”的“觉醒”(发现“吃人”之秘密),直接反抗“吃人”秩序(劝戒、警示“吃人 ”世界中的“吃人”者与“被吃”者)与转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显示的正是反抗现实环境 的生命力量。这一反抗也确认着“狂人”自身生命存在的独立价值。而在另一层面上,对小说正文 的精神内涵具有明显颠覆作用的文言序言,也同样寄寓着鲁迅不愿割舍的一线正面的生命希望。“ 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7>(第1卷,P422)这其实是对于鲁 迅自觉意识到的,经由“狂人”的“康复”所引发的自我质疑的再度省思———自己既是在提供一 种“研究”“狂人”(觉悟者)的病症及其“康复”(遗忘自身的觉悟)的思路;也是在提供一种 “研究”让“狂人”(觉悟者)“发狂”(觉悟)而又终于令其“康复”(遗忘自身的觉悟)的那 个环境世界的思路。其中的积极用意是很明显的,这里就包含着一种最彻底的生命肯定意志——— 是对于自我否定的再度质疑和省思,是可能到达再一次的自我肯定的认知思路。只有当人们已经自 觉地意识到了“吃人”世界中的“觉悟”者、“反抗”者,是有他“康复”的可能的,是可能放弃 他“狂”(清醒)中的生命意愿与生命追索的,人们才会真正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生命的存在以及他 与环境世界的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康复”还是“不去康复”,“候补”,还是不去“候补”, 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可以不去“候补”而继续获得自我生命的空间,如何持续地进行这 一富有意义的抗争?如何即使不得不去“候补”,也要在内心深处守持住一点“狂”(清醒)中的 “旧梦”?这一切“总须研究,才会明白”。而这研究以及研究之后的再度觉悟、再度抉择才会把 “狂人”“狂”中的觉醒、反抗、呼吁真正继续下去,才会在真正的意义上彻底拯救起“狂人”的 自我生命存在———不仅要赢得自我生命存在的持久尊严,同时也会持久地积极作用于这个虚无不 堪的世界。因此,尽管笔者曾经谈到,《狂人日记》以其文言序言在一定程度上确证着鲁迅内心的 “自我质疑”与“自我否定”,①然而,《狂人日记》仍然以它鼓胀着“觉醒———反抗”意志的 正文,以它简短序言中清楚明白的“以供医家研究”而呈现着鲁迅对陈腐环境的积极反抗,从而迈 出了反击自我虚无最初的关键一步。《狂人日记》之后,《呐喊》的多数篇章,在更大的程度上, 蕴含着鲁迅对于自我环境世界的透视,而较少直接、正面地涉及到鲁迅自我生命的精神律动。但是 ,一些篇章中也存在颇富暗示性的细节———从中不难想象创作主体鲁迅自身的精神意向。而仅有 的几篇较为直接、正面地关涉鲁迅自我精神律动的作品,在反击虚无,指向自我生命意义创造的强 度上,都基本不及《狂人日记》。但是,它们仍然能够让我们颇为清晰地把摸到鲁迅自我精神演进 的脉搏。《药》(1919年4月)之中,鲁迅就把自己的主体精神指向隐藏得较深。鲁迅似是不 动声色地把他主观性的情感、意识蕴含在对种种客观场景的描绘之中。但是,小说仍然存在暗示鲁 迅内在生命意愿、生命向往的微妙细节。它不仅有那据说是用了曲笔而“平空”添上的花环肯定着 夏瑜生命的意义价值<8>(第1卷,P419),而且还有那乌鸦的阴冷的拒绝,彻底否定着夏 瑜母亲的请托,这对于茫漠无知而尚有其情感依托的母亲来说,自是阴冷了些,但是,对夏瑜自我 生命的存在价值来说却正是最热烈、最彻底的强化与坚守。那乌鸦丝毫不理睬夏瑜母亲无知但也无 辜的声泪请托(希望乌鸦快快飞上儿子的坟顶,以证明儿子的死是被冤枉的)而兀自“在笔直的树 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而且,就在夏瑜母亲与小栓母亲一并走出那坟地的一刹那,它“ 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9>(第1卷,P448,P44 9)站在夏瑜的角度上,所谓“远处的天空”,不就可以暗示美好的未来?那正是他为之奋斗而抛 却了青春生命的“远方”“天空”!然而,它却是连牺牲者夏瑜的母亲也同样茫漠而无所了知的一 个“远处的天空”。这里,一方面,当然是把批判、否定的利剑直指向夏瑜所处身的现实环境—— —在那里,人们处在精神混沌、灵魂寂灭,生命虚无而又不知不觉的蒙昧状态。另一方面,也把决 绝的肯定与向往,留给了夏瑜自身的生命存在。乌鸦的“行止”所执意指向的,是“他”自己的生 命(暗示着夏瑜的生命)所向往的“远处的天空”,是对于“他”自己(暗示着夏瑜)生命追求的 “铁铸”般坚守,对于其外部世界、环境要求(暗示着夏瑜的母亲及其请托)的“无情”警示与否 定。“乌鸦”诚然没有顾及无知、无辜中的母亲的请托,但是,它也因此完成了对于整个环境世界的对抗与否定———正是这个环境世界,正是它陈腐朽败的秩序规则湮没了母亲真实独立的生命意愿,压抑着她的精神觉醒,导致了她的茫漠无知。《明天》(1920年6月)同样在颇为客观、冷静地展示单四嫂子的生活悲苦之后有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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