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后现代叙事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合法化”的事实,然 而,这种文学现象本身仍然存有许多可供研讨的空间。当然,在具体进入正文之前,我们必须对中 国的后现代小说即本文所指的“类后现代小说叙事”做几点说明:首先,从概念与性质的角度上说 ,所谓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是指接受西方后现代理论及其创作实践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以来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极为独特的文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中国的后现代小说 叙事既有西方后现代小说的种种特征,同时,它的作者、叙事内容、文化传统以及理论研究现状等 因素又决定了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新时期先锋作家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于总体上尚未达到西 方后工业社会发达程度的历史语境下,以一种超前预支的方式完成的。而这些现时条件都使得中国 的后现代小说与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不会完全相同,其中往往含有许多“非后现代因子”,所以, 中国的后现代小说只能使用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称谓—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来予以界定;其次,从时 间性与阶段性上说,尽管“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是从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过,与西方传统意义 上的后现代相比(大致为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是在80年代直至90年代才 逐渐以译介乃至论争的方式为人们所熟知的。因而,以“新时期文学”为中国的“类后现代小说叙 事”进行时间范围上的限定,不但要说明它经历“文革”的剧烈震荡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 才最终得以浮现的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与西方后现代的“距离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说 明其本身常常由于生硬模仿而造成的诸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混同感,以及在遭遇中国传统文 化兼容后,对汉民族语言和汉语创作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影响。而这些,正是我们论述类后现代小 说叙事种种文本特征的重要前提。那么,中国类后现代小说究竟采取怎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其文本叙 事的呢?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究竟具有哪些艺术特征呢?本文在充分考虑类后现代小说叙事之于中国 传统小说叙事、传统文化的区别,以及其文本叙事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独特表征等方面的因素,并联 系目前理论界普遍认同的几种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如: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王朔现象、女性“ 私人化”写作以及包括“晚生代”部分作品在内的文本进行具体地论说。一、自我质疑与非理性的 关注作为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的整体流脉之源头,先锋小说一直在文本中表达着对“存在”或“ 不在”的思索。然而,这种思索是建立在“怀疑”与“自我质疑”的基础之上的,而这往往使先锋 小说在寄寓思索时要么陷入荒谬与虚无的境地,要么陷入一种内容上的“不可知”。《青黄》是格 非的名篇,文中的“我”去麦村考察九姓渔户是如何迁徙的,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带有争议的名词 “青黄”吸引了“我”,于是“我”对麦村的人一个又一个地调查,这些被调查者都在竭力通过回 忆为“我”提供线索,企图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但是这种回忆不是中断,就是被转移到别的上去, 如青黄是指一个漂亮少妇的名字?还是指春夏之交季节的代称?还是指一部记载九姓渔户妓女生活 的编年史或者是指多年生长的草本植物等等“?我”对历史目击者与当事人的调查始终没有澄清“ 青黄”的意义,即“青黄”的能指在文本中自始至终是飘忽着的,始终无法固定在一个终极的所指 上。而从理论上说,格非笔下的“青黄”应视为一种“存在”的代表,它是存在意义的语言符号, 它本质上是由能指所指两部分构成。然而,时间与历史的流逝使“青黄”的意义却最终走向了德里 达所言的那种意义的无限扩散和延宕,所以,确切的历史遭到了质疑,确切的意义变成了虚妄,从 而达到了解构主义所言的为了本文放逐历史“,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如果说以格非为代表的先 锋作家常常通过对存在与不在的思索,进而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具有反本质中心倾向的 自我质疑,那么,选择具有特殊生存境况的题材作为其表意的原材料,并进而使中国的先锋小说家 钟情于对灾难、罪恶、暴力、死亡、逃逸与非正史的极端描绘就自然而然的成了一种文本上的叙事 策略。余华无疑是整个新时期文学中最迷恋暴力、灾难、罪恶、恐怖及死亡的作家,他不但直接用 《难逃劫数》、《死亡叙述》等具有鲜明暴力、死亡、灾难倾向的题目为其小说命名,而且还在具 体叙述时以冷漠和审美的态度“欣赏”其文本上的苦难主题。《现实一种》是余华近乎完全冷漠的 暴力叙述的代表,在这篇小说中对暴力等非理性内容的展示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现实一 种》中骨肉相残的血腥场面是比比皆是的,先是山岗的儿子皮皮杀死了山峰的儿子,然后是山峰的 妻子借助公安机关杀死了山岗。在这种带有刻意对称性的暴力布局里,类似“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 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音”之类的 暴力描写不下二十余处。而在结尾,即使是在一家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后,余华仍没有停止他的暴 力,他又开始对山岗在枪毙后被解剖的过程进行了大段描写,之后,山岗被解剖过的大部分器官被 移植后都没有成功。但他生殖器官的移植却成功了,死者的生命种子仍在延续,这象征着混乱与暴 力依旧会延绵不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余华这样痴迷于暴力等非理性倾向呢?“暴力因为其形式 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 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1>(P165)这些话是出自于余华笔下的,自然,其应当具 有绝对程度上的真实性与解释的权威性。二、消解权威、崇高与拆解二元对立模式后现代对以往一 切权威都给予了彻底的质疑和全面的解构。无论从文本内容上还是从叙事方式上说,文学进入后现 代视野后,曾经是高视阔步的、具有神圣性的小说主人公正逐渐被日常生活的凡夫俗子所取代。后 现代总是通过对文学、历史、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评价和“低调”陈述,从而使任何视点都成了有 限性的视点,任何标准都不再具有先验的绝对性,因此,所谓文本世界的意义也就不再是固定不变 的。同时,由于后现代放弃了对乌托邦设想,终极存在、上帝、灵魂、永恒等问题的追究,而是把 这种通向彼岸的、具有超越性乃至神性的思维还原到平凡人的生命感、肉身存在以及对当下感的现 实把握,所以,在后现代文学作品中总是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反崇高、拒绝启蒙、平面化、浅表化的 倾向。中国后现代小说虽没有完全达到西方后现代那种地步,但也具有这方面的内容特点。在中国 后现代小说的发展脉络中,大致地有两种倾向可视为是这方面的代表,即其一是以王朔以及后起的 晚生代小说为代表的反崇高,平面化、浅表化乃至虚无式的创作;其二则是以90年代女性“私人 化写作”为代表的拆除二元对立模式,以边缘对抗中心的小说创作。事实上,新时期小说具有的明 显反崇高、反权威倾向从先锋小说就已经开始了,洪峰的《瀚海》、《奔丧》等都具有这方面的倾 向。但或许是由于先锋小说过于专注形式,往往使批评者对此有所忽略,而这种倾向真正被挖掘出 来则是从王朔小说开始的。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王朔的所谓以《顽主》、《玩的就是心跳》、《一 点正经没有》等为代表的谐趣类作品是最能体现这方面特色的。在这类以调侃讽刺见长的作品里, 王朔总是以特有的嬉戏逍遥,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对传统道德、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 精英知识分子等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挖苦。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使王朔的谐趣类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 是在艺术上都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小说的先锋性与实验性。同样地,在90年代兴起的以朱文,李冯 等为代表的晚生代小说中也明显的存有反权威中心,反崇高,反启蒙并进而导致一种“复制‘生活 而缺乏深度’的后现代性问题。”<2>(P13)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第一特点是一种新 的平淡感”“,这种新的平淡阻碍艺术品的有机统一,使其失深度,不仅绘画如此,就是解释性的 作品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似乎不再提供任何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品以不同方式在 人们心中激起的意义和经验。”<3>(P288)以“断裂的一代”、“废墟上的一代”而闻名 的,并于世纪末文坛崛起的“晚生代小说”,虽说其作品常常因人而异,但他们的作品却常常在不 知不觉中流露出一种把握现在,宣泄欲望,浅表化的共同倾向,而且,颇为有趣的是,他们的小说 越是被评论界誉为是晚生代代表作的比如朱文的《我爱美元》等,就越具有这方面的特征。拆除二 元对立模式也是中国后现代小说经常要表现的一个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晚生代小说所要表达的 反崇高,平面化、浅表化就是对二元对立模式的一种52拆除,但在中国后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 拆除二元对立模式还有特殊的表征,那就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当然,如 果将兴起于90年代的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只是简单地看作是对西方后现代文化 语境中女性主义写作的模仿,那么,恐怕会招致许多女性作家的质疑。然而,如果是从叙事的角度 出发,将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看作是运用了后现代叙事策略来经营其文本的内容 与结构却是不争的事实。毕竟,在后现代企图消除所有的二元对立先验模式之中,男女之间的等级 对立是最为严重的,而消解这种二元对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去中心与拆除权威。在90年代,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是以一种全面解构的方式对曾经牢不可破的男性霸权进行了 颠覆,从而达到了所谓的“用身体,这点甚于男人。男人们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们则只有 身体,因而更多的写作”<4>(P202)的写作境界。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 的战争》是90年代私化写作创作中两部极具代表性的长篇,在这两部作品中,陈染、林白是主动将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置身于边缘地位,并通过“她们”独特的成长经历,诸如“姐妹情谊”、“自恋自闭”等的事实来推翻男尊女卑的二元对立模式,从而以一种极具先锋色彩的后现代叙事对固有的中心与霸权发起彻底的挑战。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主义以对‘元话语’质疑精神,反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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