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M·戈德华特(1909—1998)是二战后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人。这位有犹太 血统的亚利桑那富商于1949年步入政坛,先后五次当选共和党参议员(1952—1986, 除去1964—1968年中间的四年)。20世纪60年代初,戈氏与小威廉·巴克利等一起发 起现代保守主义运动,被保守派称为运动的“良心”。〔1〕1964年,他意外地击败党内自由 派代表纳尔逊·洛克菲勒,得以和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同台竞争总统职位。最后,戈氏以悬殊劣 势输掉了竞选,其大部分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也被认为不合时宜。但事后证明,他的这次竞选成为 共和党现代化的转折点———保守派从温和政客手中夺取了党的领导权,美国政治文化的平衡点也 因此开始从东北部向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转移。〔2〕戈氏在共和党内的保守派旗手地位一 直维持到70年代中期。此后,在新兴的“新右翼”运动中,他因为在堕胎等问题上强烈的自由意 志论倾向而受到来自社会保守派主流的猛烈抨击,直至最后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层。戈氏在外交方面 一向以强硬、狂热的“愚侠”式风格闻名于世,以至于被很多人视为不值一提的痴心妄想。但是, 正是这些狂妄的言语,打破了美国两党在对苏政策上的一致,使保守现实主义(conserva tiverealism)外交原则脱颖而出,成为指导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主流外交观念。戈氏 系统阐发其外交战略思想的时间集中在1964年总统大选前后,后来主要是一些对这些思想的辩 解和对现行政策的评论。一、(武力)反共主义基本观念(武力)反共主义观念是戈德华特外交战 略的思想中枢。它的产生是保守派(指现代保守主义理念的信仰者)与“新政”自由派(指民主党 和共和党内所有“新政”理念和政策的拥护者)在外交政策领域分道扬镳的主要标志。20世纪6 0年代初出现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时期,实际上是“新政”自由主义最后的黄金岁月。因为 以“新”字为代表的两党一致和自由共识状态,没有多久就被戈德华特领导的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所 打破。〔3〕当时运动参与者对美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心主要缘于:①自由派对“新政”自由主义的 极致发挥、联邦权力的极度扩张,已经使美国走到了集体主义的边缘。②自由派在古巴问题上表现 出来的对苏妥协姿态,已经使美国陷入了共产主义的包围之中。③以上两点的交互作用已经使美国 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制度危机。戈德华特认为,“新政”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位于政治光谱的同一端 ,其共同缺陷在于只考虑到了人的物质侧面,把人类看作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的“普通人”,把 满足人类的经济需求看作高于一切的社会任务。共产主义之所以更极端,是因为它只把人类看作了 一种生产、消费的禽兽。〔4〕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摧毁政府,而是一部分人以经济果实为诱 饵,欺骗人民将权力交与他们手中,以达到集体主义名下的个人专制目的。戈氏声称,如果不对“ 新政”自由主义道路加以约束,那么美国将在无形中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5〕如果任由这两 种思想泛滥,那么美国人所珍视的个人独立身份和不可侵犯之物都将被忽视或践踏,以个人自由为 核心的美国基本制度最终可能为共产主义所取代。〔6〕基于这一论断,戈德华特认为,美国的共 产主义威胁不只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内外兼有,内重于外。因此运动必须:在国内,肃清共产主义 的影响,遏制联邦权力的扩张,弘扬公民的个体精神,以共建一种“个人自由”与“道德———社 会权威”相结合的社会。〔7〕在国外,抑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扩张,保卫人类的自由观念,使 其不致受到思想的、经济的、军事的、乃至任何形式的迫害。〔8〕当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兴起时, 反共冷战已经是美国举国一致的外交目标。但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上有分歧 。自由派声称,美国在反共前首先要改变自身的不足,即通过社会救济来彻底消除社会内部的贫穷 和人权缺失现象,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外交行动中更加主动。戈德华特等保守派对以上说法嗤之以鼻 ,声称如果仅仅因为美国社会中一些小的不足就不敢大胆反共,那么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因为与“铁幕后面成千上万的人的人权和自由被完全残忍地剥夺”的事实相比,这些事情太微不 足道了。〔9〕而且,戈德华特认为,共产主义的代表苏联是一个“利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掠夺的巨 人”:①它的共产主义特性使它不会停止对外扩张,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自由”的存在,它便会 感到不舒适、不安全;②它的普通国家特性也使它乐于追求世界统治权,因为一旦成功以后,它便 可以任意而为,实现全部物质欲望。〔10〕在这两个特性的驱使下,苏联不但确立了统治世界的 目标、发展了为此服务的各项能力,而且也在实行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11〕如果美国一直遵 循自由派的做法,尽一切姑息和迁就的可能来满足苏联人的胃口,那么无异于养虎为患。由此,在 战略实践层次上,戈德华特等提出了(武力)反共主义主张,即运用军事强力来击退来自于共产主 义苏联的任何挑衅和侵略行动,以保卫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在这种心理支撑下的戈氏,在“冥 王星行动”中极力劝说肯尼迪对入侵古巴的“志愿者”实施空中支援;在越战升级后积极鼓动政府 对北越和中国实施大规模空中轰炸;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持政府迅速给与以色列以额外支援,并 向苏联发出严厉警告;在70年代对尼克松的访华之举恨之入骨,并在美中建交仪式上不顾高龄年 迈,亲率“美国军团”在白宫外示威抗议。二、“实力”和“决心”的关键作用在反共观念分歧公 开化以后,戈德华特等人与自由派就如何处置军事力量这一问题的矛盾也就突显出来:民主党自由 派没有对军事安全问题给予特别重视,而是仅仅把它当作与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并列的一部分,例 如,尽管肯尼迪也强调“为维护国家安全发展足以强大的实力”,但越战升级以前美国国防开支占 GDP的比重较艾森豪威尔时期已明显下降;〔12〕以实力求和平是共和党的传统,但是由于党 内自由派认同“新政”的大政府和大社会观念,所以他们当政也很有可能造成社会政策需求影响国 防投入的现象;保守派最坚定支持发展强大实力。有二战参战经历的戈德华特从慕尼黑、珍珠港等 事例中体会到,军事实力乃维持和平之根本:虽然人类历史上民众和领袖总是奢言和平,但战争却 永远都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贪婪、嫉妒、争权夺利和估计错误,都会在历史上触发战 争。那么如何使国家安全系数最大化呢?戈氏的结论是,历史上的少数和平时代,纯系强大的军事 力量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一些服膺正义与和平的人们。更重 要的是,他们有运用军事力量打击侵略者的决心。〔13〕戈德华特相信,只有维持强大的军事实 力,并有决心动用武力,才能有效吓阻敌人。因为惟有如此,对方才会懂得发动侵略即会招致毁灭 。〔14〕戈氏自以为深知苏联人的行为根源,认为他们虽有一种“天然的”避战心理,却更愿意 以战争冒险的方式实现目标。由于苏联在“全力以赴”地试图征服美国,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两种 选择,要么叛国,要么把胜利作为目标,而没有第三条道路。“和平”只是结果,不能当作目标。 如果美国把“和平”当作目标,那么无异于姑息,因为那样美国可能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开展”和 平的努力上,结果是美国人在寻求“和解”,而共产主义苏联却在寻求胜利,美苏之间的竞争就成 了一种不平等的竞争。这样,苏联会利用美国人惧怕战争的心理,制造一个又一个危机,直至逼迫 美国投降。〔15〕美国之所以60年代以后在美苏争夺中处于劣势,就是因为民主党当局缺乏意 志、利器和领导能力,实施了以“姑息和调和”为主的对苏政策。〔16〕其结果是军队屡遭挫败 ,国家意志亦为之动摇。此外,戈德华特强调,在与苏联竞争的过程中,提高美国国家影响力的正 确途径应该是谋求军事行动的成功,而不是舍本逐末地去追求外交活动的效果。戈氏声称,一个国 家在运用实力追求其利益时,不必去过多顾及声望或正义原则等虚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权力 扩张面前都是软弱无力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明确其利益所在并为保护这些利益采取了行动,那 么即使这一行动不为其他国家所喜,也仍会受到尊重。〔17〕将上述现实政治观念奉为铁律的戈 德华特,终生将国家防务问题置于个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戈氏在对朝鲜战争进行总结时,指责 杜鲁门总统“将鸭绿江以北地区视为不容侵犯的圣地”;将在古巴事件上表现得犹豫不决的肯尼迪 总统斥为“懦夫”;越战期间曾几次赴越南稳定军心,怒斥反战议员对战争进行批评的作法,相信 以强大武力可以逼北越妥协,并亲自举办活动以鼓动民众为战争捐款。戈氏对美国防务建设最大的 贡献就是1986年在国会推动通过了“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重组法案”,对国家防务 指挥系统进行了大幅改组。几年以后,美军能够迅速适应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大体可 归功于此。三、“明智自利”的外交手段选择戈德华特对自由派所热衷的大多数双边、多边外交手 段都持漠视或反对态度,因为他相信国家之间合作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交换行为,必须利害均沾, 而不是一方受益。〔18〕他号召保守派按以下方式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明智自利”的改造:1 .审慎评估防务联盟的效用戈德华特不否认防务组织对于保卫美国自由的重要性,但他提醒决策者 不能高估其价值,主要因为:首先,联盟体系的有效防御范围,不可能扩大到足以涵盖敌人整个可 能扩张区域的程度;其次,联盟体系的存在不足以帮助其成员抵制共产主义的政治渗透和内部颠覆 ;第三,联盟体系的存在有时甚至不足以抵制敌人公然的侵略行为,因为核僵持状态下局部战争的 胜利有赖于常规兵力的优势,而美国不可能有能力使分散于各地的每一个盟国都具有这种优势;最后,联盟体系的根本缺陷是它的防御性本质和观念,当这种观念面对共产主义的进攻性策略时,注定会以失败告终。〔19〕2.裁军谈判和条约不可信任戈德华特坚信,单凭友善国家的一厢情愿之举,不足以改变权力平衡的现实和形成威慑力量的重要性,〔20〕而且没有一个正常的国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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