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到底对社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周作人曾这样说:“我们要 知道,国民文化程度不是平摊的,却是堆垛的,像是一座三角塔:测量文化的顶点可以最上层的少 数知识阶级为准,若计算其堕落程度时却应以下层的多数愚人为准。”<1>因此,能站在这文化 塔尖上的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作为置身于清末民初的“乱世”时代的周作人,与其他先觉的知识分 子一样,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义务。他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 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2>“五四”知识者希望现代中国“养成人的道德, 实现人的生活”,这就需要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这当中人的“思想改革”尤其重要。那么 ,周作人如何承担“思想改革”?笔者以为要从他对自我的定位谈起。周作人酷爱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HavelockEllis)著述的《性的心理研究》,这本书的第6卷跋文末尾称:“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 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 ,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 们对于二者不能有什么争向。”周作人对于这一观点相当欣赏,他也是倾向于把自己定位在“过渡 时代”中的人,这与鲁迅用进化论观点表述“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的思想是相类似 的。蔼理斯说:“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付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 的循环。”<3>蔼理斯的这种过渡时代的“定位”意识和对生活循环观的看法,强烈影响了周作 人对历史、人生的循环观的产生。周作人还喜欢引用《旧约》里的《传道书》中传道者劈头所说的 话,“虚空的虚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 下并无新事”这个观念一直回旋在周作人的脑海中,并在他的随笔中不断地出现。在周作人看来, 思想道理并无新旧,只有是非。历史,也如生活一样,是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 ”。而这种历史循环观念得益于他对野史杂书的阅读,他把这种野史杂书得来的历史循环观,称之 为“常识”。因而,这种“常识”也就是一般的道理,并非什么高深的学问,所谓“日光之下并无 新事”,说的就是这个理。然而,正是这种历史循环观、这些常识“造成”了周作人的“脊梁骨” ,形成他独到的观察历史和现实的思维视角,显示其眼光的深邃性和穿透力。“僵尸”或“死鬼” ,是周作人笔下较常出现的重要意象,也是他历史循环观念中的关键词。这个意象来自易卜生一部 戏剧《群鬼》(Gengangere),潘家洵译过这部剧本,载于《新潮》1919年第1卷 第5号上。鲁迅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议论过它,他说:“易卜生做的《群鬼》虽然 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4>鲁迅在这里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死 鬼”可怕的原因是“遗传”。周作人最早议论这事是1923年6月写的一篇《“重来”》。文章 开头就说道:“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说遗传的可怕,名叫《重来》(Gen-gangere) ,意思就是僵尸,因为祖先的坏思想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出现。这本戏先前有 人译作《群鬼》,但中国古来曾有‘重来’一句话,虽然不是指僵尸,却正与原文相合,所以觉得 倒是恰好的译语。”<5>这个遗传并不是在“选优”,而是把“祖先的坏思想行为在子孙身上再 现出来”,因此,周作人把它称为“僵尸”。翌年,周作人又有两篇文章重提这个话题。一篇是《 我们的敌人》,他说:“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乃是野兽与死鬼,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 ”并建议人们拿桃枝柳枝、荆鞭蒲鞭,尽力地抽打面有妖气的人的身体,把死鬼驱逐掉,留下借用 的躯壳,以便招寻失主领回。周作人对于“僵尸”、“死鬼”的挖坟刨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其一,是食人,这是我们民族劣根性的典型表现。周作人曾引用宋代季裕《鸡肋编》的材料云,宋 靖康年间“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全躯曝以为脯”,更有甚者“登州范温率 忠义之人泛海至钱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者,老瘦男子谓之烧把火,妇女少艾者名之为美羊,小儿呼 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吃人,又定出这些美妙的“别名”来,可见对于此物很有点嗜好。 周作人充满愤慨地说:“这些别名实在是定得很妙,但是人心真是死绝了。”<6>中国历史上的 这种“食人”,从上至下都曾沾染此项嗜好,带有普泛性的特点。周吉甫的《金陵琐事》,曾记载 云:“成祖杀方孝孺,令人食其肉,食肉一块银一两。”周作人对这位令人食肉一块给银一两的朱 棣表示了极端的厌恶<。7>这是一国之君,嗜人成性。此种虐杀,酷烈无比,令人发指。该文与 鲁迅在《病后杂谈》揭示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的意思是相类似的,给人予以强烈 的情感震撼,教人感觉真像不是在人世间活着。封建时代里的士大夫呢?周作人在《割股》中指出 历史上吃人肉有两种吃法,一是当药用,一是当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说:“后世方技之士 ,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但吃人肉在方技之士是很重要的药。王渔洋的《池北偶 谈》里曾记载一位知县得“痿痹”疾,有方士挟乩术,教以食小儿脑即可愈。这位知县以重价购众 多小儿击杀食之,却不见好,复请于乩仙,又再次教他以小儿脑生食,又击杀无数,最后病竟不而 死。俞曲园以为此文所录之事,谈及士大夫竟至食人,可谓“怪事”,但周作人却不那么看,他说 :“其实并不足怪,盖他们只是以人当药耳,至于不把人当人则是士大夫之通病也。”<8>同样 在下层社会里的百姓也存在食人的现象。上文提及的宋代登州忠义之民带着人腊作干粮到钱塘来, 就是一例。周作人以为:“吃了人肉做忠义之民,这是中国礼教的具体的象征,真令我不胜佩服之 至。”<9>吃了“人肉”又做了“忠义之民”,这本是极为矛盾的事情,但中国人身上却有奇妙 的逻辑,有奇妙的结合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国粹”。周作人揭穿了所谓中国的礼教,其实是 “吃人”的礼教。这样奇特的事还有像“割股”表孝也是一种典型的例子。明遗民吴野人《陋轩诗 》曾题赞一位吴氏。此人嫁给鲁高,高父病笃,她乃慨然代高引刀割“左肱肉”,结果血流不止而 死。而石成宝编的《传家宝全集》有一则笑话也谈及割股治病之事:有父病,延医用药。医曰,病 已无救,除非有孝心之子割股感格,或可回生。子曰,这个不难。医去,遂抽刀出,是时夏月,逢 一人赤身熟睡门外,因以刀割股肉一块。睡者惊起喊痛,子摇手曰,莫喊莫喊,割股救父母,你难 道不晓得是天地间最好的事么?周作人劝列位莫笑,这主要是这小子太穷了,如果他能够买得起整 个活人送给老父亲吃,他就不会去白割人家的股肉了。周作人并不把这则笑话纯粹当笑话,而是严 肃地指出:“割了人家的肉还叫他莫喊,似乎大有教猫爪去捞热灰里栗子的猴儿的手法,但是在相 信人肉可医病这一点上,他总也是方技之士的门徒,与鹿大令鲁老爹同是赞成吃人的同志也。”因 此,虽是一则笑话,“这事永远会有,也永远不能决定是哪一天的事”。周作人不就在《伟大的捕 风》里提到张献忠曾在西南当他的土皇帝时,举行殿试,试得一位状元,十分宠爱,不到三天忽然 又把他“收拾”了,说是因为实在“太心爱这小子”的缘故。这已经是变笑话为真事,让人想起来 也真不可理喻。其实,它典型反映了中国人欢喜“食人”的逻辑思维,不仅恨你要“打杀了煮吃” ,而且爱你,也恨不得一口就吞到肚子里去,呜呼,中国人到头来都是喜欢把爱憎情感落到消化道 上!周作人发现中国古代食人的“僵尸”、“死鬼”亦常现于当世的舞台。他以为世上如没有还魂 夺舍的事,投胎总是真的吧。你看,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角色都可以从 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尤其是1927年,他耳闻目睹了共产党人被清洗的过程,他借用 乡间一句俗语,在村里死亡率较高的时候,便说“今年人头脆”。这里的人头是指生命而言的,非 真是指圆如西瓜的一个个脑袋。周作人以为“这句话的妙处在于一个脆字,能够具体地表出无常的 意思,恰如掐断绿豆芽或拗断黄瓜似的那样松脆地死去,真是没有第二句话能够形容得出的了”< 10>。周作人对于这年头青年人头容易“脆”发出了愤激之情,同样他对那些麻木不仁,甚至想 从血泊中找寻刺激、快感的看客,他发出诛心之论和诅咒的言语。《诅咒》一文,是援引《古城周 刊》有篇短评里说前此天津要处决几个党案的犯人,引来上万人在行刑地点等候看热闹,而主要原 因是这批犯人中有两个是女犯。因为这些看客想目睹一下“两个娘们”“光着膀子挨刀”的情形是 怎样的滋味。这实在足以表现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周作人因而愤然地指出 ,“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卑怯的”,“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 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 们看的强人为主子”。应该说,周作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他锐利的目光往往能透过表层直逼内 里,挖掘出附着在民族身上的“僵尸”、“死鬼”,揭示这遗传的可怕之处。又如国民党元老、政 客吴稚晖在《大公报》上挖苦江浙被清的人,说什么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都是叩头乞命,毕瑟可 怜云云,他则表示极大的愤怒。他指出:“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 者,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后身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吴君 是十足之老中国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乐乾隆的鬼来,于此足见遗传之可怕,而中国与文明 之距离也还不知若干万里。”<11>由此,周作人以为:“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不以杀人这件事当作除害的一种消极的手段,(倘若这是有效,)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别国人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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