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年时期,与工农大众的主体地位相比,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边缘群体,从身体到灵魂“不干净 ”的知识分子唯有彻底“来一番改造”<1>,才能迎取新生。在工农大众这一强势话语下,知识 分子话语和知识分子书写的合法化问题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中,我 们发现,很多作家由于对主流规范和文化语境的认同,导致创作主体性的丧失和审美构思的依附心 态,主体的失落与审美创造的依附心理又造成了审美客体的被动和依附。这一点典型地表现在十七 年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依附的文化品性上。以《红旗谱》为例,一是因为这一文本本身充满着内在悖 论,即《红旗谱》试图歌颂农民阶级的成长,却写成了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二是这一文本中的知识 分子群像所体现的文化品性较典型地代表了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梁斌曾声言,《红 旗谱》意在刻画农民英雄,它的主题思想是“竭力想表现他们,想要创造高大的农民形象”<2> 。《红旗谱》因此在文学长廊里留下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农民的典型形象,如侠义智勇 的朱老忠、软善坚忍的严志和、保守落后的老驴头等。十七年小说的研究和批评,无论当时还是新 时期以来,对《红旗谱》的解读大部分停留在小说的民族风格、农民作为典型形象的典型意义的分 析上,对小说中的近十个知识分子形象和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的透析还是一个薄弱点。事实上,知识 分子的塑造、对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性的书写不仅涉及十七年主流话语对工农兵的话语激励和对知识 分子的话语压抑这一写作规范;同时,也包含了作家创作理想、审美意识与主流规范的冲突和化解 。一《红旗谱》是对农民战争史诗性的描写,农民英雄也理所当然是《红旗谱》的主角。而江涛、 张嘉庆等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直以来被当作农民的“配角”。《红旗谱》中知识分子群像在 批评领域和文学史上基本处于边缘地位。这一批评现状已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陈思和就认为知 识分子是《红旗谱》的主角<3>。《红旗谱》对朱老忠、严志和为代表的农民形象的描写是作家 着力刻画的,小说让朱老忠贯穿全文,通过脯红事件、替严家主持丧事、济南探监以及反割头税运 动,直至最后去思罗医院营救张嘉庆等中心事件刻画了朱老忠、严志和等农民在革命大潮中性格和 觉悟的变迁。但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小说从卷二开始,直至高潮部分———反割头税运动和保 定二师护校运动,小说的重心已明显偏向了对以江涛为代表的第三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刻画,着重写 他们的成长过程,突出他们在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成了文学作品事实上的主角 。这一点正如论者所指出的:“从小说所反映的历史长卷而言,第一部的农民斗争只是铺垫,主要 表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运涛、江涛都是农村知识分子)在广大农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起着革命 的先锋与桥梁的作用,直到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屡遭失败,并在唤起了民众之后,有组织有觉悟的农 民阶级才逐步承担了历史的革命重任。所以《红旗谱》的主题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 成长”<4>。而这部意在歌颂农民英雄的小说为何最后造成了知识分子事实上的主角,这是令人 深思的地方。陈思和认为这是由于“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作家的主观意图的错位”<5>造成的。这 种错位实际上包含着:十七年时期,面对工农兵方向的理论地位以及主流话语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压 抑,作家面对知识分子书写呈现出矛盾的心态。是否确立江涛的主角身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 是认识这一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人格特征和革命品质的缺陷。江涛是一个成长中的革命知识分子。他 在苦难与斗争中,逐渐成熟和稳健,他的性格中的柔美和刚强、沉稳与激情是在对比中完成的,他 的机智、勇敢、理智等品性在反割头税运动和学潮事件中表现得很充分。但作为成长中的一个革命 知识分子,江涛身上又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表现出革命理性和启蒙 理性的缺乏。在反割头税运动前夕,江涛挨村走遍老套子、伍老拔等贫苦大众,进行革命运动前的 宣传发动。在与老套子的嘘寒问暖的无聊客套中,他“左说右说,就是说不到本题上”<6>,最 后他不择时机、不加取舍地将一整套抗捐抗税、反对验契验照的革命理论一股脑儿倒给了没有文化 的庄稼汉,结果可想而知:遭到了老套子无情的奚落和抵制。工作上的“莽汉主义”折射出来的是 江涛革命理性的匮乏。在江涛对底层大众进行革命宣传时,他忽略了关键的一步:阶级启蒙,有步 骤地提高基层大众的阶级觉悟。这也正是贾湘农常提示他“要努力帮助他们觉悟起来”的道理所在 。不仅如此,当反割头税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到高潮中时,作为这场运动中坚力量和领导者的江涛 竟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产生了疑惑:“闹腾了半天,我还不明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7>。 启蒙首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给启蒙拟定的座右铭是“敢于认识!坚 信自己的理性”<8>。在江涛身上,体现出的是革命者应有的启蒙理性和革命理性的缺失。这种 缺失又是和他的另一个人格缺陷联系在一起的。其次,江涛虽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但他的 人格特征又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在小说中表现为“托势”和“借势”。《红旗谱》中,在农 民革命和民族纷争的背景下,江涛与贾湘农等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基层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者, 面对着顽固的封建势力与国民党的强大势力,他们无疑处于劣势。民间力量虽是反抗与斗争的主要 生力军,但这股力量的散兵游勇和有勇无谋的缺点规定了其结局失败的必然性。朱老巩的吐血身亡 、严老祥出走关东、朱老明官司的惨败,都说明了革命者面临的对立面的强大。正是由于不足以抗 拒生活的磨难与斗争的残酷,所以江涛总在不断寻求支援,寻求“势”的庇护。一方面表现在向民 间“借势”。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江涛家事与革命遇有困难时,江涛总要向“忠大伯”求 助,如无钱上学、哥哥落难、济南探监等。在这里,朱老忠已成了民间力量的象征,呵护、照料着 这只雏鹰的成长。江涛不仅在经济上接受着朱老忠的救助以及朱老星打短工的辛苦资助,在精神上 也对朱老忠代表的民间力量形成依赖心理。比如,反割头税游行前夕,江涛特地去找朱老忠。江涛 说:“大伯!开会的那天,县委派我领导示威游行!你可保护着点。别叫老鹰把小鸡儿抓了去。” 朱老忠张开带胡子的嘴,呵呵笑着说:“不紧,孩子!大伯保着你们的镖,万无一失。”<9>在 这里,革命者与民间力量与其说是脐带之连,不如说是前者对后者的仰仗和依赖。朱老忠是忠勇、 侠义的象征,他的存在无疑增加了江涛在险酷环境中斗争的信心和力量。这种寻求庇护的心理恰恰 反映了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江涛内心的孱弱和稚嫩,也折射出作为革命运动领导者应有的自立、善 断等品质的缺失。另一方面,当运涛被捕入狱后,江涛为了救哥哥,托请严知孝从中斡旋,托势于 严知孝的军政友人,希望通过“曲线外交”营救哥哥。这些都反映了作为革命者的江涛思想上的单 纯与幼稚。二张嘉庆在小说中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谱系的另类而出现的。他是一个出身于地主阶 级的知识分子,后在革命的感召下,参加革命运动,与地主父亲和家庭脱离干系,把党作为自己的 精神之父。对于张嘉庆这一人物,梁斌自己说:“我把他当作一个地主家里少爷出身的革命者来写 ……从张嘉庆和江涛一起工作时起,我就把他们两个人用对比的手法来写,江涛性格比较柔和,做 事细致、沉稳;张嘉庆则有些愣手愣脚,做事莽撞,干了再说。江涛家里虽穷,身上则穿得干干净 净;张嘉庆则不修边幅,破鞋破袜子”<10>。同是革命者,张嘉庆与江涛具有不同的革命品性 和人格特征,一粗一细;一动一静;一个盲动,一个沉稳;一个激越,一个理性。这与其说是人格 特征的互补,毋宁说是两种阶级品质的对比。在这里,作家的情感倾向和价值批判立场是显见的。 试想,作为农民阶级出身的革命者(江涛)和地主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张嘉庆),其人格特征可否 互换?即把出身地主阶级的张嘉庆写成一个稳重、理性的革命者,而把江涛写成一个鲁莽、盲动的 革命者。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有十七年时期文学规范的制约。毛泽东1942年的讲话确立了文学 的工农兵方向,并指出了出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初 期,讲话仍是文艺界纲领性的政策和方向。讲话使工农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地位,而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兵话语靠拢才能取得合法的话语权利。1949年8月至 11月上海《文汇报》展开了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以认为可以的 “可以派”自我反省而结束<。11>《红旗谱》的创作也逃脱不了这一规范的要求。作家本人是 这一规范的践行者,梁斌曾坦言: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时时刻刻在想着,怎样才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那些伟大的品质写出来。从人物形象的 塑造上,我们可以看见作家演绎主流意识的痕迹。对于张嘉庆,作家虽把他“当作一个地主家里少 爷出身的革命者来写”<12>,褒扬了他毅然脱离旧的阶级母体,投入新的阶级阵营获得新生, 但小说的重点还在于突出张嘉庆属于旧阶级与生俱有的落后习性与毛病。如果把张嘉庆写成脱离旧 有阶级母体后便有了无产阶级的坚毅、沉静、理智等品质,显然不符合主流话语对资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头到脚直至灵魂深处“不干净”的诟病。所以,作家虽写了一个转向革命的地主 阶级知识分子,其身份也纳入了革命谱系,但其人格特征依然停留在原有阶级。“张飞”是一种性 格符号和文化品性的指认,包含着盲动、偏激、鲁莽的性格总体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既要 刻画革命者,又要兼顾主流规范下的阶级壁垒的两难困境造成了张嘉庆革命身份与性格特征的错位。作家处理张嘉庆这一形象代表着十七年文学的一种潜规:阶级与阶级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在工农兵占主导地位的创作规范中,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只有向工农兵靠近,知识分子话语和知识分子叙事才能取得合法性。张嘉庆、林道静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便是这种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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