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研究法悉心探寻作品与作者的联系,试图通过作品寻找作者的经历、人格,并根据作者的经历、 人格去解释作品,根据作家亲身经历解释作品,根据作家的人格风范考察作品风格,根据作家对待 世界的态度如人生态度、政治观点、伦理观点、哲学观点研究作品,根据作家的创作意图解释作品 。认为对作者的理解,逻辑上先于对作品的理解。也就是说传记研究法承认并试图寻找作家本身和 其作品的一致性。孔子说“有德者必有其言”。法国批评家圣佩伟把作品看作是作家生活经历、性 格、气质、心理因素的投影。从这一理论和方向来看艾青的人和文却是很准确的。艾青的人生走向 和他的诗论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他的人生走向是为了时代和民族,他的诗论也服务于他的这一方 向。艾青是一位站在时代制高点上注目着大地并为现实呐喊的号手。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知的中 国人,是艾青的最根本的身份。关注时代和民族是他的人生走向。他的经历便是他服务于社会和民 族的很好证明。从艾青的人生历程中可看出,生活的数次变迁都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为革命和民族而奔走。艾青在巴黎求学生活了三年之后,带着些“叛乱的书籍,和那狂热的画幅, 和一个殖民地人民深刻的耻辱与仇恨”回到了家乡,住了不到一个月,为了寻找革命便去了上海。 “无论生活与艺术都促成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春地艺术所”被法国巡捕房包围,当时艾青不 在场,后来碰巧闯了过来,其中一个包打听者悄悄对他说:“你会讲法文,你就说是来寻朋友走错 了门,他们会放走你。”但艾青没有这样做,反而用法语大声怒斥巡捕:“外国人在中国耍野蛮! 蛮不讲理!”于是艾青被扣起来押上囚车,走进了6年的狱中生活。在狱中,因画画颜料的欠缺, 而别无选择地拿起了诗作为思考时代、表达自己的工具,不知不觉地戴着脚镣由追求革命而“误入 ”了诗坛。1937年,抗战序幕拉开的时候,艾青在杭州蕙兰中学供着一份较稳定的差事,内心 涌动的“我们要战争啊———直到我们自由了”的欲望,让他“感到沉闷、窒息、难于呼吸”。他 向亲人们表示:“决不做亡国奴,要到武汉去,投入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他离开了杭州到了抗 战中心武汉,和其他为民族而呼号的人们一起活跃在抗战的阵营里,后来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受 到周恩来的鼓励和经济援助后于1941年3月去了延安。1946年春夏之交,因和谈局面破裂 ,国民党政府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艾青和华北联大师生告别张家口,徒步800里来到河北省 束鹿县落脚,以后两年“正式以偏重于战士的形态出现了”。“他是战斗在冀中平原的普通一兵, 头戴军帽,身穿灰土布军装,腰间还扎着皮带。”<1>艾青本来就■文学·艺术二○○六年第一 期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是革命的一兵,只是大多时间没穿军装,并在没有更合适的武器时 就拿诗当武器而已。艾青表示永远渴求着创作,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苦役,但他说:“我终不愿放 弃这苦役———自从我只留下这唯一的武器了,在我不再有其它的武器比写诗更运用得熟练了,自 从我不再画画了之后,它成了我唯一的可以飞出子弹的出口孔了,假如把这一出口孔塞住了,这是 要在沉默中被窒死的。”<2>艾青是一个关注民生和民族的有时代忧患感的中国人,他把做人放 在第一位,写诗放在第二位。他在1938年写的《诗与宣传》中说:“不错,我们写诗,但是我 们首先却更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 的歌手而写诗。”他始终以政治家的心情和战士的激情忧虑着时代,只不过他在要为时代和民族做 些什么的时候偶然地也是别无选择地拿起了诗作为工具和武器,写诗是艾青为革命做些事时的一个 副产品,只不过这一副产品后来光彩夺目,“诗人”遮蔽了他本初的角色,成了他唯一的身份。艾 青的诗论和诗是他为民族和时代做些事时的工具,所以干预现实的实用色彩鲜明。主张关注时代和
民族、服务现实、有利于大众是艾青诗论根本的指向。一个“中国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 放,摆脱枷锁的歌手”是写诗论的艾青的最根本的身份,诗论就是艾青站在这一身份上来谈怎样写 诗、怎样鉴赏诗,怎样处理诗与时代、诗与民族、诗与大众等诸多问题,故而不可避免地在字里行 间,处处可以感觉到艾青关注时代的眼光和忧患民族的情绪,诗论的大多篇章都打上了他人生走向 的印痕,使得所有问题的最终都指向:怎样用诗来为时代和现实做些事。
关注现实,指向现实是艾 青诗论这一整体生命的灵魂,是艾青诗论文字意义指向的一个强大的潜规则和磁场,使谈论的每一 个问题最终都被吸引到这一方向上来。所以,艾青的诗论必然地具有强烈的时代干预性和现实主义 色彩:注重现实,忠实于现实,紧密结合人生,反映社会生活。诗论忠实于他的人生方向,并与他 的人生方向保持着一致。艾青认为:“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 与鼓动的武器。”<3>所以要“把政治和诗密切地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团结 抗战建国,保卫边区,军民合作,缴公粮,选举,救济灾民……等;使人们在诗里能清楚地感到当 时大众生活的脉搏。”<3>艾青怕自己的诗作没有真正反映到社会和生活:他的《旷野集》所收 的20首诗,因系他在西南山岳所作,怕“因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他在前记中又 说:“……只希望这些歌唱里面,多少还有一点‘社会’的东西,不被理论家指斥为‘山林诗’就 是我的万幸了。”进而在谈到诗的关系价值时,艾青认为:“诗是要通向人民的,必须有具体的东 西,人民才会接受。……我们的时代常常要求诗人急迫地回答人民关心的问题。我们的时代,人民 要求诗人为人民说话。如果你只写自己的东西,你的作品不引起更多人的共鸣,那么美学价值就很 小了。”<4>对于诗的评价也应偏重在它怎样以真挚的语言与新的形象表达了人的愿望,生的悲 与喜等,甚至连诗歌批评的指向也应是时代和现实,艾青说:“……我愿人家批评,严正地批评, 我一定会欢喜而且感激,只要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抗战,为了胜利。”艾青提议说为了改造我们 脱离群众的审美观念和提高我们的文艺风格,使文艺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艺,要向流行于人 民群众中间的文艺学习,吸收他们的精华。他认为诗的源泉来自现实,来自大众生活。文学的贫血 ,就是“大多数作者脱离生产,脱离社会生活的结果。”<4>所以,艾青认为诗人“应当毫无间 断地关心老百姓,倾听老百姓的话,注意老百姓的事情,留心发生在老百姓之间的每个新的事件, 只有这样,才能使诗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与扩大,才能使诗富有生命。”<4>诗人生活在中国 ,“应该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着怎样伟大的事件的。如果他有眼睛,他会看见发生在他的国家里的和 平的刽子手的一切暴行;他有耳朵,他会听见没有一刻不在震响的受难者的哀号与反抗者的呼啸; 他有鼻子,他会闻到牺牲者的尸体的腐臭与浓重的硝烟气息。……”<5>“……那些立志要完成 自己是国民精神的表现者的诗人们,必须与其他的人们更无保留地委身给战斗———努力着观察和 了解国民生活,……诗人们必须比其他的人们更深地体验自己民族的悲哀,也必须比其他的人们更 清楚地觉察到自己民族的优秀的品质,和混在他一起的数不尽的卑劣和腐败。”<6>诗人不仅要 关注生活,体验现实,表现人民,还“必须以人民群众中最先进的思想感情,去影响千百万人的思 想感情。”<7>艾青的诗作也是他关注时代和民族、服务现实的人生走向的成功实践。他写于巴 黎的处女作《会合》便是对参加反帝大同盟一次集会的记录。《春》是对1931年国民党在龙华 枪杀五个革命作家的记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天,艾青写下了《复活的土地》。在这 首诗里,他放出了一个战争的预言:“……战争真的来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是艾青以悲 哀的心情写的,“因为在战争到了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内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8>艾青到劳 动模范吴满有家里住了半个月左右,跟他谈心交朋友,访问他,写了长诗《吴满有》,歌颂大生产 运动,配合当时的解放战争。长诗《在浪尖上》是为了歌颂“四五运动”中的英雄韩志雄。《死难 者画像》、《江上的浮尸》、《人皮》等是对法西斯强盗罪行的愤怒控诉。艾青还把关注现实的眼 光和笔墨伸向国外,关注和记录着其他国家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命运的生存状况,如《一个黑人姑娘 在歌唱》、《黑人居住的地方》、《荒废的地方》、《哀巴黎》等,使中国新诗获得了一种世界眼 光。艾青总是把时代的情绪和民族命运的波动带入诗作,他总是让自己用文字记录着个人生存和社 会的发展状况,记录着民族生存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状况。他“无畏地安置为这个时代所不应该 隐瞒的语言。”<9>在艾青用诗为时代和民族服务的过程中,写作中的真实、形象、语言是他最 器重的三个因素。■文学·艺术二○○六年第一期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他通过这三种因素 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诗论和诗作保持在他的人生方向上。艾青认为:写真实包括诗人抒写自身情感 的真实、说真话,和对外在现实书写的真实。艾青认为:“诗的情感的真挚是诗人对于读者的尊敬 和信任。诗人当他把自己隐秘在胸中的悲喜向外倾诉的时候,他只是努力以自己的忠实来换取读者 的忠实。”<10>他说人生有限,“所以我们必须说真话。———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随时用 执拗的语言,提醒着:人类过的是怎样的生活。”<10>艾青进一步认为:“高尚的意志与纯洁 的灵魂,常常比美的形式与雕琢的词句,更深刻而长久地令人感动。”<11>对于时代和社会的 书写,艾青认为:“……诗人能忠实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是应该的。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 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7>可见艾青对写真实的要求也是基于对时代和现实表达的需要,是为了尊重现实的读者,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大众的生活,为了更好地坚守诗人的职责,更好地表达自己和大众的情感。艾青在诗论中多次指出:诗人更善于运用形象思维,要借助于形象。“……无论什么时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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