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常生活由于其固有的琐屑和平庸不符合宏伟叙事的审美要 求和价值目标而无法在宏伟叙事中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并获得言说的合法性。它在宏伟叙事中总是 处于被改造、被批判的地位,难以保持完整的自然风貌,其价值和意义也因此被不断地遮蔽、删减 乃至于取消。例如,“十七年文学”书写的是高度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在叙事中尽可能缩减其私人 性和世俗性内容,并依据政治话语的价值准则规定日常生活的意义。精英话语也拒绝庸碌的日常生 活。对“理想”和“终极意义”的追求和探寻是精英话语一以贯之的价值目标,平庸的日常生活因 为本身不具备超越性的理想价值而不能赢得精英话语的认同。比如《人到中年》虽然写到日常生活 ,但却强调理想和精神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日常生活因为烦琐、平庸而被叙述为无意义的,是要予 以否定和舍弃的。其实,日常生活绝非没有对意义的创造和维系能力,只不过这种能力被日常生活 之外的力量所压抑和扭曲。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意识形态的 文化整合功能逐渐被削弱,启蒙话语的神圣性逐渐被消解。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文化情境中,日常 生活以迥然不同于既往的形象进入了文学的审美视阈。大批市民小说纷纷把日常生活作为叙述本体 进行返璞归真的书写,日常生活的叙事诗学得以重新确立并渐趋成熟。日常生活的书写者们从自己 的切身经验出发去认识日常生活,发现日常生活“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生活琐 事”。〔1〕基于对日常生活的经验主义认识,作家们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去俯视日常生活 ,而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去体察、感悟和呈现日常生活。他们自觉地放弃了对日 常生活进行提纯和修饰的努力,转而从日常生活的世俗性、庸常性和琐碎性着手建构日常生活的叙 事诗学。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常生活叙事的经典之作《一地鸡毛》和《烦恼人生》中, 我们看到的是上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如何求人让孩子入托帮老婆调工作以及奖金被扣、岳父要 过生日、房子要拆迁等等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这两篇小说当年之所以名噪一时,就在于无比传神 地呈现了日常生活粗朴、琐碎和平庸的原初质地。90年代,《落日》、《太阳出世》、《贫嘴张 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市民小说都沿袭了这一叙事模式,以与日常生活同构的、朴素的话语方式描摹 细碎的生活细节和庸碌的日常场景,力求通过这种直观性、感性化的书写方式刻画出日常生活庸常 、琐碎而又鲜活、丰富的原生本相。值得注意的是,《落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小说 专注于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式呈现,偏重于表现日常生活的庸碌无奈和不尽人意,缺乏对日常生活内 在神韵的审美观照。日常生活在这些小说中总是表现出千篇一律的单调和乏味的面目。20世纪9 0年代的另一些市民小说则克服和矫正了这种狭隘和偏颇,在向日常生活的最一般形态即世俗性和 庸常性靠拢和回归时,极力发掘日常生活所包孕的平实和琐细的美感,展现日常生活内在的风情神 韵,从而表现出更为成熟的叙事风范。范小青《伏针》通过寻常小巷中普通百姓的家庭生活展现日 常生活的诗化品性与和谐之美。针灸大夫陈先生与世无争,认真行医,悉心授徒。他的子女每天按 部就班去上班,回家就帮他护理病人。平静的家庭生活中偶有一些变化也很平淡,如侄子学艺不精 就去开诊所,小儿子美满完婚。日常生活于平淡中显现出悠闲自在的情调。杰出的王安忆更是超越 了对日常生活的浮面观照和表象化书写,对日常生活叙事进行了新的开掘与美学发现。她认为日常 生活叙事的审美标准是“家常”,家常“是从纷繁曲折的审美阅历中提炼出的理想,在它字面的简 洁之下,必有着深厚的内容。……是从冗长的日复一日的生计中,提炼出的精华,在它的日常面貌 下,有着特殊的精神。”〔2〕因此,王安忆尽力把平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用精雕细磨的笔法去 描摹和铺陈具体、琐细的世俗性生活细节,从中捕捉日常生活的声、色、形、韵,发掘日常生活殷 实、朴素的美感和绵密、悠长的韵味。在《长恨歌》中,王安忆的笔触常常流连于那些活色生香的 世俗性细节:粉红缎子旗袍上的绣花、金丝边的细瓷茶碗、泛着幽光的打蜡地板、叫卖桂花粥的梆 子声、弄堂里夹了油烟和泔水气味的风……这些繁复、密集、可感的细节是生活的“声”与“色” ,是日常生活的肌理与情态,它们释放出丰富的审美信息,让人体味到日常生活的精致、富足和安 闲。上海弄堂里的日常生活图景就在这些世俗性细节里徐徐展开,并获得了感性的审美形态。王安 忆在用铺张、华丽的句式描摹生活细节的同时,还采用一种阐释性的叙述话语把这些细节从经验性 的现实中剥离出来,并概括出其抽象的精神实质,比如,“这是来自于底层的、日常的弄堂生活, 充满了人气烟火,积攒的是一种城市心境,而流言的细密绵软流淌的则是生活的琐屑与本真。”这 种叙述方式拓展了日常生活的意义空间,并赋予平庸琐细的日常生活以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品质。在 市民小说对日常生活的朴素书写中,原先被遮蔽和压制的日常生活本有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力地凸现 出来,20世纪90年代的市民小说在两个向度上阐释了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1.日常生活是 生命个体此岸生存的意义支撑点如前所述,无论是革命政治话语还是精英话语,都没有肯定日常生 活本身的自足性的价值和意义。与革命政治话语和精英话语不同,20世纪90年代的市民小说既 不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寻找和确立日常生活的价值,也不是武断地否定日常生活本有的意义,而是从 此岸生存的角度来阐释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它认为日常生活并不需要倚靠外在的思想拯救或人 为赋予才能获得价值,它的价值不在任何理想化的超越之中,就在于世俗性的伦常日用本身:柴米 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家庭人伦……这些繁琐的世俗性细节在现世生活中是无从缩减和省略 的,它们构成了生命个体赖以生存的基本形式。徐惠照的小说《过了》书写了普通市民梁观洲一家 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新婚恩爱和夫妻磨擦、育儿的辛苦与快乐、婆媳矛盾、母子关系……诸 种烦琐的事件构成了日常生活饱满、复杂的内涵。这种直面琐屑日常的叙事折射了小说对日常生活 的价值认同:男婚女嫁、养儿育女、家庭矛盾等等家居日常虽然琐屑、庸碌,却是现世生活最基本 、最普遍的内容,是人生“素朴的底子”,是任何普通人在现世生存中都绝难取消和无从逃避、也 不能用理想和精神进行取代和超越的。程青《恋爱课》以几对平凡男女的聚散离合为叙事线索,叙 述的重点却落在男欢女爱、婚丧嫁娶、吃饭穿衣、婆媳妯娌之间的微妙关系等日常性的生活事件上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无不是在这些零碎又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担当着自己的生存,体味着生存的困 惑和乐趣。在生活生生不息的失落与升腾中,个人才实现着人生价值的转换与升华。20世纪90 年代的市民小说充分确认了日常生活对于个体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世俗性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此岸生 存的意义支撑点。在确认日常生活的价值的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的市民小说并没有放弃对人 作为一种生命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质地的考察和刻画。许多小说写出了民间百姓在琐碎日常生 活中的烦恼、内心的某种无奈和隐痛。李肇正的《住房烦恼》讲述了小丁、小林夫妻因住房漏水而 四处奔波寻求解决的烦恼和怨尤。魏微的《薛家巷》着笔于小巷中几户人家家家那本难念的经,也 无非是夫妻不睦、晚年寂寞、经济困窘之类生活琐事。在普遍的意义上说,诸如此类具体细微的日 常烦恼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法避免。它们时时打破日常生活的平静,困扰着人的身心,耗损着人 的精神,让人不可能诗意地栖居。于是,这就很自然地引申出精神救赎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 的市民小说认为获救的可能并不存在于知识精英所提供的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彼岸镜像之中,而 是隐含于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本身。日常生活并非总是与平庸和单调同行,它还蕴涵着诗意和浪漫 的趣味,包含着人情温暖。相对于司空见惯的庸碌和压抑,世俗生活的日常情趣和人伦温情变成了 一种拯救和超越的方式。在《太阳出世》里,一个婴儿的出生把一对平民夫妻从粗俗和任性中拯救 出来。李小兰和赵胜天这对小夫妻原本是两个鄙俗的市井青年,女儿出生后,他们伴随着女儿的成 长不断走向成熟。育儿的艰辛让他们体谅到了为人父母的不易,意识到了自己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 ,于是,他们告别了以往的任性、无知和低俗,开始奋发努力,追求文明、向上的美好生活。“彼 岸”就在于“此岸”的坠落和自我拯救之中。石钟山《“非典”时期的爱情》肯定了温婉、平易的 人伦价值对枯燥的日常生活的调剂和拯救。马竹和文燕这对因婚姻生活平淡乏味而打算离婚的普通 夫妻在“非典”时期的日常生活中各自体会到了对方的烦恼与辛苦,感受到了相濡以沫的夫妇温情 与天伦之乐的可贵,从而重归于好。在这里,伦理亲情成了生活的润滑剂,使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 得以延续下去;同时,它还涤荡了生存的压抑和焦虑,抚慰着疲惫的心灵,疗治着精神上的伤痛。 到了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个诗意和温馨的世俗神话。普通百姓 的日常生活被叙述得热热闹闹,情趣盎然。猫子、燕华这些年轻人夏夜在大街上乘凉,不厌其烦地 讲着上班时的趣闻,随心所欲地开着粗俗玩笑,开开心心地去逛夜市,有滋有味地享受着世俗生活 的乐趣。燕华爸爸等一群老人则津津有味地回忆着武汉的小吃。他们都自得其乐,无比满足。小说 充分确认了日常生活的自在自足,它无需别的什么理念附著其上以设定意义,其乐陶陶的生活本身 就是意义的源泉。20世纪90年代市民小说对日常生活的价值认同与意义界定具有深刻的文化意 义。一方面,它否定了政治话语对日常生活的高蹈主义的意义设定,并在更深的意义层面上暗示了日常生活是政治话语的终极归宿:“人们用极其崇高甚至悲壮的气概和‘淋漓的鲜血’换来的现代进步或解放,最终却必然是对平民那种安宁、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肯定和保证。”〔3〕另一方面,它借助于日常生活本身的价值开启了一种新的启蒙的维度,有效地反拨和纠正了精英启蒙话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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