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之一,方方的创作卓而不群。她的作品不是停留在一般新写实小说“还原” 现实生活和屈从于现实生活的层面上,而是在对理想、信念的恪守中,在对现实无法言说而又无可 奈何的痛苦之中,竭力表现出对理想的坚执和守望。这就使得她的作品看似平凡琐碎,细加斟酌却 令人回味无穷,产生更深层次的思索。方方创作中表现出的这种对理想主义的沉思和认同,突出地 显现在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中。在方方的小说中,以知识分子为书写对象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例。 自20世纪90年代始,方方先后推出中篇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无处遁逃 》、《定数》、《状态》及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其间又有短篇小说《金中》、《幸福之人》 、《言午》、《一唱三叹》问世。这些作品几乎全部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为创作题材。与其他 作家的小说相比,方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最大特点是:集中思考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命运。她没有 承袭“伤痕”、“反思”文学通过描写知识分子的悲剧来揭露或控诉极左思潮的套路,而是把知识 分子置于种种不同的时空之中,考察他们的人格变化,书写道德拯救的理想。方方说:“我的作品 大致分两类。一是写城市下层人的生活,一是写知识分子。这显然同我的生活阅历有关。我出身在 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生活在知识分子堆里,现在的生活圈子也主要是同知识分子交往为多。我熟悉 他们的心态、做派和为人(看到一些人写小说凡写到知识分子便将他们畸形化,或作变态处理,觉 得很可笑)。”<1>(P37)她试图用自己的笔唤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自豪感和优越感,重塑“ 文化精英”形象。众所周知,许多新写实小说,如《烦恼人生》、《不谈爱情》、《一地鸡毛》、 《单位》,无论人物还是情节都与方方小说相似,展示繁琐生活中的困境与不幸。但是,那些作品 的主人公往往在困境中向命运低头,从而降低了人生理想,消解了生存意志。而方方小说中的主人 公却绝不向环境让步,如《一唱三叹》中的王含妈和《祖父在父亲心中》中的祖父,他们不屈从于 现实,在与现实的抗争过程中展示了人的内在的生命力量。从中可以明显地体味出方方对知识分子 的正确认识。池莉是站在市民价值的立场上来批判知识分子的,她多以市民文化来贬抑知识分子文 化,表现知识分子的某些消极病态因素。在她的小说中,知识分子是软弱的、酸腐的、庸俗的、自 私的,是“多余者”的形象。其创作虽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但对知识分子进行的彻底的批判与揭 露,有失公允。同样,刘震云的小说向我们揭示了知识分子从有理想有抱负的“精英”逐渐变得平 庸、世俗的“还俗”过程。而在徐坤的笔下,知识分子已不再是精英,已不再有优越于大众的“士 人意识”,“精英”的神话彻底破灭,“精英”完完全全地被解构了,让我们感到的是说不尽的悲 哀与心痛。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消解崇高、大众狂欢、嬉戏诸神”的文学潮流中,方方内心的道 德拯救理想及其文化精英立场使其在对知识分子的弱点、劣根性进行剖析的同时,依然书写了对知 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终极理想的守护和期待,是难能可贵的。综观方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可以 发现,方方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描写,主要以三代人为代表:一是国家危难之际的“祖 父”,二是陷入共和国初年政治泥潭中的“父亲”,三是当下市场化、物质化年代的知识者“我们 ”。作家通过三代知识分子与他们各自的时代的“遭际”,演绎出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形态和人生 悲喜剧。一、“祖父”:儒雅而威严的生命塑像《祖父在父亲心中》里的“南京爷爷”、“祖父” 可以说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南京爷爷”在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个性开朗又耿直,终身 勤勉治学,年老中风偏瘫后仍著书立说。“祖父”一介文弱书生,活得刚毅正直,大义凛然;死得 刚烈,惊天动地。他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却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头衔和 优厚的待遇而选择了小县城的基础教育,目的是“教育救国”。在抗战时期,祖父在课堂上斥责政 府的逃跑主义,“讲到痛处时仰天长啸捶胸顿足。学生们说,那时坐在课堂上谁都能感受到祖父的 凛然正气。”当进步学生惨遭杀害时,他敢于伸张正义;带领乡亲们逃难不幸与敌人遭遇时,他面 不改色,怒斥日寇的侵略行径;面对敌人的利诱劝降,他慷慨陈词,视死如归,最终以自己一人之 死换取了乡亲们的生。这就是祖父,他既有文人的儒雅,学者的学识,又有武将的胆略与刚毅,不 足一米六零的身躯包容着伟岸的人格。“书生一般地活着,勇士一样地死去”。方方认为“人格是 一种综合力量,高深的学识和强大的人格相结合,就能成为一个大知识分子”,而“以前有些知识 分子人格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们注重的就是人格。”<2>(P301)二、“父亲”:委顿而 卑琐的生命形态方方笔下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是父辈。她通过“父亲”(《祖父在父亲心中》),丁 子恒、苏非聪(《乌泥湖年谱》),言午(《言午》)等形象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悲剧。在 描写这些人物的过程中,作者着重刻画了他们的人格在“十七年”阶段的变异过程。“父亲们”或 出自国内名牌学府,或留学苏联、欧美,是共和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年轻的“父亲们”在小说开 卷时,一个个显得满腹诗书、多才多艺、术业专精,充溢着知识气息与生命活力。然而强大的政治 运动的境况消蚀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和智慧,在他们心底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梦魇。在这种生存境遇里 ,“父亲们”必然改变以往的生存方式,代之以“慎之又慎”的生存“策略”。《祖父在父亲心中 》中的父亲与祖父一脉相承,同是知识分子,有相似的气质、人格,年轻时勇敢有为。然而,在荒 谬的年代里,一切是非都丧失了标准,父亲逐渐变得胆小畏缩、苟延残喘,对生命无可奈何;另一 方面,祖父的死将其生命价值上升到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作为一种人格力量,祖父在父亲心中树 立起一座丰碑,对照自己理想的破灭,人格精神的失落,父亲背负着精神的折磨,无力向黑暗抗争 ,终于在迷失中死去。也就是说,尽管父亲懦弱甚至窝窝囊囊,但他内心恪守着做人要有骨气的人 生信条,他还能时时感到祖父精神的震慑,因此才深感精神上的痛苦,才会在精神和现实压力的双 重对抗中悲凉地死去。的确,时代的悲剧不能归罪于某一个人,不能让某一个人来承担。在《乌泥 湖年谱》中,丁子恒由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变成一个畏首畏尾的庸人,其他人或因清高天真而遭劫, 或因出卖同志而自保。在时代的重压之下,这批高级知识分子的人格先后发生了变异。言午在经过 十三年的劫难之后,以折磨曾经诬陷自己的人的灵魂为乐事———故意在研究所的大楼前捡垃圾, 故意捡吸他们吸剩的烟头。当年“言午大博士”的书生意气变成了勾心斗角的庸人情怀,最后他在 平庸之中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在描写这些人的过程中,指责时代的偏激与过失不是方方文笔的 落脚点,作者的用心在于展示一代文人的人格弱化、委顿过程,她甚至有意把父辈文人同祖辈文人 进行对比,从而探索了两代知识分子在逆境中的不同表现。方方实际上是从人性变异的角度展示一 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畸变。这种展示之中隐含着深沉的哲学意味和文化内涵,这也正是方方知识分子 题材小说的独特之处。当然,方方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她同情父辈的不幸,理解父辈们在 一个特殊时代中的不同选择以及他们在保全人格与保全性命二者之间的困难选择。对此,她曾说: “你说是被杀伟大,还是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伟大?你很难做出判断。苏武牧羊是一种屈辱,李陵 投降也是一种屈辱。知识分子无法左右自己时,只能选择屈辱……”<2>(P298)三、“我 们”:“无处遁逃”的生命“定数”方方笔下的第三代知识分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登上社会舞 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中篇小说《行云流水》、《无处遁逃》、《定数》以及短篇小说《一唱三叹 》,是方方结婚成家居住在大学校园的“结果”,是她继对知识分子的祖辈和父辈的命运描写后, 对第三代知识分子———“我们”———在市场经济初期的生存写实。在这些作品中,方方着重描 写了一批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之际的彷徨与困窘。他们或者在物质生活中为生存忙忙碌碌,或者在 灵魂的世界里为生命的种种压抑备受煎熬。在新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他们中部分人的坚持操守、追 求崇高的人格修养开始淡化甚至消失。如果说,方方笔下的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在特殊的政治 环境中发生了畸变,那么,第三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则是在特殊的经济环境中发生了萎缩。《行云流 水》中的高人云,禀承了50年代知识分子安分、正统、认真的优良传统。进入80年代,高人云 们所面对的则是知识分子身处社会转型期时所体味到的错位感。高人云做事认认真真,待人诚诚恳 恳,谦虚谨慎,处处忍让,做人家不愿做的事,还是跟这个时代社会不能合拍,事事不顺,处处碰 壁,被生活捉弄,弄不清自己究竟跟这个时代的哪个齿轮错了位。《无处遁逃》中的青年教师严航 ,显得比高人云实际一些。他好自我张扬,恃才傲物。他不多占别人的,也决不让自己太吃亏。尽 管如此,他还是执著于自己的事业追求。他只做学问,不涉交际,虽然成天马不停蹄地搞科研,做 论文,考博士,却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还惹得后院起火,出国深造的梦想最终被打 破。他们之所以未发生质变,未完全向小市民转换,原因在于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仍持有不 同程度的“士人意识”,有某种自豪感和超越感。“理想在内心是完满的,但又不能不向现实妥协 。”<3>(P33)这句话表达了方方对理想的守望和对现实的无奈。综上,我认为,在20世 纪中国作家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传统”中,方方从容地、开阔地展开了知识分子的命运过程。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三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揭示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形式、悲剧命运及其心灵演变的历程,用这些林林总总的人物形象,传达出20世纪中叶以来几代知识分子的牺牲和困惑、骄傲和屈辱、选择与放弃等,细腻地勾画出了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断代史。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价值和意义。试论方方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孙立华$渤海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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