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传》的主旨，明清时期已有两种 对立的观点:“忠义”说和“诲盗”说。也同时有少数 人认为是为英雄豪杰立传，甚至有认为是“出于游 戏”的。近代则有“倡民主、民权”的“政治小说”的 提法。1949年以后，冯雪峰的“农民起义”说长期独 占鳌头。至1975年伊永文提出“市民”说，之后更 有人继续阐发为“为市井细民写心”说。自1979年 起，“忠奸斗争”说开始在《水浒传》主旨研究中占 据一席之地。还有新近出现的颇“与时俱进”的“反腐 败说”。而今“通过一段时间的相互驳难和讨论，学 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市民’说和‘忠奸斗争，说从 不同的角度立论，均有一定的合理性，相互间可以 作某种补充和包容。”11> 从上述对《水浒传》主题的认识，我们可以看 出它与研究者本身所处的特定时代及其由此而来的 立场、世界观紧密相关。《水浒传》犹如一个长满 杂树的林子，每一个研究者的特定立场都会引导他 去看只符合这立场的“树木”。“从学术史上看，古代 文化研究上成规模的突破性的研究动态的出现和研 究成果的获得，一般地说往往是与一定的时代环境 条件分不开的，是一定的现实需要和一定的历史文 化自身价值相结合的体现。学术研究上这种结合的 体现和实现，关键当然是在于研究主体—学者们 研究观念的发展变化，而学者们研究观念的发展变 化，又离不开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现实需 要的触发和驱动。”lz> 《水浒传》主题长期悬而未解且多元并陈的局 面同时也尽显欲解之者的无奈，其原因似乎正如当 代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是由于“人们采用的理论视 角、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不同，都可以得出不同的 结论，从而造成主题研究众说纷纭的状况。对此， 有人提出主题思维问题，主张应从文本客体、创作 主体和读者受体三个方面入手，不能顾此失彼。并 主张‘多元融合，说。但直到目前，还未见到能成功地 运用系统、多维的研究方法研究《水浒传》主题的 文章。”
313虽未见‘能成功地运用系统、多维的研 究方法研究《水浒传》主题的文章”，但已有人在进 行尝试。 有的学者试图解决多元主题的矛盾，磨合单一 主题，使之互相渗透，于是出现了多元融合论。欧 阳健《论<水浒》主题研究的多元融合》根据《水 浒传》研究史的经验，提出主题研究应该“彻底抛弃 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而代之以‘亦此亦彼’的 思维方法，这就是多维融合的思维方法”。因为《水 浒传》“本身就是充分多元化的”，“作为研究的主 体，研究者也是多元的”。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刘冬 的《<水浒》新议序》，他提出:“《水浒》是一部 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反映市民心灵、目光、经 验与想像的农民战争的小说。”钟扬《回荡在忠奸斗 争框架中的农民革命挽歌》这一标题即是作者所说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料学版)2006年军2期 的《水浒》主题，这是融合农民起义说与忠奸斗争 说。齐裕馄的《明代小说史))说:“《水浒传))的思 想内容是农民阶级、市民阶层和封建社会进步知识 分子思想的多层次融合。”上述“人民起义”说实际上 也包容了农民起义与市民斗争两说。多元融合的理 论考虑了作家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实际的不一 致及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等问题，不失为一 种比较圆通的见解【41255一256。 事实上从辩证法的逻辑看，“多元”的极致又恰 恰可能是“一元”的出现。毕竟那种《水浒传》“多 元”主题的并排陈列也多少有些粗笨原始，更重要 的是这种做法不能完全揭示出《水浒传》主题的 真正意旨与趣味，同时还未能真正考虑到“作家的 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实际的不一致及作品内容 的丰富性、复杂性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不能认清 《水浒传》贻害社会的一面。因此我们似乎就需要 超越“多元”而上升到新的“一元”综合中去认识《水 浒传》的主题。那么综观前贤与时彦们各种主题 探索的结果，其“相异”的“多元”中是否存在一个“共 同”的“一元”主题?这是否也将成为一种更加“圆通 的见解”呢? 那种盲人摸象、见木不见林、“只缘身在此山 中”式的探究方式，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不能对《水 浒传》定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应该站远一步、 立高一层以超越的眼光来看，即从中西社会文化形 态的不同，去探索《水浒传》的主题真相。诚然， 我们也应肯定“《水浒传》的多元主题，各有其相对 的合理性，反映了《水浒传》的部分(或大部分) 实际。对主题的讨论，促进了对《水浒传》思想内 容的深入探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l中55 “多元主题”的结论对我们进一步探究《水浒 传》主题极有启发，它令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 思维定式，开始思索在这“多元”的主题之上，是否 还应有一个“涵盖”它的“一元”主题。因为从《水浒 传》文本本身，也即作品所产生的大的社会文化 背景，作者的思想趣味、感情倾向，以及作品实 际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等几方面看，它似乎都有一个 统一的并不矛盾的“存在”。于是，笔者不揣浅陋， 经过对作品本身以及对前辈时彦各种观点进行研 究分析后，大胆地认为整个《水浒传》实际上表现 了浓厚的“泛农民趣味”或“泛农民意识”。因为不论 其“农民起义”说，还是“市民意识”说，乃至“忠孝节 义”说、“忠奸”说、“诲盗”说，等等，无不是在封建 农业文化这个“大文章”之下其题中应有之义，都是 在表现我国大农业文化体系下的“泛农民”的思想意 识及其生活追求的特定趣味。就从文化心理角度分 析造成起义英雄们悲剧的原因，指出“忠、义、报 恩、当官、宿命”是梁山英雄们的共同文化心理，这 种心理一方面成就了他们轰轰烈烈的事业，另一方 面也导致了他们的悲剧，更反映了“国民性”中的劣 质15>。 当我们从超越的意义上来谈《水浒传》的“泛农 民意识和趣味”时，我们是在说这种“意识”不仅仅是 狭隘意义上的“农民”所特有的思想，而是指一个长 期浸淫在大一统农业文明中的民族积淀在其政治、 伦理乃至心理文化深处的“农民”或“小农生产者”的 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及生活趣味。或者说其解决问 题的方式与某种共同的心理程序都属于大农业文化 之下的格局。不论他是不是狭义的拿锄头把儿的“ 农民”，只要是在大农业文化背景下，他的思想意 识、价值取向总超不出某种“农业文化”的趣味。这 正像鲁迅先生所创造的“阿Q”形象所代表的意义、 所揭示的性格特点也早己超出了“未庄”而成为整个 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样。 我们这里所主张的“泛农民意识和趣味”的颂歌 主题，可以统一历来人们从《水浒传》中所感到的 诸多矛盾:“喻朝刚在《(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 样的书》一文中指出: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思想和 矛盾现象，用‘ 农民起义说’解析不清，用‘市民说’也 解析不清，而事实上，《水浒传》描写的是江湖豪 侠、无业游民以及市民、农民等广大劳动人民与地 主阶级的斗争。”Ia>309这所谓的“江湖豪侠、无业游 民以及市民、农民等广大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都有 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泛农民”。 无论从小说创作者的主观意识还是作品的客观 效果甚至其取材，无不反映了这种浓浓的农民意识 和农民趣味。在《水浒传》中积淀着“农业文化”所 特有的生活氛围与心理倾向。并且热烈地歌颂、 肯定、美化着这一切，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着这一 切。而且这种情形又正是《水浒传》所独有的。伟 大的艺术家与思想家总是超越其时代的，总是带有 永恒的超越性。比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小 说作品虽不乏局限性，然其所表现的伟大的超越时 代的思想感情却是有目共睹的。这些伟大的作品虽 也产生在“大农业文化”的历史背景中，但其思想趣 味却是超越性的。而这种超越意识却正是拘限于、 沉醉于“泛农民趣味”的《水浒传》所缺乏的。 评价《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应退后一步去看 它所在的大文化背景与文化土壤，以探寻其人物所 反映的深层“文化出身”之事实，而避免纠缠其具体 窝尿·“汽农民到匕，树，的该召气一一从中百方社会文化例多丸之比权若《水浒传》主皿 人物的“表层”身份这种现象。我们对它“泛农民趣 味”的认识意在对它的思想倾向进行定位与批判，指 出它贻害社会的一面。 (一)《水浒传》所颂扬的“游”状“野”态 的“泛农民” 《水浒传》“好汉”是“游”状“野”态的泛农民。 是非日常状态的“农民”，也是传统的非契约状态、 无规则约束的农民。而这种“野”状与“游”态又正是 《水浒传》所极力颂扬的。我们知道，“所谓游民， 从其职业状态上说，既不属于士、农、工、商， 同时又与士、农、工、商有一种无法挣脱的联系。 游民基本上是不在其位的进入流动状态的士、农、 工、商。因而游民的政治姿态与价值取向都显得 具有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状态。士、农、工、商诸 类人物都是在规范和限制中生活，它们安居乐业、 安土重迁，性格保守、态度恭顺。而游民则不一 样了，在某种程度上说，游民是在规范与限制之外 生活的一类人，完全可以说游民就是野民。游民的 这种野，即是动作上的，又是精神上的。”161184这 里的“士、农、工、商”诸类人物显然都属于传统中 国“泛农民”的组成。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虽“游”而 为“民”，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完全不同于居有 定所的“农民”，而恰恰相反，这种“游”而为“民”的 状态正可以把那些在稳定生活中压抑已久的“泛农 民”的潜在心理倾向与行为欲望充分地、无所顾忌地 宣泄释放出来以快其意。而对这种“宣泄”的快感的 描述正是《水浒传》的主要旨趣之一。 《水浒传》所宣扬的完全是无规则的社会理想 模式。而且它所实现这种“理想”的方式更是以暴力 为旨归的。因此，《水浒》就不仅为那些占山为 王的“职业抢劫团体”(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 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风山的燕顺、王英、 郑天寿;黄门山的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 等等)树碑，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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