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在封建社会末世 的清代,女性写作在小说领域里得到特别的发展。考察清代女性作家的写作,不仅可以从性别这一 个特殊角度,更好地审视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道路,而且在中西社会文化比较的视野中,这个问题 会呈现出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一往往被忽视和遮蔽的文学现象,在现代学术和女性社会学的眼界中 ,成为难得的研究对象。这里,仅就清代女性小说写作的社会历史意义,作一些初步的探讨。清代 乾隆中期,《红楼梦》一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嗣后,出现了愈演愈炽的续书之风。其中,一部署 名“西湖散人”撰的中篇小说《红楼梦影》相当特别。该书写于咸丰十一年(1861),出版于 光绪三年(1877),虽然出版之后备受冷落,作者的真实身份也无人知晓,但却成就了中国女 性小说的开山之作和“小说史上第一位女作家”<1>。历经百年之后,西林太清(1799—1 877)的名字和她的《红楼梦影》一起被镌刻在了中国女性小说的史册之上。胡适在《镜花缘的 〈引论〉》中曾论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权问题: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 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 费了十几年的心力来提出这重大的问题。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 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2>。综观中西方小说史我们不难发现,小说 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男性主宰的世界,不论是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小说的创作者。尽管这个世 界偶尔也让女性浅斟低唱,但在她们尚未彻底摆脱男性中心社会的强权垄断前,只能是男性文学的 附属品,只能是小说世界里微不足道的配角,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不能掌握主动创作的权利。女性作 家涉足通俗文学领域,她们所要面临的心灵困境和承受的思维压力,要超出男性作家许多倍。即便 如此,她们也未必能够修成正果,就像《红楼梦影》及其作者西林太清,湮没在文学的长河中,几 百年来“脉脉不得语”。如果说东汉蔡琰的诗、南宋李清照的词、明代叶小纨的曲尚且给中国历史 上的女性文学带来几缕明媚阳光的话,那么几乎跟女性无缘的通俗小说则是古代才女们心中无法言 说的伤痛和挥之不去的悲情。一、女性书写的悲剧性情境对地位窳弱的中国古代妇女来说,社会性 的公共事业是根本无法涉足的,惟有文学还可以使她们为自己找到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但是文学给 她们的选择却又是有限的,她们所能从事的文学创作不外乎正统的诗词雅道。因此在中国的古典文 学史上,女性的诗词文赋可以找到历史的根源(如《诗经》中的女性文学),而通俗小说则几乎无 史可循。即使是在中国古典小说达到辉煌的明清时代,也极少有女性通俗小说家,可以知道的女小 说家仅清代的西林太清以及汪端、陈义臣三人。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幸保存下来,汪端曾经 创作的历史小说《元明佚史》18卷,因学道后自焚其稿未能流传,只活了18岁的陈义臣,撰写 了通俗小说《谪仙楼》,也因种种原因存佚不可知。明清之前,中国的小说作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男 性,而此时西方已有众多的女小说家脱颖而出,大量的女性小说诞生。同样因为妇女社会地位和生 活条件的低下,18世纪以前西方亦鲜有女性写小说,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资本 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女性从事小说创作成为可能 ,尤其是英国的女性在小说写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瓦特在他的论著《小说的兴起》中,认为1 8世纪的小说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由妇女创作完成的。文化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环境 的自由宽松以及女性读者的增加,让妇女们有了更多的可能去从事小说创作。18世纪以来,成百 上千的西方妇女依靠翻译古典文学、写作大量粗糙的小说来打发时间或挣点零钱贴补家用,虽然她 们中很难有人成为职业作家,作品也因阅历的贫乏、见识的短浅而呈现明显的劣势,但她们毕竟在 小说领域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们对小说的巨大需求,使这个原本只是作为女性消遣物的东西成 为人们趋之若鹜的艺术样式。西方第一位女小说家简·奥斯丁和另外三位女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 、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一起,被视为英国19世纪最著名的四位女小说家。她们的作品 《理智与情感》(简·奥斯丁1811年出版)、《傲慢与偏见》(简·奥斯丁1813)、《呼 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1848)、《简爱》(夏洛蒂·勃朗特1847)和《米德尔马契》 (乔治·艾略特1872),被视为西方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再如盖斯凯尔夫人,当时英国社会 政治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所撰《玛丽·巴顿》(1846)是英国第一部“工人”小说。这些妇 女小说家就婚姻特别是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问题向世俗发起挑战。特别是简·奥斯丁,她的《理智 与情感》比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早了半个世纪,并且“反映了妇女在文学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增 长的过程”<3>。因此瓦特不无敬意地说:实际上,十八世纪的小说大部分是由妇女写的,但这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依然只是一种数量上的优势,是简·奥斯丁完成了由范尼伯尼开创的工作,并 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向男性的特权挑战。……因此,妇女在小说的领域中处于真正优势的地位< 3>。妇女地位的尊卑高下、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与否,决定了中西方女性在小说领域中扮演角色 的主次之分和中西方女性文学成就的天壤之别。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夫 权”的缧绁,使得无数中下层的劳动妇女被吞噬在无休止的劳作中,被禁阻在学校教育的大门之外 。只有极少数贵族妇女,诸如公主、王妃和大家闺秀才有可能接受一定的教育。为了牢固束缚女子 的社会思想和行为,统治阶级灌之以“德胜于才”、“德本而才末”、“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的 女子德才观,女子教育的主要内容也严格限制在道德经典的范围之内,只允许民间女子学习《女论 语》、《女儿经》、《闺训千字文》等普通读物,宫廷女子则主要学习《百家姓》、《千字文》、 《女孝经》、《女戒》、《内训》、《大学》、《中庸》、《论语》等道德经典。那些被视为“小 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因为与道德伦理的防范密切相关,自然就成为洪水猛兽,很难进入她 们的阅读范围。曹雪芹《红楼梦》中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就描写了林黛玉、贾宝玉如饥似渴地阅读几经周折弄来的《西厢记》、倾听《牡丹亭》的“淫 词艳曲”;第四十二回林黛玉因为行酒令时不慎说了两句《西厢记》、《牡丹亭》里的语句,便遭 到薛宝钗的指责:“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 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黛玉听罢竟然心下暗服。这些饱 读诗书的贵族小姐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目不识丁的下层劳动妇女呢?如此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和 根深蒂固的封建女子教育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妇女从事小说创作的举步维艰,决定了女性通俗 小说与生俱来的弱势地位。曹大为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特点时,曾经指出:古代中世纪 妇女在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方面显露出既卑贱又不能完全被无视的两重性特点。一方面,“服于家 者,事人者也”被封闭于各自家庭,备受歧视;另一方面又在传宗接代、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上起 到凝固家庭、宗族的作用,因而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又获得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直至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悠悠数千年,宗法农业社会结构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更, 女子的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实现实质性变化<4>。虽然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发达,文化教育开 始普及,但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仍坚如磐石。与西方资本主义时期妇女在文学舞台上作用日益增长的 状况相比,中国妇女根本没有引吭高歌的权利。在宗法制的社会背景之下,女子读书认字仅仅被当 作出嫁必备的资本或谋生的手段,是被男性炫耀玩赏的附庸,而不是对女性自身价值的一种肯定。 鉴于通俗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细枝末流的地位,鉴于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特殊的身份地位和边缘化的 生存空间,鉴于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文本的漠视和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消解,中国的女性写作很难像 西方那样向男性特权发起挑战,更不要说同男性文化平分秋色了。因此,女性通俗小说处于边缘地 位的弱势现象也就势在必然。二、通俗小说的悲情色彩西方的女作家似乎对小说情有独钟,小说乃 创作形式之首选,女作家很少以诗歌创作闻名,更多的是卓有成就的女小说家。相形之下,中国的 才女们更热衷于诗词雅道的创作,对写作通俗小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有明一代无一女性通俗 小说家,有清一代也寥寥无几,独出了西林太清一人:因其唯一的一部通俗小说而为后人所知,实 乃中国女性文学的悲哀。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史一向是由男性来书写的,女性很难找到 自己的立足点,而小说一向被正统文人视之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因而诗词文赋自然成为女 性从事文学创作最恰当的选择。被认为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小说家的西林太清,有诗集《天游 阁集》和词集《东海渔歌》,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满族女词人。近代学者王鹏运评说:“满洲词人中 ,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成容若即纳兰性德,太清春即西林太清。写作小说《红楼梦影》时 西林太清已是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以这样的年纪知难而上续作《红楼梦》,勇气值得褒奖,小 说亦可圈可点。只是出版时匿真名而署“云槎外史”、“西湖散人”的笔名,或许是和当时通俗小 说的生存背景相一致的。一方面,由于通俗小说在当时被视为“诲淫”“诲盗”之作,毫无伦理道 德价值可言,因此往往会遭到歧视、攻击甚至是封杀,小说作者也会有身败名裂的危险。如若小说在不署真名发表之后得到认可则是大幸,如若被批或被禁,却可因匿名而逃过一劫,也是不幸中之万幸。笑笑生逃此一劫,吴敬梓却在写了《儒林外史》后,连身边的朋友都因他“以稗说传”感到羞愧。所以通俗小说一直为正统文学所不屑,不仅官方目录不予收录,就连许多私人书目也将其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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