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抗战文艺事实上比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要早许多年,1932年日军在上海制造了“1 ·28事变”,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拉开了中华民族现代抗日战争的序幕。第二年,上海众多电 影制片公司陆续推出了《十九路军抗日战史》、《上海抗战》、《上海浩劫记》、《十九路军血战 史》等多部表现这次抗战的纪录片以及故事片《上海之战》、《共赴国难》等,成为中国抗战文艺 的先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映二战题材的作品。“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作家群的抗日作品 空前繁荣,最有代表性的是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七七事变”之后,抗日 战争全面展开,抗战题材的文学艺术也随之日益高涨。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抗战 戏剧、电影等,成为三、四十年代之交最重要的文艺现象。抗战文艺对于民族的整体动员起到了巨 大的作用,它使民众通过艺术的方式了解了民族的危亡和危险,并激起了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勇 气。残酷的战争场景、血腥的暴力场景和母亲送儿上战场等英雄主义场景,是抗战文艺最常见和历 久不衰的经典场景。国族动员的诉求就是同仇敌忾,于是,每当战斗即将展开时,“请战书象雪片 般地飞向连队”,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文字叙述,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高尚、纯粹和勇于牺 牲,在这类文艺作品中表达得最为充分;这样的场景一方面表达了参与战争的人对非正义战争、侵 略战争的正义感和无畏精神。但另一方面,它也不经意地表达了对战争这一事物本身的态度。战争 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史上确实也创作了一些表达“抗战记忆”的作品,比如象《烈火金刚》、《铁 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以及其它电影等。但这些作品更注重表达的是对战争 胜利过程的描述,以及对战争胜利的庆祝,而对战争本质更深入的揭示还没有完成。因国族动员需 要而形成的表达策略,使这些作品对战争的价值判断淹没或遮蔽了对战争这一事物本身的思考。或 者说,对反侵略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因国家民族的叙事而忽略了战争对具体人构成的精神影响或 心灵创伤。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以二战或其他战争题材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和关怀对象是非常 不同的。200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展开,在北京,国家话剧 院著名导演查明哲博士推出了他根据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和加拿大剧作家考琳·魏格纳的《纪念碑》———“战争三部曲”话剧 系列。这是在艺术观念、戏剧结构、舞台形式和“战争记忆”等方面都大不相同的话剧作品,他们 的差异性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更有趣的是,查明哲博士没有选择一部中国这类题材的作品,这三部 作品均来自异域。这个选择本身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个导演对中国抗战题材话剧的评价和信心。 我们注意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中,俄罗斯红场的阅兵尤其引人注目。 那里出现了当今世界的大国领袖,也有当年战争中的老兵和英雄。全世界都瞩目那里,不是因为俄 罗斯独特的风情和文化,也不是因为俄罗斯作为大国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全世界瞩目 那里,将目光聚焦那里,是为了参加一场伟大的仪式,是为了向在二战中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俄罗斯 民族致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创造了二战的奇迹,以最大的牺牲保卫了自己的国家,帮助解放了 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许多国家,并且最终攻克柏林,而且他 们付出的是2700万人口和1941年计算的6790亿卢布的代价。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 明静悄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的一部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连同改编的电影,就象 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一样,在我国产生了持久不衰的影响。特别是80年代,有几部获奖的 中篇小说,都有这部作品鲜明的印痕。《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被中国的读者所接受,一方面是我们 与俄罗斯/苏联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一方面是这部小说所展示出的俄罗斯文学的英雄主义、 理想主义和它挥之不去弥漫全篇的俄罗斯式的诗情和风情。查明哲将这部作品搬上话剧舞台,成功 的最紧要处,不止是他对作品精致洗练的诠释,不止是他对原作的诚实改编。在我看来,更重要的 是他对俄罗斯文化独特的理解,以及他对战争文化全新的解读和识见。战争的残酷和反人性人所共 知,但战争对女性诉诸于肉体的消灭,就以极端的方式呈现了战争绝对的罪恶。当然,这一点与原 作提供的基础有关,但在具体的、以形象的、舞台艺术的方式阐释的时候,则显示了查明哲对俄罗 斯文化独特的理解和想象。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他是带着“他者”的眼光去诠释或者添加了个 人主体性的思考完成这个舞台剧的。当然,关于那场战争,人们的理解随着时间的延展、国际环境 的变化以及对战争本身的多方面反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瓦西里耶夫自己也曾谈到了这种变化以 及对他的影响。他说:“在战争之后,在苏联立刻出现了战争文学表现胜利的浪潮。这是对我们的 巨大牺牲的反映,大家都知道,为此,我们洒出了多少鲜血。后来,略微清醒和冷静了。为回答这 种胜利浪潮我写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想说,不,孩子们,请原谅我,一切并非如此,战争 是残酷的事物,不是盛大的欢宴……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还会继续写。现在的一代人写不出,但是 ,我认为在下一代将会写出来。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争,每个人在自己的战壕中、自己的坦 克上,自己的大炮旁亲临战争……关于1812年战争的鸿篇巨制是在战争50年以后写出来的。 我们现在关于战争的小说,情况也将如此。”对战争以政治学、社会学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认知的 时候,可以得出正义、非正义;侵略、反侵略的战争观念。但对战争本身的反省或检讨,却可以超 越意识形态的框架,用艺术的方式去感受、认识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知道,艺术是处理人类 精神和心灵事务的领域,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战争,都会对人的心灵造成难以愈合的创痛,胜利的战 争也不能抹去战争给人的心灵带来的阴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这样的作品。事实上,“保 卫基洛夫铁路”仅仅构成了戏剧的基本背景,编导者并没有对一个真实或虚构的战争事件投入更多 的热情,他对外在的事件并不怀有兴趣。我们看到、听到的是舞台上,象征俄罗斯风情的白桦林亭 亭玉立,俄罗斯歌曲不时响起,快乐的女兵风情万种,痴情的女房东一往情深。诗性、浪漫的俄罗 斯文明,即便在战时也被凸显得淋漓尽致韵味无穷。这种渲染与罪恶的沼泽、子弹和匕首无情地结 束了五个如花似玉年轻姑娘的生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没有什么比剥夺这样的生命和生活更震撼 人心。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护和承诺,才是这出话剧要表 达的基本主题。战争结束了,但一切并没有成为过去,幸存的瓦斯科夫并没走出战争的阴影,他的 心灵已伤痕累累不堪重负。因此,这是一个反对所有战争的戏剧,这个想法一经浮出,我个人也不 免震惊,但事实的确如此。《死无葬身之地》,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剧作家萨特的作品。它被查明 哲第一次搬上中国的戏剧舞台,演出之后好评如潮。这是一部极端复杂的戏剧,反复交替的两个场 景都被规定为极端化的场景。一面是法西斯的审讯室,一面是关押游击队员的牢房。但事实上,与 游击队员构成尖锐戏剧冲突的不仅仅是法西斯的严刑拷打,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来自于每个游击队 员的内心。除了坚强和富有经验的希腊人卡洛里之外,索比埃、吕茜、弗郎索瓦和昂利,都惶恐不 已惴惴不安。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点什么秘密出卖以逃脱刑讯。既然游击队的行动都受到了怀疑, 那么在敌人面前表现坚贞是否还有意义?但为了人的尊严,也为更多的游击队员免于被俘,卡洛里 、索比埃和昂利都在审讯中坚持下来。但这时已经逃脱的队长若望却意外地被捕了,而且与队员们 关在同一牢房。于是,矛盾急转直下:大家拥有了共同的秘密;相同的处境因队长的到来起了变化 :队员要为守住这个秘密去遭受苦难,队长则要承受不能参与其间的心灵的煎熬。于是索比埃怕自 己泄密选择了自杀,队长的同志和恋人被敌人凌辱,而吕茜的弟弟弗郎索瓦因扬言告密而死于同伴 的扼杀。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在极端化的情境中表现了它的不确定性。人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人是 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人是有尊严的也是自私的;人是可以沟通的而他人也是你的地狱……。但争 吵、宣泄或漫长的沉默之后,人的尊严要求和内心对高贵的意属,最终战胜了懦弱、私欲、卑下和 法西斯的惨绝人寰,他们以死亡肯定了人的尊严和高贵。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已广为人知,但萨特 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他看来,人除了他自己别无立法者,在本身被弃的情况下,必须自 我决定。人需要重新发现自己,是去了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从他的自身中拯救他。因此存在主义哲 学从来也不是悲观的、绝望的哲学。恰恰相反,当存在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有自我超越可能的时 候,存在主义正是一种乐观主义。《死无葬身之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萨特的哲学。如果说《死无 葬身之地》是在灵与肉极端化的情景中,对人性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真实地呈现的话,那么,《纪 念碑》则是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对人的灵魂的严酷拷问。剧中的战争背景很模糊,但一个少年罪犯 竟在战争中奸杀了23名女性,罪恶罄竹难书。他被判处了极刑,死到临头的罪犯斯特克并没有忏 悔之意。他的逻辑是,这是战争的罪恶,他所做的一切是战争的一部分,人人都这样他为什么不能 这样?意外发生的故事是,有人愿意担保斯特克免于一死,条件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担保人。斯特 克答应了这个条件得以出狱,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担保人梅佳的女儿也是被他奸杀的。于是在梅 佳和斯特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人性的拷问和被拷问的决斗。梅佳在这里本应该是一个复仇者,但她又是一个救渡者。对斯特克既仇恨又悲悯,她希望这个罪犯能说出埋葬自己女儿的地方,然后再复仇。但当找到女儿之后,她却放弃了复仇。在追问、寻找女儿的过程中,梅佳也完成了对斯特克灵魂的刑讯。这个罪犯终于能够说出一句“对不起”!但梅佳能够原谅他吗?即便罪犯能够认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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