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本文的目的在于:对从卡夫卡由最初接受中国的文学形式与理念并将其溶入到作品之中,到后来 其作品对我国新时期作家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过程进行一定的描述和说明,从中揭示全球化语境中 东西方文化、文学的碰撞与交融的特质。一被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卡夫卡,其经历本身就 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老城,他却是一位犹太商人的后裔。现实中的卡夫卡一生 都生活在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中。布拉格有几十万人口,但把德语作为母语的人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 。日耳曼文化本来就是布拉格中的文化孤岛,而犹太人又是德国人中的少数,这种氛围使他感到虽 然生活在群体中,可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个体却是无比的孤独。真可谓茫茫人海不见人。没有比卡 夫卡的身份更复杂的人了。他生为奥匈帝国的臣民,死为捷克共和国的公民,是生活在捷克人中认 同日耳曼文化的犹太人。当时的布拉格又是奥匈帝国统治下集捷克、德意志、奥地利和犹太文化于 一炉的城市,面对多种文化的碰撞,卡夫卡不知自己站在哪一边。文化的冲突始终困扰着他,让他 找不到归属。对捷克人来说,卡夫卡是局外人,因他认同日耳曼文化;对德国人来说,他也是局外 人,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虽然说德语、用德语,但感觉不到自己是德国人。作为终生生活在布拉 格的德语作家和犹太人,他不可能融于德语主流文化。他虽然自学过希伯莱语,也研究过犹太人的 历史和宗教,参加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四个女友中有三个都是犹太姑娘,但又否认自己与犹太 人的关系。他称女友是“非犹太人,非非犹太人,非德国人,非非德国人”。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 此?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冲突中,他渴望的是一种归宿与交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卡夫卡读了两部 中国民间故事的德文译本,一部是1914年出版的收有百余个中国民间故事的《中国民间故事集 》,其中有15个选自《聊斋志异》,另一部是1911年出版的《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该译 本收录了《聊斋志异》中的16个故事。1913年1月16日,卡夫卡在给女友菲莉斯的信中曾 提到德国宗教哲学家布贝尔,说他懂中国故事(布贝尔出版了两部有关中国的书,即《中国鬼怪和 爱情故事》和《庄子语录和寓言》,在德国知识界被视为中国专家)。卡夫卡说:“据我所知,这 些故事精妙绝伦”。从此,卡夫卡开始接受东方文学与理念的熏陶。卡夫卡写过一系列与动物有关 的小说,如《家长的忧虑》、《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一条狗的研究》、《杂种》、《地 洞》、《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豺豹和阿拉伯人》、《猫与鼠的对话》等,其中还有 大家最为熟悉的《变形记》。这些作品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与《聊斋志异》有着隐隐约约的 相似。虽然卡夫卡和蒲松龄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描写的生活方式各异,但所揭示的都是人生的哲 理以及人与现实社会的依存和冲突。在《聊斋志异》的《小猎犬》中,蒲松龄以狗为题,寥寥四百 多字,写了一位叫周祚山的书生为了考取功名寻求僻静场所,在寺院借宿读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总第134期)书被蚊虫叮咬一连几日不能入眠的经历,自然地揭 示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人类如何用自己的想象力将这些蚊虫统统杀掉。蒲松 龄把小猎犬神化了,在同与人类为敌的那些蚊子、臭虫、跳蚤的争斗中,小猎犬成为书生的保护者 。卡夫卡也以狗为题写了一部名为《一条狗的研究》的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卡夫卡以狗为喻 体,揭示了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类的种种荒唐和困惑。小说表面看上去杂乱无章,而恰恰就是在这种 杂乱无章的表述中,读者体会到了卡夫卡所要表达的那种内在与外在交织的困惑。“我”是狗类中 的一员。“我”在对“我”以及整个狗类的探究中,内心充满了困惑与矛盾。因为整个狗类对生命 的态度永远是矛盾的,既深感有罪,明白罪是通向真理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垃圾;同时又对此迷恋 不已——通过演奏音乐和做实验,甚至在沉默不语中执着地追寻它的美丽。在这种矛盾、空虚、怀 疑、恐怖、孤独、惭愧、难堪、沮丧和绝望中,整个狗类都迷失在了现实社会的荒唐中。卡夫卡在 这篇小说中说道:“我觉得在这荒唐的生活中,最荒唐的事比合理的事更有可能。”<1>所以与 其说卡夫卡是在对狗进行研究,还不如说是对人的剖析。从外在的形式(蒲松龄和卡夫卡都是以狗 为题)到内在的理念(对人以及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的展示)都渗透着对东方文化、文学与理念 的接受,并把这种接受植根于西方的现实社会中,从而以狗为喻体,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类 本身所存在的矛盾进行了剖析,把这些关系、这些矛盾,特别是人类存在的悲哀赤裸裸地摆在读者 的面前。而卡夫卡的另一部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更能体现这种对东方文化的接受与吸纳。万里 长城作为一建筑奇迹,在西方文化视野中逐渐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并被赋予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 意义,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的文化符号。“西方文化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 ,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 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西方的长城神话传说或话语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 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西方七个世纪间形成的中国形象传统,浮现在《万里 长成建造时》的文本语境中,赋予卡夫卡这篇看上去荒诞不经的小说某种深刻的“汉学”意义。” <2>卡夫卡没来过中国,更谈不上对中国的长城有什么直观的印象。小说的开头这样讲;“万里 长城址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发端,伸展到这里联结。这种分段修建的办法…… 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3>读卡夫卡的这篇小再看中国的万里长城,不难知道卡夫卡描述的 完全是他心中的长城。这个长城就像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角斗场和希腊的神庙,他们所代表的是 各自的文明与文化。而长城在卡夫卡的意象中,绝不是一条长长的墙而是圈在墙里的东方文明和中 国文化,是疆土广阔、君权无限的东方帝国的象征。从这篇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卡夫卡对中国文 化的接受。二除小说外,在卡夫卡与友人的通信中也能看到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研究。有一次, 他对古斯塔夫·雅诺施说:“我深入地、长时间地研读过道家学说,只要有译本,我都看了。”( 这包括孔子的《论语》、《中庸》,老子的《道德经》、《列子》和庄子的《南华经》。)他说, 这些中国书籍“是一个大海,人们很容易在大海里沉没。在孔子的《论语》里,人们站在坚实的大 地上,但到后来,书里的东西越来越虚无缥缈,不可捉摸。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 醉了,但它们的核心对我仍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 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 我其实只是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于是我就停 止了玻璃球游戏。这些书中,只有一本我算马马虎虎读懂了,这就是《华南经》。”<4>谈到卡 夫卡对老庄的研究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庄子在《列御寇》中写的:“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 ,动与过也。”这里的“外刑”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所共同构成的规范和制约人的力 量;这里的“内刑”是指伤害、扰乱人的内心恬静的哀乐爱恶之情欲。卡夫卡所揭示的是社会这种 外在势力对人的敌视与破坏,对人生的异化。他认为人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是难以名状、不可思议 的恶势力的化身。在这种像巨怪一样的恶势力面前,人显得卑微无能。《审判》和《城堡》是表现 这类主题的代表性作品。卡夫卡还通过《城堡》中K这个小人物向我们展示了恶势力是怎样威风凛 凛地主宰着人的命运和人类生活的。K希望在城堡当局的允许下寻求一席存身之地,为此他绞尽脑 汁,用竭精力,牺牲了做人的尊严,也牺牲了爱情,但他没有达到目的。生活造成了人被社会奴役 的现实,也铸就了心甘情愿接受奴役的灵魂。在卡夫卡看来,这就注定了人在与社会的冲突中永远 居于被动的、失败的地位,注定了人的价值必然被剥夺和悲剧命运的不可更改。在残酷的现实社会 面前人是如此的弱小,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连个姓什名谁都不足以提及,只是用符号K来代替 便草草了事。因此在对人的历史、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人的处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与社会 的关系的思考、揭示与批判中,卡夫卡的剖析从根本上就渗透着老庄的思想与理念。看老庄在《列 御冠》中对“内形”和“外形”的阐述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老庄把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 德所共同构成的规范和制约人的力量统称为“外刑”。在这种“外刑”的挤压下产生了卡夫卡笔下 的变异人生。他的《变形记》就是反映这种生存环境和社会状态的真实写照。在对卡夫卡的作品分 析和生平的透视中折射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吸纳。而这种接受 与吸纳使他的作品更具有西方特质,因为他是站在西方的土地上,以一个接受了东方的哲学和理念 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眼光来分析事物剖析人生的,的确别具一格。这种特质或许正是中国新时期 作家与卡夫卡产生心灵默契的重要因素。三同乔伊斯、普鲁斯特并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卡夫 【责任编辑曹萌】卡,运用荒诞、变形的手法,表达孤独、异化、绝望、焦虑的主题,给中国作家 以很大的启迪。但由于中国长时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对西方文学一律以资产阶级文学论处,采取 全面批判和排斥的态度,对卡夫卡的作品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卡夫卡对中国作家真正开始产生影响 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治的开明和意识形态的宽松,大量的西方 译著开始与中国读者见面。国内十年的动乱使人们感到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梦醒之后发现过去的一切是那样的残酷、荒唐,令人不可思议,以表现荒诞著称的卡夫卡恰好引起了中国作家的共鸣。因此,他的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其中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随笔、日记和书信。在这一时期受卡夫卡的影响比较明显的作家有:宗璞、王蒙、谌容、刘索拉、残雪、韩少功、余华、王朔、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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