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连续几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给文学史写作带来一番新意,多少挽回了当代史“不宜” 撰写、屡遭訾议的颜面;同时,随着新世纪,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1>、洪子诚、刘登翰 《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2>、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3>等问世,对撰写当代诗 歌史及20世纪新诗史所带来的某些成功突围,也让我们感到欣慰与鼓舞。《中国新诗流变论》贯 穿着现代性的鲜明线索,体现出高屋建瓴的整合框架;《中国当代新诗史》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重写 、改写,颇见笃实深致的辨析与审慎智慧。《中国当代诗歌史》则在许多方面,对此前的定论、公 论进行有力反思,材料的提炼与省察,稳健而辨证,是同类著述的一大进步。无疑的,他们突出的 经验和不足,为我们提供重要文本与参照,启发我们有关撰写诗史的现在进行时和未来时,将如何 进一步取长补短,做得更为到位。不过,多年来诗歌史写作风气遗留的问题,因惯性积压难以短期 排除,“当代”本身的特殊性,使时间与对象一直处于漂移中,很难“定格”,加上诗歌这种文体 自身嬗变更替频繁,内在质素相当活跃,不断制造“麻烦”,故较之现当代其他文类,显得撰写难 度更大。下面,本文主要就操作层面,谈谈几点疑难困惑,就教于同行史家们。一1.由于撰写“ 本质”的规定性,各种关系的相互牵扯,大陆诗歌史写作,长期来很难抹掉宏大的集约化分工;一 般都是要纳入项目、计划的,这就难免在模式和方法上得进入或靠拢教科书体系。而一旦进入教材 、准教材、辅教材行列,就意味着接受主流文化引领,它的软肋就暴露出来:在全局上,至少要满 足国家意识形态要求,做出某些妥协与调整。要接受制度文化的关照与掌控,就不可能过多地冒犯 与出格。(比如对1949~1976年的某些尖锐否定,就得有所考虑)。它必须按照一套严密 的程序操作(申报立项,确定框架,分头编写,讨论修改,评估送审)。在此过程,它得顾及强势 话语的潜在规定,又得在“大锅饭”式的、“平均值”撰写中“相互抵消”,最后往往收获重复平 庸之果。刘登翰先生曾经告诉我,《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原本把北岛列为专章,已写好6千字, 1993年被删砍为3千字,最后出版时只能变成述评中的几句话。(试想要不是形势改观,北岛 要哪年才能在文学史露面呢?)。笔者1988年完稿的《中国朦胧诗人论》,也要经过8年等待 ,1996年出版社才同意接受北岛专章不做任何砍删。这样的事例,一方面反映处于不同“制式 ”中撰写的不同“待遇”,另一方面也说明来自正统力量的强大,往往修改撰写者初衷和锋芒。现 在情况好多了,自由度大多了。比如一贯奉行的政治标准转为“历史、文化、美学”的框架;现实 主义的主导叙事模型开始让位于现代主义分享。但我们还得经常面对,如何巧妙处理来自主流意识 形态和其他方面———属于“他者”力量的左右,坚持自身立场与个性;如何在虽然“被动”地纳 入某种“嫡系”管道,却能充分利用其资源,主动地、最大限度挣脱其束缚,进而圆满出自己的真 正夙愿?2.与其他文类不同,当代诗歌很早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写作对峙(否 则哪来叫得很响的地下诗歌、民间诗歌、第二诗界之说,而从未见过地下散文、民间散文之说)。 好诗在民间已是公开的秘密。事实证明,大量所谓非法诗歌,常因“超前”“异端”被诗歌史所封 尘,因而它们从非法过渡到合法及至上升为“经典”,有时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这种诗歌“抽 屉”现象,在小说散文界几乎是不会发生的。体制内的诗史基本上是以公开发表的作品为接纳对象 ,虽然现在情况有很大改变,但仍然很难做到一视同仁,更多时候是体制居高临下,冷漠处理这些 “潜在”
写作。(例如1970年代初的黄翔、1980~1990年代的周伦佑、海上、杨春光 等,都写出众多诗集和几百万字文稿,至今还很难为体制接受)试想,若干年后,体制外的另一些 诗歌史出现了,民间诗歌史出现了,其迥然不一的视域,更富历史真实的锐度揭示与评判,会不会 叫大量体制内诗歌史脸红呢?将来某些章节还要不要改写重写?安徽的阿翔,十几年如一日收集大 陆民间诗歌资料,北京世中人的“汉语诗歌资料室”,近期展出数百种民刊,编辑出版100多个 民间诗人专辑,2005年开始启动“当代诗人馆藏丛书”,年内完成150种(五年内预期达到 2千种)。诸如此类的先期工作,也开始对体制内诗歌史料提出挑战:我们的新诗史家们,如何自 觉卸掉或淡化强大的体制制衡,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边缘诗歌,打捞一大批体制外的“潜在文本”? 几十年来,它们散漫于不短的时段中,发出巨大能量与影响,有目共睹。随着形势好转,
体制外、 民间内大量的“潜在文本”浮出水面,看来已经不能再停留于早期或现在的所谓淡化式“概述”处 理,而应该转为深度挖掘了。3.对于文学史写作要求,一般的共识是客观、求信,不强行价值评 估。但实际上,撰写者因立场、倾向、趣味,是无法回避基本的价值判断,哪怕用比较含蓄模糊的 语言来表述。近30年的开放改革,新诗呈现出多元态势乃至相对主义格局,这种多元相对的价值 压力,的确使新诗的历史叙事重临困境,乃至某种程度的“失语”。这样,撰写者一方面要“照顾 ”大众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又要顶着“出格”危险。一方面要梳理无限敞开的局面,另一方面要 葆有最基本的东西。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纠葛特别复杂的时期,继续坚持用统一的尺度梳理,恐怕 很难畅通。那么,如何在“众声喧哗”的价值压力中,既避免“无主题变奏”,又能在防止单一判 断标准中持有必要的尺度呢?比如,有关诗歌的混体、跨体实验,有人推崇为新诗的重大进展,有 人把它骂得一钱不值。比如,近年叙事之风盛行,大有放逐抒情之势,有人欢呼是解救诗歌的“及 时雨”,有人抨击为“可怕的毁容”。有人为“中间代”的到来高歌加冕,有人斥之为地道的炒作 与“伪命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难分轩轾。而复杂得多的1990年代诗歌,对其价 值判断也不下数十种。面对层出不穷大大小小的“公案”、“迷津”,要么采用客观罗列,是不是 一种聪明的“逃避“?要么做避重就轻的“简化”,是不是也因此失去了基本的“识见”?或许如 有人提到的,借助福柯“知识考古学”:不考虑对象型构是否具有真理性,即首先不考虑其对与错 、是与非,而是着眼于这些型构的变化和规律,挖掘出认可的理由与方法,从而可确立自认为的某 种“真理性”,进而成为我们“视野中消失的认识机制”,这样来缓解价值判断的压力?4.诗歌 史涉及的面实在太广了,思潮、流派、运动、社团、期刊、诗人,好像哪一样缺了,都于心不忍。 但最关键的,笔者以为,还是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及其代表作,作为整个诗史主干,以此来纲举目张 。仅就诗人这一关节点来谈,势必要涉及到其背景、简历、文本、风格、特点、影响、比较、评价 等基本构成。假设一个重要诗人,已有了关于他的专著———30万字不算多,也有了他最好的论 3万字———还算过得去,可是一旦进入诗歌史,他就只剩下不到3千字篇幅了,这么窄的空间怎 么来容纳他,真正要惜墨如金啊。要求3千字一定要抵得上专著论文,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各有各 的功能),但要求它以少总多,总不算苛求。它涉及到精当配方与筛选———即最科学最合理的, 将该诗人全部精华概括提炼出来。而我们的撰写者似乎把分配给他的篇幅“填满”,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的普遍毛病是:泛泛的介绍、流水账式的简历、缺少精准的特点分析,缺乏提升的范式。用 高规格的标准来要求,进入诗歌史的“这一个”三千字,应该是关乎这位诗人30万字专著(3万 字论文)的精华版压缩版。可惜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专著”“论文”相关段落的拼合,缺乏一种以 一当十,起码一以当五,高度凝聚的“能耐”。(洪子诚将简介等“说明”材料移至注脚,是明智 的做法,可以腾出正文为大用。)除篇幅外,筛选更是个关键。诗歌史的目标是为文本、诗人甄别 、遴选、定位,提供有力佐证,期间离不开原创两字。可是我们的入选,“宽大”式的,总是那么 多,那么杂(仅仅半个世纪,“大名单”就高达几百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大超编,19 90年代的,生怕漏网)。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告诫说,“历史”能容留的作家大约只占 发表作品的100∶1,而当代则是1∶1<4>。这个比例说明了当代的“泡沫”性质。如果我 们不能遏止当代迅速膨胀的清单,我们很快就会遭到时间的惩罚。因为诗歌史的链条,都是以具有 “范式”意义的诗人锻接而成的。真正能长存于诗歌史的,毕竟少而又少。对缺少“范式”意义的 作者,宁可现在毫不留情地舍弃,也不要叫将来的历史嘲笑我们昏庸。5.较之现代诗歌史——— 绝大多数资料呈现较稳定的“有案可查有迹可寻”的定性,而当代诗歌史则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 使多元的价值尺度平添许多游移。例如诗人写作的自我否定、突变;社团流派的内讧分支;写作风 气的此消彼长、新的诗歌元素的崛起、后现代语境的大规模纠缠……的确使原本不够清晰的对象更 为模糊难辨。即便像已经可以盖棺论定的海子,受到多种研究文集的拥泵,但仍遭到反神话写作者 的抵制。在一个缺乏相对稳定而呈现开放的坐标中,想取得“共识”,有时简直是个梦想。哪怕只 是从一般“技术”层面考察,麻烦亦是够多,比如很简单的写作时间。多多的《里程》,就被质疑 过前后“很不一样”。不断修改作品是诗人的基本权利或嗜好,可写作时间早晚往往取决于它在诗 歌史地位。一个小小时间差,就给史家们增添几许白发。新诗史的细节积累特别多,远远多于其他 文类,况且还积压着一大堆无法解密的谜底呢。面对同代人———近距离目标,要受到诸多情感因 素、趣味因素、门派圈子因素等影响甚至左右,难保不出现偏差。所以说当代研究最棘手的,是对象一直处于急剧变化中,特别是愈接近下限,愈不容易把握。不确定性,是最脆弱的“命门”。如果资料积累不够、解密条件不成熟,各种辅助性研究欠缺,夹杂着过速变动,都会迫使你迟迟难以下手。倘若硬做,便要顶着根基不牢、判断失准的风险;倘若搁置,便会留下重大空白的缺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