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我与《学术月刊》的交往,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经历,至今回忆起 来仍然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说起来十分惭愧,我读大学是学机械工程的,后来搞历史是半路出家 ,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成分。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南方某城工作,因患病误诊而动了大手术, 与死神擦肩而过,几乎送命。后又久治不愈,便回到家乡威海作长期休养。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读书。上初中二年级时,教国文的姜辑五老师是一位饱学之士,每周讲两堂“国学概论”,引 起了我对历史古籍的兴趣。以后,历史书籍成了我的主要课外读物。记得大学四年,尽管工科的课 程很忙,我还是读了包括范文澜、
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等在内的许多史学名家的著作。如今既 回家来养病,有的是时间,别的事又做不成,读书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那时史学界争鸣的风气很 盛,我最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当时流行 的观点不下七八种之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四种:(一)西周封建说,以范文澜先生为代表。( 二)战国封建说,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三)西汉封建说,以侯外庐先生为代表。(四)魏晋封 建说,以尚钺先生为代表。我反复比较诸家之说的优劣得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对西 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都不能同意;对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的一刀切做法也不太满意,认为未 免过于简单化,忽略了一个长达数百年封建化过程的历史事实。自己有了这样的心得,也就跃跃欲 试,想写文章参加讨论。幸蒙“四刊一报”的编辑先生们厚爱,我的一系列有关文章得以先后面世 。所谓“四刊”,是指《历史研究》、《文史哲》、《学术月刊》和《史学月刊》;“一报”,是 指《光明日报》的“史学”版。从1955年到1958年的三年间,“四刊一报”发表我的关于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共有九篇,平均每年三篇。我头一次和《学术月刊》打交道是在195 7年。事情的缘由是起于金兆梓先生与郭沫若先生两位学术前辈的一场争论。《人民日报》195 6年12月6日刊载了郭沫若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争论中的又一关键性 问题》一文,其基本论点是:“秦汉两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级和贫苦雇农的对立,地 主阶级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我对战国封建说的态度 已如前述,但我对郭老这篇文章的观点还是完全赞同的。不久,《学术月刊》1957年5月号刊 出了金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试答郭沫若先生》一文,对郭沫若的文章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金文认为:“汉代这种租佃制的封建剥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 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认为,
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我读完金先生的文章后,对其所持论 点颇不以为然,想撰文一吐为快。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 金兆梓先生商榷》,投寄给《学术月刊》编辑部。当时能不能被采用发表,心中并无把握,只想试 一试看。拙稿的基本观点是:“在两汉时期,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区,在私田上还是在公田上,租 佃制的剥削方式都已成为支配的形态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封建租佃制度已经是汉代社会发展中 的主流、生产中的主导关系了。”不料,此稿寄出后才过了三个月,就看到了该刊10月号上登载 的拙文。当时万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能见刊,内心的兴奋自不必说,对《学术月刊》编辑先生们工 作态度之认真和办事效率之高尤为感佩不已。在郭、金两位先生的这场学术争论的过程中,不单单 是我,还有一些前辈学者如日知(林志纯的笔名)、张恒寿等先生也都参加了进来。在这之前不久 ,我还发表过一篇《替汉代的奴隶所有者算一算账》(《光明日报》1957年4月11日)的文 章,认为从汉代一个奴隶的价格及其每年费用看,他的生产所得难以相抵,所以这一重要事实本身 “无疑就是对汉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一个很有力的反驳”。张先生也认为,“使用奴隶耕种田地是 不合算的”(《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对我的观点起了支持的作用。林先生则拿《史 记·货殖列传》“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特例作为汉代单位亩产量的计算标准, 得出了“在农业中使用奴隶比租佃制更有利可图”的结论(《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 。大家各抒己见,不管论者的学术地位是高是低,也不分论者的资格是老是浅,都能够平等地参与 讨论。有时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到了对某个虚词也要咬文嚼字的程度。五十年前的这场争论,今天 已无必要去评论其是非曲直,但参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却成为我涉足史坛的阶梯。应当承 认,我从学工到从史,这一步走得很曲折艰苦;可我又是幸运的,因为正赶上史学园地里百花争艳 的年代。在那难忘的岁月里,史学界的学术空气异常活跃,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在内的许多重大学 术问题,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这便为我提供了发表个人学术见解的大好机会。写到这里, 要特别感谢那些曾经为我发稿的编辑先生。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们,甚至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姓 甚名谁,但他们秉公处理稿件、只认稿件质量而不问作者为何人的工作态度使我久久难以忘怀。这 样,我一个赋闲养病在家的青年,才有可能踏上史学殿堂的台阶,由一名历史爱好者而成为跟随史 学界诸先进之后的新兵。此外,使我刻骨铭心而终身难忘的还有不少给予我关爱和鼓励的前辈学者 。记得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发 表后,王亚南先生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即大段地引用了我文章的话,以示支持和 肯定,对我真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高亨先生有一年到威海疗养,我有机会向他请教治学之道;后 为《诗经》中有关社会史料的解释问题致函求教,他又拨冗回信给予指点,使我受益良多。还记得 我在《文史哲》发表的一篇《从生产力的变化看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1957年第9期),本 是评童书业先生对农奴制起源问题的认识的,编辑部收到稿件后送童先生审阅,童先生阅后不但同 意发表,还写了一则“读后记”,谓对拙文的“主要观点大致同意,有些枝节的问题还需要讨论” ,給予基本肯定。他的虚怀若谷和扶持后学的可贵精神品质,真是令我感动万分!另外,我寄给《 学术月刊》的第二篇文章《春秋战国的变革标志着什么》(发表于1958年3月号),是由编辑 部送给杨宽先生审阅的,杨先生阅后不仅给予肯定,还就文中的一处疏漏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短文, 附于拙文之后,为拙文增色不少。我想,当初如果没有这些前辈学者们的支持和激励,我的从史之 路走起来会更艰难,也会更曲折。在这里,我也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激之情。到1959年,我 因接受一家出版社的约稿,要我写一本《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的小书,而接受任务后就必须全身心 地投入,只好暂时告别我所热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当初万没有想到,这会真的向中国 古代史告别,而从此转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来。转瞬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进入耄耋之年 ,回忆当年,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今当《学术月刊》创刊五十周年之际,感慨良多,于是写了以 上这些话,算是一篇感言吧!我与《学术月刊》的“学术缘”@戚其章$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济 南250002ど鲜费У钐玫奶ń?由一名历史爱好者而成为跟随史学界诸先进之后的新兵。此外 ,使我刻骨铭心而终身难忘的还有不少给予我关爱和鼓励的前辈学者。记得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发表后,王亚南先生著《中国地 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即大段地引用了我文章的话,以示支持和肯定,对我真是莫大的鼓舞和 鞭策。高亨先生有一年到威海疗养,我有机会向他请教治学之道;后为《诗经》中有关社会史料的 解释问题致函求教,他又拨冗回信给予指点,使我受益良多。还记得我在《文史哲》发表的一篇《 从生产力的变化看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1957年第9期),本是评童书业先生对农奴制起源 问题的认识的,编辑部收到稿件后送童先生审阅,童先生阅后不但同意发表,还写了一则“读后记 ”,谓对拙文的“主要观点大致同意,有些枝节的问题还需要讨论”,給予基本肯定。他的虚怀若 谷和扶持后学的可贵精神品质,真是令我感动万分!另外,我寄给《学术月刊》的第二篇文章《春 秋战国的变革标志着什么》(发表于1958年3月号),是由编辑部送给杨宽先生审阅的,杨先 生阅后不仅给予肯定,还就文中的一处疏漏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短文,附于拙文之后,为拙文增色不 少。我想,当初如果没有这些前辈学者们的支持和激励,我的从史之路走起来会更艰难,也会更曲 折。在这里,我也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激之情。到1959年,我因接受一家出版社的约稿,要 我写一本《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的小书,而接受任务后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只好暂时告别我所热 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当初万没有想到,这会真的向中国古代史告别,而从此转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来。转瞬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进入耄耋之年,回忆当年,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今当《学术月刊》创刊五十周年之际,感慨良多,于是写了以上这些话,算是一篇感言吧!我与《学术月刊》的“学术缘”@戚其章$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济南2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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