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联系密切,日本文化受中华文化泽被深远,但近代以来, 日本带给中国的却是太多的痛苦与屈辱。自小泉内阁执政后,中日关系在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的情况 下,冲突不时有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朝日新闻》合作,于2002年8月末到9月中旬分 别在中日两国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50%的中国回应者和45%的日本回应者认为中 日关系状况不好,而持相反看法的中日回应者则分别占22%和41%;与1997年进行的前一 次同样的测验相比,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的中日回应者分别增加了21%和5%;(2)80% 的中国回应者将“历史认识”列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而在40%的日本回应者那里, 这样的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总之,“大多数日本人和中国人觉得他们两 国间的关系不好”,因而同前些年相比,“中日关系正在恶化”。<1>外交、国际关系与文化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王缉思先生曾经指出,“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的外交 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做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念形 态的反映……,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 于从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2>因此,笔者试从日本文化的角度,分析导致近年来中日冲 突产生的因素。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是18世纪以后形成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 勒在《人类学笔记》中指出:“文化或者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乃是这样一个复杂整 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所有其它作为社会一员的人习得的能力和习 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认为:“文化为一个受某种模式支配并通过社会整合作用构成的 统一体。”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文化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日本文化则是日本民族在特定的自 然、社会环境中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在对日本文化的众多概括中,“菊花”与“刀”并存 特征的概括较接近日本文化的实际。“菊花”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 迪克特在以此对日本文化命名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花”和“刀”来象征日本 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 是日本人,研究一国不仅要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3> 具体考察日本文化,除可以总结日本文化的一般性之外(即吸收性、对传统的保守性、混杂性), 更有价值的是集中在它的特殊性方面:安定封闭的岛国文化。在这一独特的文化中,孕育了与西方 骑士制度相媲美的武士道精神和令人费解的耻感文化,产生了独特的义理观,也在前三者基础上形 成了“各守其分”的等级观念。三㈠武士道精神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乃 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4 >新渡户稻造把武士道在道德史上的地位比作英国的大宪章在政治史上的地位。他认为,武士道向 全体日本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其最终发展为“大和魂”,成为日本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成为近 代日本发展的原动力。武士道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是“忠”和“孝”,而剖腹与复仇也是武士道的应 有之意。日本人的确不怕死,为了信仰和名誉,他会很轻易地死在自己刀下。虽然这一习俗随着社 会的发展逐渐消失,但它的精神影响却已进入日本人的血液之中了。小泉自任日本首相以来,多次 参拜靖国神社,另外,不时有日本内阁高官公然否认“二战”的侵略行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除了试图摆脱历史包袱,尽快进入“普通国家”行列外,不可否认,还有武士道的影响在其中。在 日本这样一个政治竞争如此激烈的国家,在日本极右势力颇具影响的今天,要爬到内阁的高位,不 花费大量的金钱、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几乎不可能,而一旦有上述言行,其结果绝对是官位不保。不 能否认,在他们的骨子里是抱着“杀身成仁”的信念的。只可叹这种精神与历史潮流相逆,终究为 历史唾弃。小泉是靠民主的“试错”机制上台的,尽管现在仍在台上,但其支持率则由刚上台时的 80%降至如今的40%,也算得到了一点惩戒。如今的日本政府,是由以小泉为首的庆应大学毕 业的政治精英把持的。庆应大学的前身是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其校训是 “报国至死”。而小泉内阁中,“新保守主义”特色明显,其本人又走的是鸠山一郎———岸信介 ———中曾根康弘的国家主义一系,也是改宪扩军派。历史上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大阴影 ,莫过于日本人手中的战刀和举起战刀时的残忍。中国人最不愿看到的是历史重演。半个世纪过去 了,历史创伤之深仍令今天的中国人不能不对日本的一举一动高度警惕。日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导弹防御问题、修宪问题及海外派兵等问题显然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损害了中日友好的基础,自然招致中方担忧。㈡耻感文化与历史观日本的道德是一种“耻感道德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换句话说,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 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 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在这一逻辑前提下,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 要性,按本尼迪克特看来,恰如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 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须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以羞耻感为主要特征的日本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可用萨特所说的“为 他人而存在”来做一概括。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写道:“他人是我和我的本身之间不可缺少的 中介。我对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向他人显现。”“为他人而存在”就其消极面而言,其危害性 是巨大的。如上文所述,“
耻感文化”客观上要求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由于日本人缺乏“罪感 ”,如若犯了错,即使是当众认错或坦白忏悔也不能得到解脱,他们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未被 人发现,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这样一来,产生的恶果便是日本人可以在某些特 定情境下,将他们双重民族性格中“为恶”的一面发挥到极致。关于日本人民族性格之中的“恶” ,本尼迪克特指出,“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也就是说在儒家文化中意味着人心 对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的“仁”在日本人眼中一文不值。不仅如此,“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 问题看作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这两个个灵魂 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由此,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揭露出日本人民族劣根 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无仁”。他们缺乏博爱精神,缺乏对别人的生命甚至自己生命的热爱与尊 重。在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只要不被人发现,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人的“死亡本能”——— 对他人的进攻与侵犯当作享受,因为日本人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负罪感”。因此,日本人批评战 争的理由并不是认为“战争本身是错的”(否则我们也无法理解他们先前对战争的狂热态度),而 是认识到军国主义不可能实现“荣誉”的目的,因此他们主动在宪法中摒弃战争,用另一种方法来 实现他们的目的。㈢义理观与对华贷款日本政府自1979年以来向我国提供了总额29505. 11亿日元(约合246亿美元)的政府贷款,占我同国外官方资金合作的一半以上。2002年 度日元贷款金额为1212.14亿日元,比上年下降25%。截止2003年4月底,日本政府 对华一般无偿援助项目119件,总额1279.74亿日元。对华技术合作援助累计金额约12 00亿日元。1988年和1994年日本进出口银行两次提供“黑字还流”贷款,共计1400 亿日元。另外,在抗击非典期间,日本政府向我国提供了总价值17.32亿日元(约合1480 万美元)的援助物资,在外国对华非典援助中居首位。<5>其实,对华经援也能体现出相关的日 本文化背景———义理。与中国传统儒家研究经义,探求名理的学问的概念不同,在日本,“义理 ”被理解为:正道;人应该走的路;为了避免向世人道歉而勉强做的事。“义理”是“义务”的一 部分,是对别人“恩”的偿还。“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但在日本,“报恩”被看作与“恩 ”全然不同的另一个范畴。对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 恩”则是积极的、刻不容缓的偿还。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日本人常说,“人 要偿还万分之一的义理也像登天一样难”。<6>在“义理”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 的。“义理”有不同的两类。一类可称之为“对社会的义理”,按字面解释就是“报答义理”,亦 即向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称之为“对名誉的义理”,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日本发动 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给中国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害,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应该承 担责任、赔偿损失,但从当时大局出发,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中国政府放 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减轻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这对讲究义理的日本而言,就相当于一个很 重的“恩”,此恩一日不得报答便如梗在喉,而且,报恩越晚,代价越大;另外,也出于洗刷侵略 者名声这一“对名誉的义理”的考虑,自1979年起,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当然,它 这样做,不排除与中国合作,以应对北方苏联威胁的共同战略利益因素。随着岁月的流逝,两国力 量对比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经济长期低迷,中国的经济实力却持续增长,并且进一步威胁到了日本东亚领头羊位置。而且,近几年来,由于日本不断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日方不去从自身探究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却从文化传统出发,认为自身已经偿还了中国的恩,而中国却不讲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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