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近30年笔耕,共作小说百余篇,加之新近问世的《笨花》,其长篇小说只有四部,而《玫瑰门 》、《无雨之城》、《
大浴女》三部,又皆以女性命运为抒写对象,因此历来被铁凝“女性主义” 创作立场的研究者视为范本,但笔者认为:这三部长篇虽着力于女性生存和心理的描绘,但铁凝始 终力求摆脱纯粹的女性目光,重视男女性别差异,关注更为普遍的问题,表达更为普遍的情感,探 寻女性的理想生存。如其所陈:“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 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 境况。”<1>这种超越性别拘囿的态度,使铁凝在上世纪末五花八门的文学思潮中,以独特的个 性和冷静的心态保持生长的状态,以有血有肉的力作营养文学,滋润读者。我们发现三个长篇按时 间顺序———《玫瑰门》(1988年)、《无雨之城》(1994年)、《大浴女》(2000 年)———刚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女性主体的成长史:从无力抗拒被迫接受既定社会秩序揉搓、成 为其客体附庸之“被缚”;到对男性原则的认同维护并以此匡正自身和他人行为之“自缚”;进而 转向女性自救,以自省的态度观照女性自身弱点,寻找突围的勇气和力量,探寻女性的理想生存之 “解缚”。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对其三部长篇进行分析及确认。女性生存之“被缚”———《
玫瑰 门》《玫瑰门》讲述女人与男人、女人、社会的残酷较量,造成司猗纹、姑爸、竹西悲剧命运的症 结皆在于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被迫接受既定社会秩序揉搓的“被缚”生存。少女时代司猗纹对华 致远全身心的奉献使之堕入生存悲剧的地狱之门,这是造成她人格裂变的终极原因。父权的威慑迫 使她与毫无感情的陌生人缔结婚姻,而作为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她曾为自己的“不洁”而懊悔, 甚至相信命运摆布的合情合理,但却换来庄绍俭精神、肉体的双重侮辱与百般摧残。在男女无法平 等共享的传统世界里,家庭、社会、文化的重重制约使女人总处于被动,无法获得“常态”的自由 生存。因此,司猗纹为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带着生存给她的无尽创痛,满怀憎恶愤恨,以其人之 道还制其人之身,从受虐走向施虐,对周遭的一切进行疯狂持久地报复,在搏击和争斗中获得“变 态”的生存快乐。殊不知,尽丧良知毁灭他人的拼杀,恶毒阴险地拆解人间一切美好的同时,也自 杀般泯灭其自身的生命尊严和人性纯净,一个心灵变态人性扭曲的畸形儿、一个“曹七巧”式的偏 执狂在畸形的时代和环境中呱呱坠地了。这场悲剧让我们看到社会对女性生存强有力的侵袭、压抑 与束缚,虽受现代文明影响也具备一定的生命自觉,但传统文化的长期熏染使司猗纹对于男性性别 秩序之排斥、挤压进行的反抗极为有限,更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迎合谄媚、屈服与就范,因此最 终仍深陷生存困顿的泥淖无法自救,“自戕”、“戕人”的人生悲剧无非是司猗纹自觉追求和自我 束缚夹缝中的艰难生存。与之不同,姑爸和竹西对既定社会模型范式持排斥态度,但行为方式相异 。姑爸以泯灭性别意识为纲,竹西则以突显性别意识为旨。姑爸是根本无法与既定秩序相抗衡、饱 受摧残而丧失行为能力的异形物,受所谓正统文化毒害程度远比司猗纹深,新婚之夜戏剧性的捉弄 彻底粉碎她的生存理想。令人痛心的是,她却以自己的女性性别为抗争对象,自动泯灭性别特征来 表示对传统伦理秩序的愤怒、敌视和仇恨。但也仅此而已,她缺乏掌握、改变自己命运的实际行为 能力。与善于投机的司猗纹相比,姑爸背时落伍,她想旁若无人地蜷缩在“清静”里,自在于“时 代”外,然而“文革”的硝烟蒙蔽是非,却并未模糊姑爸的性别,最企图消灭性别意识的人却遭受 最具性别意识的摧残,男性社会对女性生存的绑缚使之无处遁逃。与孱弱的姑爸不同,彰显女性性 别意识的竹西以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强者姿态凌驾于秩序之上,她看重生命本身,并在“自己与自 己的纠缠”里清醒意识到“阻碍自己成为正常女人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2>,她凭借强大的 生命意识,旺盛的生命能力,自在游走于秩序的罅隙之间。竹西的形象看似受传统文化的约束较弱 ,但精神和肉体的追逐并未带给她真正的快乐与圆满,不是沦为斗争砝码和牺牲品,就是因辅成他 人的肉身实验而承受轻蔑。因此,姑爸和竹西的命运不无酸楚地述说着文明社会的知识谱系中,对 男性话语的逃避和摈斥都不能挽救女性的迷茫和匮乏,都不能使女性获得理想生存。《玫瑰门》中 作家冷峻通脱地将人性之卑鄙作审丑呈现,开始了对于女性理想生存状况的思考与追问。几代女人 对生存的屈从、拒斥、逃离、投机与抗争成熟了苏眉的生存意识,被推至命运前台看到了应该和不 应该看到的一切,畸形的成长使她对司猗纹怀有深深的仇恨,然而潜意识里却又不可救药地认同她 ,并亲手结束其没有尊严的生命。苏眉被司猗纹视为生命的延续,而女儿额头又带着与司猗纹一样 的疤痕,意味深长的结尾是否暗示性别秩序对女性生存的碾压宿命般的轮回?既定世界的道德体系 是否成为女性生就面临的圈套?身陷生存困顿的女性该如何实现文化突围?我们等待作家进一步给 出答案。女性生存之“自缚”———《无雨之城》六年后的《无雨之城》使我们再次看到造成陶又 佳、丘晔、葛佩云三个女人悲剧命运的原因本质却仍在于生存理想的局限,那就是女性生存的自我 约束和自我丧失。普运哲与陶又佳悲情结局的症结在于爱情观念的错位,男性生存较之女性更加社 会化,普运哲自始至终都是双方关系的操盘者,揣着自己政治生命的明细帐,一旦面临鱼与熊掌不 能得兼的取舍,利益的天平便自然向前途的稳定倾斜。其实,普运哲在权势追逐中早已被抽空内心 真实情感需求,陶又佳只是他官场争斗间隙的填充物、干涸婚姻生活意外收获的润滑剂而已。显然 ,视爱情为整个生命的陶又佳想“做一个豁达的愿为自己的爱人牺牲自己、给爱人以自由空间的现 代女性。”<2>的理想,在普运哲这里根本无法实现。普陶二人的冲突缘于“爱情不在服务区” ,其实失去爱的能力的不仅是普运哲,还有杜之。曾遭受精神、肉体双重打击的丘晔谨慎细心地维 护与杜之的爱情。然而当精神恋爱终于升华到性爱交融,却始料未及地发现杜之竟然性无能。其实 ,杜之是自欺欺人的,所谓灵魂高尚纯净的追求是他抗衡物质贫乏的武器,也是苑囿自我人性的绳 索,长期的自抑使他丧失了原始生命的活力。因而,杜之不仅性无能,也是情感的重症“爱无力” 患者。丘晔的热情也无法唤醒他对“爱”的记忆和爱他人的能力。少年时代残酷屈辱的性经历和此 后接踵而来的重创使丘晔始终保持比陶又佳更清醒冷静的头脑,但作为女人她们又惊人的相似,都 心甘情愿为所爱的人无保留、无原则地牺牲自己的一切。陶又佳对普运哲的成全是一种妥协,丘晔 尽其所能满足杜之的自尊也未尝不是一种迎合。设若彼此相互奉献变成“忘我”或“唯我”,爱的 天平必然倾斜,为爱情失去自我甚至尊严,陶又佳和丘晔的悲剧就是注定的。葛佩云虽贵为市长夫 人,但从感官到心智却都十分愚钝麻木,面对婚姻触礁和家庭危机,她本能地拿出女人与生俱来的 柔韧以保全、维护、迎合丈夫为行为半径,面对家庭将要遭受的灭顶之灾,她不顾一切地迎头而上 决心要把这场灾难扼杀在摇篮里。这“宽容”到一切以丈夫利益为重心的“忘我”终于为她“赢得 ”普运哲,但显然她的胜利并非丈夫爱情的回归,作为成就丈夫的工具她仍旧因情感缺席而生活在 悲剧里。所以这里所有的女人都是失败的,据此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制定游戏规则的男权话语中 ,女性是失语的;由男性生存主宰的世界里,女性的悲剧无所不在。其实,文化传统和人类本能所 造成的两性心理差异,固然使男女在对爱情的追逐、争夺、遁逃、焦虑中,互相成就又互相伤害, 战成两个不同轨的世界,但是女性一方面渴望实现自我的完整,同时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按照既定原 则规范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最终成为既定秩序的卫道者。既是受害者又是维护者的尴尬不能不说是 女性自身的悲哀,也是悲剧的真正根源。尽管她们身份不同,经历各异,但其悲剧本质却惊人地一 致,她们以爱的名义,为心爱的男人无条件无原则地奉献、勇敢牺牲自己的一切,失去了自由、自 我甚至自尊,将自己逼入生存困顿的墙隅,自束使她们无力自救。我们不难发现,铁凝对女性理想 生存有了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作家的目光进一步向内转,《玫瑰门》中,女人们悲剧命运的形成有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司猗纹大半个世纪的争斗,更使读者充分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制约和塑 造,特别是女人在强大的历史文化面前的孱弱无力,读出“自戕”与“戕人”的变态心理无非是女 性逼不得已适应生存的手段,强调造成女性人格裂变的外部因素,而《无雨之城》中作家却开始有 意无意地淡化了社会环境的压抑与制约,更多地转向女性自身弱点进行探询,遗憾的是作家在进行 女性自省的同时仍未给出理想生存的答案。女性生存之“解缚”———《大浴女》六年后我们的疑 问终于在《大浴女》中找到了答案。尹小跳面对罪恶的坦然、从不言弃的坚韧和敢于自我惩罚的勇 气终于为追求女性理想生存彻底“解缚”。尹小跳的罪恶来自少年时对尹小荃的“谋杀”和青年时 对唐菲的利用。小荃生就被视为家庭耻辱的象征,正因内心深处蛰伏消除祸根保全家庭的潜意识, 所以小跳虽不承担法律责任,却时刻受到良心的谴责和审判。如果此事是尹小跳少不更事、出于对 母亲不良行为的憎恨、对父亲名誉的维护的“过失犯罪”,那日后对唐菲则是在已具有足够理性辨 别是非能力时的“故意犯罪”。她牺牲他人尊严保全自己清白,达到极为自私利己的目的。其实, 小跳对小荃的敌视、对唐菲的轻视也终没有超脱常人,或曰既定性别秩序的思维方式,“私生子” 的身份使她们饱受歧视、成长异常扭曲———不是被仇恨“所杀”,就是在心灵无所归属的漂泊中自甘堕落。罪恶的发生使我们窥见尹小跳令人艳羡的完美形象之复杂丰厚的人性内涵,更为其自我完善之旅增设了障碍。可贵的是,铁凝勇敢开掘人性罪恶的同时,又能够给予慷慨的人道主义援助,与方兢、陈在感情纠葛的煎熬惩罚,使尹小跳的灵魂终在鞭笞、拷问中得以解脱、重塑。重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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