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清代诗学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表明,清诗研究无疑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此,张仲谋的 《二十世纪清诗研究的历史回顾》和汪龙麟的《清代文学研究》一书相关部分,已作了较全面的归 纳,也提出了清诗研究还存在着怎样的不足。学术史回顾的直接目的是指向未来的,也就是说在此 基础上,令人更关注的是清诗研究当如何推进下去。大体说来,作为文学史研究构成的清诗研究无 非包含两个基本层面:文献整理和在此基础上的理论阐释。就前者而言,也许首先会有编纂《全清 诗》的继续呼吁。清代之前的历代诗歌多已有“全”或正在陆续出“全”,相比之下,《全清诗》 的编纂尽管90年代中期有过个别的呼吁与尝试,但至今未提到日程上,这使清诗学研究者甚感不 安。清诗存量的浩如烟海和收集不易,令有此心志者跃跃欲试却又不能不望而却步。前几年国家投 入9亿巨资启动了“清史工程”,这一盛世鸿业之举的当然启发,无疑又激活了学术界这一潜在的 希望。虽然历史叙述和阐释,尤其流派、作家、现象等个案研究不必等待全部历史文献的靡有孑遗 ,但无论现已整理出版了多少清人的总集和别集,没有立足于一代诗史之“全”基础上的研究,总 令人感到不那么扎实和自信。治清诗自信者如严迪昌先生,在其力作《清诗史》中亦不免有“清人 诗总集未成,真也难探底蕴”之叹。如此,在继续进行清诗各类文献整理的同时,《全清诗》的编 纂当是清诗研究这一层面最终的核心目标。就后者来看,作为清诗研究的“形上”部分,对象如此 之多,理论空间如此之大,总体上那是研究者个性才情充分展示的地方。因此,更加突出的个性化 研究,以及在丰富多姿的个性化研究当中体现清诗研究的广度、深度及其成就,当形成今后清诗研 究的主要趋势。但个性化的学术研究并不排斥对一些全局性、方向性的核心问题的共同探讨。前述 对清诗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在举述成就的同时,也切中肯綮地提出了清诗研究所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如观念问题、价值认同问题、研究结构的不平衡、研究队伍的薄弱等诸多问题。顺着弥补缺陷或 加强不足的路径推宕下去,这些不足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今后清诗研究的重要着力点。但是,同确认 这些不足比起来,学术史回顾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更为深刻的。研究者共同注意到,20世纪的清 诗研究实际上是相当不平衡的。大致来说,在80年代之前,除了文献整理成绩不俗外,真正学术 意义上的清代诗学研究尚未整体上进入研究视野,并未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有机构成。这一状况的扭 转大致是从80年代开始的:根本动因是对清诗价值的发现和意义的确认;代表者为钱仲联和严迪 昌两位先生。清诗研究之长期冷寂,其原因固然不少,然关键所在乃是一种“文体代兴说”的影响 。这一说法由于同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闻一多等权威性名称联系起来,再加上某种程度上的被 误读,清诗的价值和意义几乎完全被消解了。显然,重建其价值与意义就成为推动清诗研究的逻辑 前提。80年代前期,钱仲联先生不仅在苏州大学领衔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起首个以“清 代诗学”为方向的博士点,而且发表《清诗简论》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是从多方面举证性 论述清诗的价值所在,确立清诗“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历史地位。在此期间,严迪昌先生的《 清诗平议》一文,以历史逻辑的方法,指出文体代兴说“简单化地从纵向发展上割断某一文体沿革 因变的持续性,又在横向网络中无视同一时代各类文学样式之间的不可替代性”<1>的缺陷;再 从清诗作为“中国诗歌发展历程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与诗史的整体关系,及反映社会文化、精神 心态之广泛与深微的角度,有力说明了清诗研究的学术意义。正是对清诗研究的价值确认和意义追 寻,随后引致诸多学者的呼应,确立了清代诗学的学科地位,也越来越吸引了学者们更多的注目和 转向投入,由此构成了以迄今日清代诗学研究之相对繁荣的格局。价值的确认和意义的发现是任何 学术研究得以推动的前提和内在驱力。价值决定意义,价值的缺失必然导致无意义的结果,而价值 确认后,研究的意义也就表现在这一价值的实现过程。80年代对有清一代诗史价值的寻找和确认 整体上重建了研究的意义,于是才有迤逦至今并不断出现的颇值夸耀的诸多成果。这应当是清诗研 究学术史最重要的启示。同时,无论就主体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还是就客观对象在复杂关系中呈现 的状况来说,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一个不断“呈现———发现”的动态过程。许多被遮蔽甚 至被否定的东西需要在动态过程当中被逐步发现和纠正,而随着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及视野、视角 的转换,也许先前习以为常如此看待的对象,会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价值景观,并衍射出新的意义 。大到整体的学术研究,小到某一具体的学术领域,学术研究之盈科而后进,正是在这种双向互动 的推宕中生生不穷。因而,当我们考虑怎样继续推动清诗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时,上述清诗研究学术 史的启示提醒我们,无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有清一代诗史的价值,还是清代诗学的研究价值,都已经 被穷尽了吗?换句话说,在上世纪80年代所确立的清代诗学研究价值的基础上,时至20余年后 的今天,研究的意义只存在于对所确认的价值的逐步实现?抑或进而在这一价值实现过程中有新的 体认和发现?我们认为,清代诗学的价值和清代诗学研究的价值,除了钱、严等学者总体上的已然 揭示之外,有不少具体的方面仍尚在被否定或遮蔽状态之中。清诗研究之拓展与深化的途径之一, 即有待于再次的价值发现。在这里,至关重要的也许是视野和视角的开拓与转换。兹仅从古典诗学 的“学问化”角度略事申说。所谓中国古典诗学的“学问化”问题,是笔者近年思考古典诗学民族 文化特征问题当中的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古典诗学的形成和发展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学问化问 题;它不仅表现为一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所描述的某一时期或流派所集中体现的“以学问为诗” 等片断性现象,而是伴随着古典诗学历程强弱参差地形成一个持续性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趋向是 以踵事增华的方式由弱渐强,并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展开。这一学问化过程兼具民 族文化和诗学两重意义:就前者而言,它是民族文化特征的诗学体现;就后者来看,它增添了诗学 存在的内涵,开辟了特定层面或群体的诗学审美空间。简单说,所谓“学问化”是指将作诗与学问 联系起来看待。学问主要由知识构成,而且侧重指“过去的”知识,但知识不能涵盖学问,因为学 问还包括对知识的运用、以知识为依托对事理、道理的思考探求等。如果将“诗学”界定为诗歌创 作(诗歌史)和诗歌理论批评两个基本方面的话,古典诗学的学问化具体包含这样几方面内容:一 是对创作主体的要求,包括修养、积累、准备等;二是诗歌创作的学问含量,表现为用典、用事、 隐括、借用前人诗意、说理、议论、散文化、僻字、诗史等;三是学问诗———用诗来说学问;四 是诗学理论对学问与诗关系的探讨;五是文人诗“以学问相高”的一种审美趣味等。从古典诗歌史 中的学问化倾向来看,主要特点是学问化诸因素伴随着诗歌史的发展呈逐渐增强之势。如同样表达 爱情,《关雎》与《锦瑟》学问因素的含量大为不同。《诗经》、《楚辞》、汉乐府的“群体诗学 ”时期,诗的构成因素比较单纯,一般来说还不存在学问化问题。从五言诗形成为主要诗体形式到 汉魏六朝,审美要求上有了极大转变,诗歌艺术手段有了多样性的丰富发展。其中出现了值得注意 的3个因素:玄言诗的说理、班固的咏史、任日方、王元长、严延之等的用典、用事,并分别受到 钟嵘批评<2>。原因有二:一是钟氏“吟咏性情”的立场;二是说理、用典、使事、咏史等水平 尚低。唐代是诗艺成就高峰,古典诗歌表现的各种因素都具备了。同时,学问化诸因素也得到长足 发展,比前代更广泛、水平也更高,但只是作为诗歌因素的组成部分,尚未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特 征。这其中有3个人值得重视:杜甫、韩愈、李商隐。他们既代表唐诗成就,又是开启宋诗风端倪 的先行者。宋代形成与唐诗审美风尚迥异的诗风,以苏东坡、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等为代表,其主要 特征可借用严羽《沧浪诗话》批评江西诗派的话来概括:“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 ,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云云。这里,学问要素构成了宋诗特色的主要要素,因此可以说,宋 诗特色就是学问化,以及由学问化带来的诗艺及诗歌审美趣味的变化。此后元明清3代,基本就是 在唐宋诗之争、也就是以宗唐还是宗宋为主流当中运行。但无论宗唐还是宗宋,学问要素全面构成 为诗歌要素,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只不过在不同流派、不同宗尚取向的诗家笔下表现程度不同而 已,其中到清代诗歌的学问化程度更进一步突出,而且贯穿了整个清诗史。学问化要素的逐步加强 ,影响并制约着诗歌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的构成,以至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征。而这一现 象不存在或不显要存在于西方诗歌史中。就古典诗学理论批评这条线来看,伴随着古典诗学理论的 产生发展,诗歌与学问的关系逐渐成为古典诗学理论的话题之一,同样呈现出不断加强、突出之势 ,以致成为后期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先秦两汉的诗学理论主要命题是以孔子、孟子、《诗大 序》为代表的儒家社会功利和政教说诗学观,主要围绕对《诗经》的评论展开。这一时期虽未明确 提出诗与学问的关系问题,但却孕育了其中的因子。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诗》的运用; 二是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先秦人于《诗三百》注目于用,对《诗》的创作很少留意, “诗以言志”是他们对诗的一般态度。其用诗主要有赋诗、教诗、引诗三类。孔子提倡“学诗”所 说的“授之以政”、“事父”、“事君”、“专对”等,都是为了用。这种状况,偏重于读者而不 重作者,偏重于接受而不重创造,偏重于实用而不重审美,这显然与先秦时代“实用理性”的思潮有关。这里我们不去全面评论它对文学的影响,但可简单指出两点:一是对后世诗的异化、文人化、工具化、泛社会化,都具有源头性的影响;二是用《诗》主要注重的是诗里所含的意向和道理,这不能说对后世诗的说理、理趣等没有影响。再看“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据顾栋高《毛诗类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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