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王莽作为“篡汉”的乱臣贼子,一直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毛泽东曾经说:“关于王 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 几句好话,把王莽说的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 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①这是很有见地的。因此,为王莽“篡汉”说正名,对客观评价王莽是十 分必要的。一“篡”,《说文解字》解释为“逆而夺取曰篡”,但王莽代汉的事实并非如此,王莽 代汉是受万民拥戴的,是顺应人心的。第一,统治阶级的属望。西汉末年,到处弥漫着奢靡的空气 ,帝国濒于崩溃的前夜。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怎样才能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他们进行 了种种尝试,但由于积重难返,都没有成功。此时,外戚出身的王莽以“折节恭俭”、“勤身博学 ”②的面貌登上了政治舞台,立刻成为统治阶级属望的中心人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莽职位越高 “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因此声誉日隆。哀帝即位后,王莽被贬回封国 ,而名声反而更高,原因是其间发生“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一事。王莽的这一异乎寻常 之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像王莽这样的外戚豪门之家,因一奴婢而让亲生 儿子自杀的能有几人?于是,许多人开始为王莽鸣不平,上书为王莽歌功颂德。在王莽代汉的道路 上,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再度拜为大司马,与其说是篡夺的,不如说是时势和举朝拥护的结果。哀帝 的早亡为王莽提供了契机,哀帝无子,国统危机,王莽在处理危机中,表现得从容镇定,为稳定西 汉政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当王太后诏公卿推荐大司马人选时,“举朝皆举莽”③。太后于是 拜王莽为大司马。王莽的东山再起,靠的不是权术、阴谋,是才德与时势。王莽之才德几乎得到人 们的一致好评:“始则颂功德者八千余人,继则诸王公侯议加九锡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书者前后 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④这么精确的数字,反映了王莽当时的确深得民心。“这才是真正 的民心所向,而且是靠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鼓吹所赢得的民心。我读古今历史,还从未发 现过有谁能像王莽这样备受国人尊敬过。”⑤平帝时,王莽辅政,班固也发出溢美之词:“孝平之 世,政自莽出;休征嘉应,颂声并作。”⑥而此时的西汉王朝名誉扫地,尽失人心,王莽声誉日隆 ,获得汉室贵族,官僚的衷心拥戴,朝野上下,人心思莽,颂歌如云,王莽代汉,水道渠成。第二 ,知识分子的厚望。王莽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赢得了他们的拥戴和支持。王莽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 儒生,早年“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汉书·王莽传》中记载这 么一件小事,王莽有个侄子王光,其父早亡,由王莽抚养,王莽让他求学博士门下,自己亲自“休 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小事说明大问题,王莽对教师的尊敬是真诚的。担任大司马 时,“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官拜宰衡时,在长安为知识分子筑舍万区,给予 优厚的待遇。他“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 记说廷中,将今正乖廖,一异说云”。像刘歆、陈崇、桓谭等名儒都得到王莽的重用。王莽的谦恭 下士赢得了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戴。第三,下层人民的希望。西汉末年,是疯狂兼并土地的年代,王 莽却每每退还封田,受到时人的普遍赞誉。平帝元始二年(2),王莽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 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⑦。王莽的女儿立为平帝皇后,大臣上奏“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 益封莽”,王莽回答到:“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此外,他还经 常赈济灾民。西汉末年,灾害频繁。“每有水旱,莽辄素食”,为流民安置住所,在长安“宅二百 区以居贫民”。而王莽及家人却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有一次,王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 ,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无论怎么说,这种行为 都是值得肯定的,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几乎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他 是在万民的拥戴和期盼中代汉立新的,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王莽评价颇为尖刻的王夫之也说: “故莽之篡汉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⑧连王夫之都承认王莽代汉是因为天下人都顺奉支 持他。“篡汉”说是毫无道理的,不但与历史事实不符,也人为的丑化了王莽的历史形象,“这其 实并不公平,反映了班固基于正统、名份观念的一系列偏见,由于这种偏见,两汉之际这一场社会 变动的实质和它深刻的历史意义就被掩盖和冲淡了”⑨。二“篡”,《辞海》解释为“夺权”,《 现代汉语大词典》解释为“用强力夺权”,然而王莽代汉称制的过程中没动用一兵一卒,代汉完全 是西汉出现统治危机,机遇使然。第一,危自上起。宣帝后,西汉国运开始衰落。元帝沉溺于声色 ,奢靡无度,当时“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 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万匹,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 。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⑩。这真是皇家愁马肥,百姓苦饥寒。从这段 文字我们可以想像出皇室糜烂到了何等地步。成帝刘骜治国无能,荒淫有道,“成帝之无道也,足 以亡国”。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广采美女以备后宫,大兴土木,营造昌陵。“重增赋敛,征发 如雨。”哀帝则癖爱男色董贤,赏赐动辄千万,董贤死,家财竟达四十三万万钱。如此荒淫之君怎 么能扭转西汉行将灭亡的颓势呢?第二,上行下效。公卿贵戚、官僚贵族也竞相淫侈,贪赃枉法。 元帝初即位,匡衡就上奏说:“今天下俗贪财好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 ,纲纪失序。”哀帝时佞臣董贤,靠着皇帝的宠幸,极其腐化堕落,哀帝还亲自为董贤“治大第, 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西汉地主阶级的腐化,使其尽 失人心,王朝大厦的根基已经动摇,行将倾覆。第三,农民的奴化流亡。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必然 建立在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之上。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汉成帝时,丞相张禹“人谨 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史称为人谨厚 的张禹都能多据良田四百多顷,我们不难想像那些奸邪、不守法度之徒如何聚敛土地了。与土地兼 并现象相伴随而来的必定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失去土地后的农民,要么流亡,要么沦为奴婢,要么 成为佃农。西汉末年,自然灾害较多,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成为261危及西汉统治秩序的最为严 重的问题。就连一部分士大夫也对流民的悲惨境遇十分同情。鲍宣上书说:“贫民菜食不厌,衣有 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酸鼻。”元帝初即位,御使大夫薛广德就上奏:“窃见关东困极, 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魏之乐,臣诚俾之。”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关东大 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哀帝建平三年(前4年),“阴阳错谬,岁比不登, 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不能得到政府赈济和安置的流民群体为 了能够生存下去不择手段,从而对西汉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哀、平年间,流民暴动非常频繁,而 此起彼伏的流民暴动又证明了西汉政权已经彻底丧失人心,刘氏王朝时刻有倾覆之虞。三西汉末年 ,随着统治危机的不断加剧,“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形成巨大的社会影 响。战国末年阴阳家驺衍以五行说来解释朝代的兴替,这就是“五德终始说”。驺衍认为五行的转 移次序是土、木、金、火、水,“因为木克土,故木继土后;金克木,故金继木后……换言之,新 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据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之德。这是他的中心思想”。这种学说原 本的目的是警告有国者勿要淫侈,要行仁义。但是这种学说也蕴涵“天命不永存,此德衰而彼德兴 ,则易姓受命之事便立刻显现”。“三统说”认为,历代王朝都是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的,夏朝 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三统”又受命于天,受天命而王。“五德三统,细节虽不同 ,要之与帝王一姓万世之思想不相容的。”它们都成为王朝转换的理论根据。所以它也成为王莽代 汉的理论工具。根据这一理论,王莽代汉就是承“天命”,即“五德”运转轮到他当皇帝,代汉是 理所当然的。随着汉室的衰微,人民对汉室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汉室的信仰动摇了,有人开始 宣扬易姓受命的思想。第一个向汉帝提出易姓让国的是昭帝年间的眭弘,他说:“先师董仲舒有言 ,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 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昭帝岂肯轻易让位,结果眭弘被杀。 但是民众对改易让国的愿望并没有熄灭。宣帝时盖宽饶又上奏说:“韩氏《易传》‘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可怜也 被定为大逆不道之罪。哀帝年间,内外交困,被迫搞起再受命的荒唐戏,“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 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但社会危机却没有一丝缓和。易姓受命的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接受, 王莽代汉应运而生。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王莽上台并非是用强力手段谋权篡国的 ,他甚至没有动用一兵一卒。而事实是,西汉末年,地主阶级的腐化堕落,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 崩离析;农民阶级的破产流亡,形成与地主阶级无法调和的矛盾。西汉王朝已黄昏届临,走到了历 史的尽头,是谁也挽救不了的。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王莽被时 代的浪潮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王莽改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新莽政权的短暂而亡,给后人以深刻的警示。认真分析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总结改制失败的教训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遗憾的是,人们至今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仍然建立在“篡汉”的前提下,说到底是因为王莽的行为触动了中国士大夫“忠于一家一姓的人生信条”。“王莽又有他的致命短处,那就是他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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