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从2004年第1期起辟“文革文学研究”特设栏目，意在对因人所共知和不知的原因而显得寂 寞的文革文学研究作一力所能及的推动。此举首先得到著名学者刘纳教授的赞赏与支持，慨然应邀 担任栏目主持人，并赐大著以壮行色，在业内曾引起小小的关注。关注本刊的不惟刘纳教授。远在 广东的杨鼎川先生曾多次对本栏目提出热情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曾在这一领域做出重要成就的苏州 大学的王尧先生，也来信表示肯定和支持。暨南大学的宋剑华先生，更著长文对我刊刊发的这类文 章做诚挚的学术探讨与争鸣。还有一些学术前辈和新锐也投来关切的目光。但因为主客观的原因， “文革文学研究”这一特设栏目的前行蹒跚而沉滞。来稿量小，无法形成规模优势。名家力作更不 敢奢望，这就使得质量的提高仅存于期待乏中。市场经济使得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并更 加走向边缘。一个本有大的学术空间的研究领域，只能空旷荒芜以待来日，很让人遗憾而无可奈何 。也有仍跋涉前行的人(时有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的消息传来)，就很令我们景仰而存跃动的希望 。本刊以“图志”的方式继续为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也是提供一种信息，张扬一种精神，表明我 们仍然没有放弃。这是一个专题。关于文革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长篇小说。1986年3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了建社35周年的纪念活动。出版纪念专号，是纪念活动的内容之一。纪 念专号名为《当代长篇小说》，社长，总编辑韦君宜撰文，题作《建社三十五周年所出长篇小说的 回顾》，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1年到1986年间出版长篇小说的成败得失作了回顾与总结 。关于文革期间的长篇小说出版工作，韦文说：“到了一九六六年十年内乱开始后，人民文学出版 社曾一度被撤消，到一九七二年虽然恢复出书，由于人民在受苦、在受难，我们的工作自然也不能 例外。这一时期我们也出版了一些长篇小说，但大部分质量差，存在所谓‘三突出’的印痕。这不 能只怪作者，由于当时大搞‘三结合’，我们社实在也负有相当责任，这段教训是我们所永远不能 忘的。”韦文同时也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样举国在黑暗中，文艺遭受空前摧残的年月，我 们仍然出版了象《闪闪的红星》这样至今还能站得住的小说，另还有几部基本上还是真实的作品。 这说明了在那极端严酷的日子里，还是有些有心人在艰难中挣扎的。”专刊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 建社以来出版长篇小说目录》。《闪闪的红星》并没有进入目录。从篇幅上看，8万来字的小说， 还算不上长篇，只是中篇的规模。据《目录》的统计，从1966年至197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计有：浩然的《艳阳天·第二卷》(1966.2)、马识途的《清江壮歌》(1966.3) 、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1966.4)、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1966.7)、浩然 的《艳阳天·第三卷》(1971.12)，郑直的《激战无名川》(1972.2)、浩然的《 金光大道·第—部》(1972.5)、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第二部》(1973.5)、刘 彦林的《东风浩荡》(1973.11)、李伯屏执笔的《黄海红哨》(1973.12)、浩然 的《金光大道·第二部》(1974.5)、毕方、钟涛的《千重浪》(1974.9).延河写 作组的《延河在召唤》(1975.4)、单学鹏的《渤海渔歌》(1975.5)、王士美的《 铁旋风·第—部》(1975.6)、关植拙笔的《钻天峰》(1975.6)、郭澄清的《大刀 记·第一卷、第二卷》(1975.7)、张长弓、郑士谦的《边城风雪》(1975.7)、郭 澄清的《大刀记第三卷》(1975.8)、柯尤慕·图尔迪的《克孜勒山下》(1975.9) 、谌容的《万年青》(1975.11)、龚成的《红石口》(1975.12)、胡尹强的《前 夕》(1976.1).屈兴岐的《伐木人传·上、下》(1976.1)、广西集体创作的《雨 后青山》(1976.2)、黎汝清的《万山红遍·上》(1976.3)、李惠薪的《澜沧江畔 》(1976.5)、通县三结合创作组的《晨光曲》(1976.5)、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 ·第三部》(1976.9)、高中午的《孔雀高飞》(1976.10)、管建勋的《云燕》( 1976.11)，共26人次的33部作品。这里还有几处校正：《艳阳天》第三卷初版于19 66年5月；《欧阳海之歌》系根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二版重排印行；《艳阳天》第二卷似应出 版于1966年3月；《云燕》出版于1976年10月。作为文学出版社中的龙头老大，文革中 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并没有尽领风骚。像《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样的招牌作品，虽然也曾经让 人文社风光一时，毕竟风毛麟角，屈指可数。文革文学中长篇小说的重头作品，多出自其他出版社 ，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无论“三突出”还是“三结合”，人文社都慢了半拍，甚至数拍。从洁身 自好和“事后诸葛亮”看，或许可以沾沾自喜一番。从出版业的规律和文化研究的意义看，当然不 能说是正常的。这也是重提这段历史的意义之所在。“三突出”且不说它，“三结合”写作即使不 是其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创，但文革文学史中有影响的《虹南作战史》，早在1970年6月便 成立“土记者和农村基层干部相结合、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写作组，1972年2月便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人文社则直到1973年12月才出版由创作组集体创作、李伯屏执笔的《黄海红 哨》，其“写作组”的专业性和代表性，也是不好和《虹南作战史》相比的。以后人文社的奋起直 追，现在看来虽有几分滑稽，却又是其时文化和文学的一大景观，让人哭笑不得之余，不得不掩卷 深思。韦君宜所提及的“几部基本上还是真实的作品”，虽没有具体开列，推想起来，当首先包括 浩然的《金光大道》。浩然在1995年由京华出版社一次出齐《金光大道》1—4部时曾近乎执 拗地说过，“《金光大道》所反映的那段生活道路是我国几亿农民确确实实经历过的”，“我以自 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记录下了那个时期农村的面貌、农民的心态和我自己当时对生活现实的 认识，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它存在的价值”(浩然：《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 。还有一些学者，也持相近的观点。关于争议，这里便不说庀。其他是不是还可以包括《激战无名 川》、《大刀记》、《边城风雪》、《万山红遍》这样的所谓历史题材的作品?还须做具体深入的 研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文革中创作并出版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文革后大多没有遭到全盘否定 。《万山红遍》下部1977年9月的出版并由电台播出，《大刀记》的2005年再版，是最好 的例子。文革文学研究《激战无名川》郑直的《激战无名川》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恢复出版工作 之后所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1971年11月完稿，1972年4月再次修改于北京，5月 出书，可看出其时出版社的迫不及待。作品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县部队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并肩 战斗，英勇卓绝地进行反“绞杀战”斗争的故事。因为是歌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和革命乐观主义，无疑政治上的保险系数非常大。至于作品中的豪言壮语、政治口号、那是其时即 使优秀的作品也难以避免的。作者郑直，文革后已很难见到他的名字。集体创作《黄海虹哨》是文 革人文版长篇小说第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在1974年这个时候，成立创作组，红烧肉加白菜熬 豆腐，大搪瓷盆盛了，红火而热烈，成为时尚。但“集体创作”也是古已有之，比如古代的修史、 现代的类似《红岩》的所谓“组织生产”(洪子诚语)，样板戏更是近乎“全民所有制”。但因为 有了《虹南作战史》的“三结合”的有理论有实践，“集体创作”才真正成了“新生事物”。不可 没有，一刀切也难。于是才有“集体创作”而又某某执笔一说。李伯屏应是一位写家，或曰工具。 写好写歹，账大约不会记在他头上，有“集体”担待或“分享”。到了《延河在召唤》这里，只在 内容说明中交待“是采用‘三结合’万式，由知识青年执笔写作的”。大约这时，“三结合”作为 规范，已深入人心少数民族文学《克孜勒山下》是文革中人文版惟一由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 柯尤慕·图尔迪(也译为克尤木·吐尔地)，维吾尔族作家。小说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新疆南部某地农业学大寨的斗争生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自然是东西南北的普遍存在，了无 新意。“内容说明”说这部小说“民族特色鲜明”。喜欢对文学的民族特色(民族性)寻根究底的 读者，不妨多关注一下。当然，民族特色不只是沙比尔(小说主人公)头上戴的绣有巴旦木图案的 维吾尔族小花帽。至少，小说开头赵田照顾晕车的老大娘一段不是，我们在50年代汉族作家的文 学作品中就见过。宏大叙事与民族特色，在文革文学中恐怕不太容易水乳交融，作者后来还有一部 长篇小说《战斗的年代》(三部曲)，是一部首次由一位维吾尔族当代作家用本民族文学创作的作 品。《大刀记》郭澄清的《大刀记》三大卷1975年一年内出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年的重 头产品。文革前郭澄清也曾发表、出版过一些小说，但却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大刀记》的出版在 普遍的“文学饥饿”的文革中，可谓生逢其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大刀记》 收入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收藏本”系列中。如果排除《金光大道》是为了补齐而 再版，那么，《大刀记》是迄今为止重印文革时期原创长篇小说的第—部作品。《云燕》作为文革 中人文版长篇小说，《云燕》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从时间范围看，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文革 期间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刚好出版于1976年10月。之后虽然有像孟伟哉的《昨天的战 争》之类创作于文革中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续出版，那当是作为另一种文化和文学现象来加以研究(比如“后文革文学现象”。)。二是这是一部由青年农民来写知青生活的作品，写1962年高中毕业去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也算是一种类型。这部小说今天自然是没法读下去，但放到文革文学的文化语境下，确宴如“内容说明”所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生动活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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