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实践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而独立存在,因此来自经验的理论必然受到特 定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谭载喜指出,“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思想深层,不同的翻译传统必 定受到各自所属社会传统的制约,而深深打下各自社会文化的烙印,显现出相关社会文化的特征。 ”<1>中国传统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无时无刻不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 的特征。然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掀起了一股引进西方翻译理论的高潮,西方翻译理论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但任何翻译理论都有自己特定的实践基础和文化背 景,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各国的翻译理论实践基础不同,且文化背景相去甚远,因此我国译学理论 建设不能完全依赖于西方翻译理论,中国现代译学只有立足于本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从传统文化 中不断吸取营养,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发展,从而建立起适合于中国文化特色的翻 译理论。一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传统文论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乃是以中国传统文学、美学、文章学 、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2>。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以意逆 志’、“知人论世’、“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理论思想, 经过转换后完全可以成为翻译学上的原则<3>。纵观中国译学理论史,无论是古人支谦、道安、 玄奘,近代的严复、林纾,还是当代的傅雷、钱中书等,无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后盾,凭借古代圣 贤的言论和权威,并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手段来阐发自己的翻译思想。支谦在作为中国译学开篇之 作的《法句经序》中写道:……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 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意 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 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 实宜径达。是以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4>从此序可以看出支谦本是佛经翻译史 中“文派”的代表,主张“意译”。他认为其同道竺将炎的翻译过于直译,而且有些不雅。但维祗 难认为翻译佛经不必讲究文饰,而应当“易晓,勿失厥义”,座中人又引用老子和孔子的话来进一 步证明维祗难的观点,于是支谦便又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观点。道安在《摩可诃 钵罗若波罗蜜经第22卷第3期钞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时有如下的论述:……前人 出经,支畿、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凿之巧者也,巧则巧艺,惧巧成而混沌终 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 不杂,推经言旨,唯惧失实也。……<5>道安是佛经翻译史中“质派”的代表,他积极地主张“ 直译”,即翻译必须符合原文愿意,不加任何修饰,真实地再现原文的要旨。为证明“直译”的观 点,他引用了《庄子》中有关“混沌之死”的典故,并批评了“文派”巧而失质的做法。他还假设 若有人觉得《诗》过于烦琐,《书》过于质朴,便随意删减原文内容而令其符合后世的语言,则定 会遭到大儒们的痛恨,并借以批评那些在翻译中不忠于原文,妄加删改的行为。严复在提出“信、 达、雅”之论时也曾引用孔子和《易经》中的话:《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 ”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者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6>由此可见,严复提出“信、达、雅”之论也是受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今人钱中书提出“ 化境”说,也是从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关于“礭”字的一段训诂中得到启示的;陈 西滢和傅雷提出“形似,神似”之说,而“形似,神似”这两个概念均来自中国传统文学和美学理 论。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中和思想”“中和”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 要思想。儒家认为能“致中和”,则天地万物能各得其所,达于和谐境界。《礼记·中庸》:“喜 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之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7>。“中和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渗 透和协调,从而达到一种“至善和谐”的境地。“中”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适度,无过,也无不及, 通过内外协调来保持平衡,不走极端。从哲学的观任运忠:中国传统译论的传统文化烙印□147 点来看,就是要协调矛盾的各个方面,使之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具体到翻译活动中来看,“翻译 中充满了矛盾,如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矛盾,保持‘洋味’和避免‘洋味’的矛盾,‘伸似’和‘形 似’的矛盾,直译和意译的矛盾,‘克己’意识和‘创造’意识的矛盾,译者风格和作者风格的矛 盾,忠于作者和忠于读者的矛盾,整体和细节的矛盾,‘归化’和‘异化’的矛盾,得与失的矛盾 ”<8>,中国传统译论对这些矛盾的处理无不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也就是要在原作和译作 ,作者和译者,原文化和目的文化等各个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使翻译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处于一种 无太过也无不及的“中和”状态。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佛经翻译 中的“文,质”之争,但“文”与“质”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前文所引《法句经序》中 可以看出,支谦“好文”,维祗难“好质”,而支谦最终却采取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作法 。到近代鲁迅和赵景深等人之间关于“信”与“顺”的争论,仍然是“直译”和“意译”的争论, 但鲁迅本人对直译和意译一直持辨证的态度。他主张“直译”,但并不赞成蹇涩和拘泥的译文,而 十分欢迎那种能够传达原文“精神和力量”,并经过“潜心研究”的“意译”<9>。保持“洋味 ”和避免“洋味”的矛盾也就是译作和原作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在鲁迅、傅雷和钱中书的译论中 得到了高度的统一。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必须兼顾两面,一面当力求易解,一面应保存原作的丰姿, 所以在语言上不必完全归化。傅雷也持相同的观点,主张“兼筹并顾”,“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 则求其勿过于不及”。钱中书的“化境”说更是将矛盾的两个方面合二为一:“文学翻译的最高理 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换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 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0>也就是说译作必须通顺 ,符合译文的表达习惯,同时又要保留原文的风格和韵味。关于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对立则在茅盾的 译论中得到了统一,茅盾在《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这样的翻 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异,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到原 作者的艺术创造过程,把握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涪陵师范学院学 报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过程,是译 者和原作者合二为一,好象原作者用另外一国的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这样的翻译观需要译者发挥工 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但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既然在于把原作的精 神,面貌忠实地复制出来,那么这种创造性的翻译就完全是必要的。”<11>茅盾提出的“创造 性的翻译”就是要将作者和译者融为一体,译者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从而实现 译文和原文的和谐统一。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辩,鲁迅等人的“直译 、意译”之争,钱中书的“化境”说,还是茅盾的“创造性翻译”都无不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中 和思想”。三结语中国拥有悠久的翻译历史,翻译理论源远流长。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的中国传统译 论必然会深深地烙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传统译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取 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传统译论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讨论了翻译的性质和 目的、翻译的标准和方法、翻译的艺术、风格和技巧,并涉及了文体学、风格学、修辞学等相关学 科。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传统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模式和研究 方法。翻译理论建设必须继承传统,认为中国现代译学也只有立足于中国现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才 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 论的传统文化烙印@任运忠$西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02中国传统译论体现了 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并深深地烙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中国现代译学应以传统译论为基础,立足本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建立起适合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理论。传统译论;;传统文化;;传统文论;;中和思想<1>谭载喜.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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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宏印,刘士聪.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作为建立翻译学的一种努力.中国翻译,2002,(2):8.
<3>申丽霞.当代翻译理论应当注意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4):66.
<4><5><6><9><10><1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6、10-11、290、418、376.
<7>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一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593.
<8>孙致礼.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5): 43.９赜凇爸币搿焙汀耙庖搿钡恼塾衫匆丫?可以追溯到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但“ 文”与“质”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前文所引《法句经序》中可以看出,支谦“好文”, 维祗难“好质”,而支谦最终却采取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作法。到近代鲁迅和赵景深等人之间关于“信”与“顺”的争论,仍然是“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但鲁迅本人对直译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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