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是在日本自民党政权面临深刻危机的情况下当选为该党总裁并就任首相 的。为了重新巩固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小泉提出了“改变自民党”的口号,并大力推行“结构改 革”路线。在2003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执政的自民党明确地将该党的“政权公约”命名为 “小泉改革宣言”,将“小泉改革”定位为该党的施政纲领。实际上,“小泉改革”的范围极其广 泛,力度较大,在小泉内阁长期执政的背景下,它对自民党的支配体制、政治理念以及选举业绩等 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一、“小泉改革”与自民党的支配体制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自民党 对内以派阀政治的方式进行权力分配,对外以利益诱导的手段维系社会支持基础,形成了典型的自 民党支配体制。然而,“小泉改革”不仅对自民党的派阀政治采取了否定态度,而且还对传统的利 益诱导手段进行了变革。首先,派阀政治是日本自民党执掌权力的主要方式。派阀作为自民党施行 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发挥着诸如职位分配之类的重要功能。由于党、政府中的职位数目有限 ,执政的自民党一般采取“派阀均衡”的分配原则,各派阀又进一步按照所属议员当选次数多少、 对本派贡献度大小等因素进行分配。对于自民党内的派阀政治,小泉纯一郎早在2001年4月竞 选总裁的过程中,即多次强调要“着手改革使派阀失去存在意义”,并在总裁选举前夕出人意外地 辞去了自民党内第二大派阀森派的会长职务。小泉能够当选为党总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民党 的基层组织和一般党员对党的领导层“造反”的结果,它既意味着自民党的领导层再也不能无视广 大国民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表明小泉“改变自民党”的竞选口号在党内获得了普遍认可。接下来, 在第一届小泉内阁的组阁过程中,小泉首相坚持了“反派阀”的改革态度,独自就阁僚人选作出了 决定,且打破了“派阀均衡”和“年功序列”的组阁惯例:在17名阁僚中,从当时党内最大派阀 桥本派中仅起用两人任阁僚;任命当选议员仅3次的田中真纪子为外务大臣,行政改革担当大臣石 原伸晃和防卫厅长官中谷元当选议员的次数也都只有4次。此后,随着“小泉改革”的推进,自民 党内的派阀政治呈弱化趋势。基于对“小泉改革”的不同态度,自民党所属议员超越了派阀界限而 分为“改革势力”与“抵抗势力”两大阵营。在2003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自民党内最大 派阀桥本派发生分裂,野中广务等人反对小泉,参议院桥本派干事长青木干雄等人支持小泉;在堀 内派内部,植竹繁雄等人支持小泉,而林义郎等人则支持候选人高村正彦〔。1〕这样,小泉借助 现职首相和党总裁的优势,除了依托森派、山崎派、旧加藤派和河野派的支持外,又成功地得到最 大派阀桥本派和堀内派部分议员的支持,再次当选为党总裁。2003年11月成立的第二届小泉 内阁,也依然保持了“反派阀”的特色。但是,2004年9月27日,在第二届小泉内阁进行改 组过程中,小泉首相却在“打破派阀”的口号下塞进诸多“私货”:不仅来自他本人原先所属的森 派的成员增加了2个大臣职位,而且还在提拔年轻议员的幌子下,重点打击了古贺诚、龟井静香等 自民党内实力人物。因此,小泉首相对“
派阀政治”的否定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含有借提拔年轻议 员之机排挤异己的私心。其次,利益诱导是日本自民党维系社会支持基础的重要手段。由于政府在 全面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使得执政的自民党可以运用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 ,通过政策制定与行政管理来实施利益诱导,进一步达到巩固后援团体的目的。特别是自1996 年1月主导政权以来,自民党对以公共事业为主的传统利益集团的依赖程度日趋加深。然而,小泉 首相大力推行“结构改革”路线,宣称要在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等领域进行“没有禁区 的改革”。其中,道路公团以及邮政事业的民营化,更是意味着对自民党传统利益诱导手段的变革 ,并将对自民党的固有社会支持基础产生冲击。在道路建设领域,自民党内的“道路族”议员通过 为所在选区争取大型建设项目,不仅获得了选票,而且也是其政治资金的主要来源。其具体的运作 方式是:道路计划颁布后,政治家要求工程公司让自己的后援会所属的建设公司投标,中标后建设 公司将承包金额的3%作为政治资金予以回报〔。2〕同样,在邮政事业领域,“全国特定邮局局 长会”(简称“全特”)及其所属政治团体“大树”是自民党的重要后援团体,受其影响的广大选 民更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一大“票田”。尽管如此,2004年4月27日,“道路公团民营化四 法案”在众议院还是获得通过,规定从2005年10月1日开始,对日本道路公团、首都高速公 路公团、阪神高速公路公团、本州四国公路桥公团等四大道路公团实施民营化;2005年10月 1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规定日本邮政公社于2007年4月1日解散 (为避免在邮政民营化过程中出现混乱,可延缓至2007年10月1日),邮政事业民营化将于 2017年3月31日前最终实现。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小泉“改变自民党”的诸多做法在形式上 体现为对自民党支配体制的“破坏”,但其实质是“不破不立”、“以变求生”。况且,这种“破 坏”也是在自民党的固有支持基础不断萎缩的前提下进行的。例如,如果将自民党的主要后援团体 在1980年全国选举区(相当于后来的比例代表区)的得票数与2001年比例代表区的得票数 相比较,就可发现其集票能力下降之大:全国建设业协会从174.9万张降至27.8万张,全 国土地改良政治联盟从116.2万张下降至20.7万张;“大树”从103万张下降至47. 8万张,军恩联盟全国联合会从99.2万张下降至29.5万张,日本齿科医师联盟从93.1 万张下降至10.4万张,日本遗族政治联盟从92.7万张下降至26.4万张,日本医师联盟 从83.8万张下降至22.7万张〔。3〕因此,自民党若一味坚守传统的利益诱导手段,最终 恐怕也难以保持其执政党地位。小泉首相试图通过改革来重构自民党支配体制,使之更加有效。二 、“小泉改革”与自民党的政治理念自1955年成立以来,自民党一直将“保守主义”作为该党 的政治理念。以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为转折点,自民党保守政治的框架大致形成,“解 释改宪路线、经济主义路线、对美协调路线”成为“保守本流”的基本路线〔。4〕1980年代 ,以中曾根政权为代表,执政的自民党尽管提出了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战 略,但这更多地体现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日本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仍主要依赖经济手段。冷战结 束后,新国家主义思潮在日本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日趋抬头,主张维护宪法的政党势力不断衰落 ,朝野各主要政党均呈现出“自民党化”的倾向。特别是自1996年1月自民党重新主导政权以 来,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步伐明显加快。在上述背景下,小泉内阁成立后,对外继承了战后历届 自民党政权的政治遗产———日美同盟,并将之进一步提升,采取了以强化日美同盟来实现大国志 向的发展途径;对内则大力主张修改宪法,促使日本国内的修宪进程大大加速。整体上看,小泉内 阁的施政更多地体现了自民党政治理念中的“国家主义”内涵,该党的执政路线已经完全从“经济 中心主义”转变为“政治中心主义”。2001年6月末,上任不久的小泉首相访问美国,与布什 总统进行了所谓的“蜜月”会谈,双方表示将在一系列战略问题上加强磋商与合作。“9·11” 事件发生后,日本趁协助美国反恐之际,频频通过各项旨在参与国际军事行动的法案,日美同盟不 断得到强化,并突出表现在小泉内阁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态度上。2001 年10月2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以及《海上保安 厅法修正案》,自卫队的活动范围由此扩大到国际公海以及“当事国同意的外国领域”。根据上述 法案,2001年11月9日,日本海上自卫队约700人开赴印度洋,向美军提供援助。200 2年12月16日,日本“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雾岛”号驶离横须贺海军基地,在美国对伊开战 前向美军提供情报搜集等后勤援助。2003年7月26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 别措施法案》,使自卫队能够开赴战争尚未终结的地区。依据该法案的实施令,2004年1月至 3月,日本政府先后向伊拉克南部城市萨马沃派驻了550名陆上自卫队员。这是日本自卫队有史 以来首次踏上尚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领土。2004年6月18日,小泉内阁又正式作出决定,改 变驻伊拉克自卫队的派遣计划,让自卫队参加伊拉克政权移交后组建的多国部队。这是日本自卫队 自组建以来首次参加多国部队。2005年2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 上,日美双方联合发表声明,提出了12项“共同战略目标”,首次涉及台湾海峡问题。与此同时 ,2003年6月6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 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通称为“有事三法案”)。根据法案规定,“有事”是指“日本遭到 来自外部的武力攻击之事态”和“当事态紧迫,可以预测将受到武力攻击之事态”。这一系列法案 的制定大大提高了日本政府应对紧急事态的能力,也为自卫队迅速、有效地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铺 平了道路。2004年12月10日,小泉内阁正式批准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 力量整备计划》,明确表示今后为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新型威胁,应整备“具有弹性和实效性 的防卫能力”,并进一步加深日美关系以及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和平合作等。此外,小泉首相在执 政期间多次发表“应当修改宪法”之类的言论。他于2003年8月明确要求自民党必须在2005年11月之前起草宪法修正案,并解释道:“自民党成立时的精神就是自主制定宪法,因而(修宪对于自民党成立)50周年的纪念是非常合适的。作为政党考虑修宪也是正当的。”〔5〕在小泉内阁的大力推动下,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在历时五年余对宪法“广泛且综合的调查”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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