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就是权力(D iscourseis pow er)。他所谓的“话语”并非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说的“话语”,而是指一种主要的人类活动; 所谓“权力”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让人们服从的压制力,而是一种行动方式,是支配人们行 动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力量。就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而言,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 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 是掌握权力的关键。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具有特定的话语,掌握话语也就意味着掌握了说 话的权力;反过来,争夺权力往往表现为话语权力之争。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语言的生成 和发布都是由社会权力机构操纵,而社会权力机构的运作大多由男人掌控,男人们掌握着语言的生 产和使用。受到福柯的启发和影响,20世纪70年代,在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中,一个耳熟能详的呼声是:“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Sim on,1996:8)。因此,原先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语言”的范围已扩展到带有文化霸权和意 识形态色彩的“话语”。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就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 也是不可能的。翻译已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行为, 相反,翻译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这一观点在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上能够得到很好的验 证。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立场进行阐发的,而且其理论功能主要指向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 on,1996:20)。并且,女性主义翻译观自身也认为“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 应该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蒋骁华,2003)二、意识形态与翻译“意识形态” 在英文中是“ideology”源于希腊文idea(观念)和logos(逻各斯),字面意思是观念逻各斯,即观念的学说。这是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 racy)在18世纪末提出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用于对宗教的 现代批判,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 中介。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者们才开始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翻译实践所形成的压力。法国翻译学者贝尔曼(Berman)指出,翻译策略是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做出的选择。90年代,美国翻译学家勒弗维尔(Lefevere)写了一本书,题为T ranslation,Rew riting,and the M an ipu lation of L iteraryFam e。勒弗维尔阐述了影响翻译的“两要素”理论,即翻译自始至终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观( poetics)的影响,其中,赞助人(patronage)控制意识形态,“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s)控制诗学(Lefevere,1992a:14-15)。勒弗 维尔还指出,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内起作用(ibid)。也就是说,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 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因此,文学家和翻译家在 运用话语时,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他们的创作或“改写”、“决定 翻译家的策略”(op.cit.:48)。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 、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翻译作为一种跨语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 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者在将一个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本土文化时,必然 会对这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决定转达的策略:是直截了当,还是曲达 其义;是“剜鼻削眼”,还是另起炉灶。翻译中大多数的误译或漏译是一种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 同时也存在着有意的误译,这应当尽量避免,但它也从一个侧面特别鲜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文化 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漏译有无意与有意,有意的漏译也就是节译,属于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隐形操控,还体现在译者为了使译作与接受国的文化、习惯、风俗相一致 ,或者为了迎合接受国读者的主流意识与趣味,或者为了迎合社会伦理道德等而采用节译等翻译策 略。因此,翻译在重新表术意义的时候,对源语文本进行挪用及改写,大多以意识形态为动因。三 、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滥觞于北美,于今波及全球。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即将女性又将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femin ized)的过程、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S im on,1996:1)。在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解中,翻译绝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转译,也不仅仅是两 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乃是一种政治行为,目的是反抗原文的男性中心和女性歧视,使语言替女人 说话。因此,女性主义者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如其翻译哲学是突破传统翻 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翻译标准是符合女性主义要求;翻译目的是延展女性话语权;翻译策略是 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翻译方法是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译者的地位是与作者平等;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是平等互补等等(Sim on,1996:1-38)。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对女性主义翻译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1.翻译哲学二元论往往假定了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对立的其中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而 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中心是本原和本质,而边缘是派生的和非本质的(夏光,2003:9 6)。根据《圣经》的传说,上帝先创造了亚当,然后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世界上先有了男人 后有了女人,翻译也是在原作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翻译的女性气质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女人”和“译者”同属于话语的边缘地位。原作对译作具有等级上的权威,人们把这一概念与父 权制联在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又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作却是低劣的和派生的女性。女性主义 者认为,翻译隐喻以及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源于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 像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一样对立起来。性别惯常视为人的生理属性。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是生理上的, 生理上的差别带来男性和女性之社会差别。这似乎在告诫人们,男女间的不平等是必然的、无可奈 何的,是女性必须接受的境况。但是,女性主义思想认为,用生理差异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 状很难差强人意。波伏娃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换 言之,女性的现状是社会造就的,是社会对她的期待造就的,是包围她的大文化、小文化、道德伦 理、宗教信仰和教育造就的。女人绝不是男人的附属、派生,男女是平等的。女性主义者承认甚至 肯定差异,把差异看作是对同一性的否定,因为差异不应该导致对立和排斥,而应该体现并存和包 容,即男女的差异是相对,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截然相反且完全不同的两极。女 性主义翻译理论通过解构传统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的性别逻辑,打破了传统的作者与译者、原 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模式。2.翻译目的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流往往首先是意识形态的交流。翻译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这是目前很常见的说法。表面 上看,“交流”是一种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术语,因为它似乎隐含着平等、友好。然而,这样的交 流背后真正隐含的都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歧视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也是语言的问题。女性主义运动使女性意识到语言不仅反映现实,还促成现实。语言学家艾里佳莉 认为:“语言在构建男权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Irigaray,1994)。女性 主义者认为,被男性垄断的语言本身已经成为男性经验的呈现,并形成一种语言规则。在这种规则 中,男人具有普通性和自主性,而女人只能相对而存在。这种以男权为中心的语言不仅限制了女性 经验的呈现,而且伤害了女性的自尊、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女性主义呼吁用女性主义话语来言说 女性的特殊性、差异性,让这个话语构建的世界拥有女性自己的声音并努力使女性获得与男人精神 上平等的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首要目标就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不满于将译者 、译本、以及女性不由分说打入次一等级的观念,力求破除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带有严重的性别歧视的陈旧意识。女性主义者大力呼吁:“在翻译中也要争取女权,即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Sim on,1996:20)。于是,女性译者以积极介入的姿态对文本进行挪用和操控,“她们要粗暴地妇占(w om anhand le)她们所翻译的语篇”(Bassnett,1993:159),来抵制并改变父权话语的支 配性结构。这无疑不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3.翻译标准传统的翻译理论总是拿着忠与不忠的尺 子去衡量所有的翻译,那架势就好象是在家庭祠堂里质询失节的小媳妇。在这种褊狭的礼教视野里 ,评论者自封的父权地位给自己赋予了一种不由分说的权威,以至于有些结论似乎都无需费神去取 那把礼教的尺子就可以做出:翻译就是女人,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不难看出,这种男权 至上的视角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王东风:2003)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求译文绝 对忠实原文,就像要求女性绝对服从男(父)权一样,实际上是不公平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译 者对原文的一种阐释,换言之,同一原文在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译者手里,译文差别会很大。任何文本都带有作者主观意识的标记,因此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差异是必然的。在翻译时,译者也总是设法迎合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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