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与张爱玲无论从性别、地域、时代背景、文学派别、写作风格等各方面都相差甚大。乔伊斯是 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意识流小说的先驱,他的作品大抵承载了社会、民族的大义,主题厚重,如 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十五个短篇故事以一个有机整体,刻画了都柏林人各个群体的生活形象 ,深刻揭露了都柏林人的“精神瘫痪”,反映了人与环境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及由社会瘫痪引起的种 种恶果。而与之相比,张爱玲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婚恋生活为题材。在她的作品里,时代、国家、 革命等大的题目被浓缩在了家庭生活的一幕一角,她的视角也似乎永远停留在人间男女的世俗生活 当中,通过那些平凡男女的悲欢,默默地咏叹着她对生命的看法和人性的体会。这两位看起来风马 牛不相及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都擅长于描写生活中的细节与平凡的一面,以此来反映作品的主题 ,两者对于人性的深刻体验与挖掘,都堪称经典与一流;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伊芙琳》和张爱玲的 中篇小说《倾城之恋》,篇幅不同,描写角度也迥异,但都讲述了两位女性对于当前生活的不满和 厌倦,在她们生活中因男性的出现而有了转机时,两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精妙的人性体 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张爱玲的小说都以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物为题材。乔伊斯通过都柏林中 下层市民的各种生活图景揭示了都柏林人的精神麻痹和瘫痪;张爱玲的小说总是以红尘中的平凡男 女为主角,通过对日常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还原生命的本色,叙说着人生的悲欢与世事的沧桑。 两者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洞察力,往往以一个故事、一段文字涵盖丰富的内涵,反映了人性中共 通的地方,令读者或感同深受或掩卷长思。《伊芙琳》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但作者把伊芙琳在面 对选择时的矛盾的心理,两难的处境,复杂的心态,感情的彷徨刻画得细致入微;伊芙琳的许多心 理变化都已涉及到了人性深处在面对未知生活或做出决断时的犹豫与顾虑,她的处境能轻而易举地 唤起读者的关注,她的心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矛盾挣扎的心理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体验人性的过程。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有五大需要,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和 社交和爱的需要、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而乔伊斯向我们展示的伊芙琳生活状态是:生计虽然能够 勉强维持,却是异常艰辛;安全没有保障-父亲的粗暴态度和暴虐的威胁;社交停留在儿童时代, 爱在弗兰克出现以前也是鲜有体验;来自他人的尊重更是无法实现———店里家里都要受到指责与 侮辱;自我实现-最有可能的是和她母亲一样:操劳一辈子,最终发疯而死。而与弗兰克一起,她 将有爱有安全有尊重,对比两种生活图景,当然谁都要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了。可是在离别的时刻 ,她却有些依依不舍了,她想起了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童年美好时光,她注意到父亲最近变老了, 她记起了父亲对她温情的时刻-在她生病时对她念的故事和烤的面包,她回忆起了妈妈在世时一家 人欢乐的情景,她想起了她对妈妈许下的诺言-尽力支撑这个家。于是,跟弗兰克远走他乡,开创 新生活的信念开始动摇,走与留的矛盾扩大化了。来到了码头,她已感到“痛苦而迷惘,不由得祷 告上帝,祈求他人家指点”,在最后一刻到来的时候,她却尖叫地喊出了“不!不!不!决不!” 。伊芙琳最终放弃了弗兰克,放弃了弗兰克所带来的可能的新生活。这里毕竟是她生活了19年的 地方,有着她的亲人和回忆。人在面临选择时的彷徨犹豫突出了,人类在心理行动思维上往往已形 成一种习惯,一旦这种习惯要被彻底的打破,就会产生一种惧怕改变的本能;当人们要真正舍弃一 样东西或一种生活,无论原本是对它多么的厌恶,又会开始留恋它好的地方;而且,人作为社会的 一分子,总会受到社会风气和习俗乃至舆论的影响。基于这么多人性方面共同的东西,我们对于伊 芙琳所做的选择不会感到惊诧,是由于她善良的本性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也好,是因为对于爱情和未知生活的不确定也罢,更或许是都柏林人的精神麻痹所致也好。我们都能认同伊芙琳的选择。Tobe or not to be,历来是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伊芙琳在面对选择时的矛盾与挣扎, 乔伊斯把人生选择时的“临界点”放大了。通过描写伊芙琳的心理挣扎历程,揭示了人在选择时的 微妙和复杂的心理及两难的生存处境,乔伊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挖掘,对面临选择时人的心 态作了丝丝入扣的描述,使读者也似乎经历了一个抉择的过程,体会了人类内心世界隐蔽、深层次 的东西。张爱玲对于人性的描述也是入木三分的,在张氏眼里,人的本质似乎始终是自私的,人与 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很远。她的小说基调基本是荒凉的,揭示的人性也往往是阴暗的、自私的一面。 在《倾城之恋》中,白府上下倾尽全力为宝络相亲,而最终是离了婚的白流苏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炙 手可热的范柳原的青睐,流苏想到“宝络心里也一定在骂她,骂得比四奶奶的话还要难听。可是她 知道宝络虽恨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 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这里,张爱玲的笔调固然有些尖刻,可是这锋利的话语却 还原了女性劣根性的一面;反映了现实生活里女人善妒虚荣的微妙心态。对于人性的观察和透视当 然不限于《伊芙琳》和《倾城之恋》,乔伊斯在《小小的一朵云》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衣锦还乡、不 可一世、夸张造作的加拉赫形象,这样的人物不在现实生活里随处可见。一些“不可一世”的人总 是需要在炫耀、夸张寻求优越感、满足感,这样的人物在各个时代不断涌现。张爱玲对红玫瑰与白 玫瑰的描述同样是经典的,“墙上的蚊子血”与“床前明月光”,“衣服的饭沾子”与“心口的朱砂痣”,寥寥数比形象地刻画了人性当中“不知足、这山望着那山高、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的一面。二、Tobe or not to be———无谓的选择无论是20世纪初的爱尔兰和20世纪中期的中国,都处在一个男权社会,无 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还是家庭和感情生活中,男性都是实际意义上无可争辩的主角(thesubject),而女性是他者(the other),依附于男性,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没有自我,只是某人的女儿、妹妹、妻子或母亲 。婚姻对于女性自身毫无主体性可言,是从“父家”被转交给“夫家”为男权社会传宗接代,延续 香火。在男权中心思想的控制和影响下,女性不自觉地或被迫地扮演着社会所设定的性别角色,体 现着温顺屈从、牺牲奉献的女性气质。在《伊芙琳》里,伊芙琳把挣来的工资悉数交给父亲,每次 为家里开销都得向父亲可怜地乞讨,这就说明了父权对于女儿的完全控制。其实在伊芙琳选择逃离 或者留下来的时候,只在于把对生活的寄托从一个男人移到了另一个男人身上。弗兰克是个水手, 四处漂泊,关于他的所有“传奇”都是出自他口;父亲的那句“我知道那些水手是什么货色”似乎 有着几分根据;尤其是想到爱情时,她汹涌的思绪不由得停顿了一下:“也许,还会给她爱情”。 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伊芙琳怀疑,男权主义的禁锢其实已使伊芙琳的思想内化,即女性的幸福是 依靠男性实现的,当她发觉自己想依托的男性并非百分之百地可以信任时,她退缩了!事实上,如 果伊芙琳真的跟弗兰克远走他乡,她就能获得幸福吗?在《倾城之恋》里,徐太太为白流苏点拨迷 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这其实也是白公馆内所有女性甚至那个时代中国女 性的唯一出路,因此在与范柳原的爱情战争中,白流苏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想嫁给范柳原,从而 获得经济上的安全。然而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男女固然彼此需要, 但此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 与男子相同的尊严。即使是白流苏这样一个有头脑的女人,一直在为她可能的婚姻苦心经营,可是 毕竟男人才是她的主宰者,她只能无可奈何地进入他的圈套,委曲求全使自己的生存得到保障。虽 然,最终由于香港的沦陷造就了他们“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成全了她的婚姻,而这个“圆满”结 局却是有点苍凉的,令人怅惘的;也恰恰说明了女性力量的薄弱,一个将嫁人作为唯一事业与职业 来经营并为之苦苦奋斗的女人,对男人却始终无能为力,最终的圆梦只能依赖于外界力量的成全, 真是无奈!这也再一次证明,作为依附于男人存在的女人,她的命运始终被牢牢地掌握在男性手中 ,她们实在没得选择!詹氏和张氏对人性的洞察与挖掘可谓精妙;对女性觉醒过程的理解与揭示有 着惊人的共识:无论是伊芙琳的“留”还是白流苏的“走”,她们在心理上还是无法走出几千年充 满男权社会意识的泥潭,只是把女性觉醒和解脱的权利交还给男性,她们只是有机会分享部分男性 的权利,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完善了男性社会的圈套。在女性解放进程中,他们注定了要在 双重或多重压力的夹缝中挣扎,注定在争取真正自由的路途中要背负重荷而行。在女性真正学会去发现自我,表现自我的时候,或许才会找到一条拯救自己的道路。□精妙的刻画 无谓的选择——詹姆斯·乔伊斯的《伊芙琳》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赏析@郑亚娣$绍兴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浙江绍兴312000
@钱敏$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外语系!浙江上虞312300乔伊斯和张爱玲这两位东西方文学大 家无论在出生背景、写作风格、文学成就等等方面相差甚远,但是两者都非常擅长通过细致的描写 刻画人性使作品散发永恒的魅力。他们笔下的两位女性的或留或走都无法摆脱男权社会的统治,都 无法决定她们最终的幸福,选择背后唱挽的是女性无奈的命运。伊芙琳;;倾城之恋;;人性;; 选择;;男权社会<1>夏军英.一种苍凉的启示———读张爱玲,倾城之恋
.语文学刊,2003(5).
<2>詹姆斯.乔伊斯著.都柏林人.孙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3>张爱玲.倾城之恋.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4>张宏薇.伊芙琳的多重主题分析.山东外语教学,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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