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的一颗明星。“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声,盖涵子美之深而变出之 者也。”<1>其诗作题材的广泛、内容的丰富和表现的深刻,不仅反映了当时适逢衰世知识分子 积极入世和消极出世的心理矛盾,同时也以其深婉隐曲的爱情诗,唱叹自己不能忘怀的情,李商隐 正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才能写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 “相见时难”)这样至情至性的诗句,成为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李商隐的诗向来 以难解闻名。元遗山《论诗绝句》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 恨无人作郑笺。”就是说李商隐的许多诗含义蕴藉,令人费解,成为千古之谜。其实李商隐的诗应 当是有所指的,按他自己的话就是:“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饮寄同舍》)、“巧啭岂能无 本意”(《流莺》);他往往用托名寄情、用典隐情、假借抒情种种方式,用朦胧的意象寄托深沉 的情感,在看似咏物、咏景的诗歌中唱叹一生难以忘怀的情。李商隐的诗之所以难解,不仅在于有 关李商隐的材料太少,李商隐本人喜用典故,也在于后人研究方法方面有所缺陷,主要是缺少整体 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力度。为此笔者采取以下方法:(一)诗史互证李商隐的许多诗之所以难 解,就是因为人们不清楚他的思想、情感发展的生活基础。连梁启超这样的知名学者也在《中国韵 文内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是什么事, 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 一种新鲜的愉快。”但是《锦瑟》诗为什麽要用五个朦胧的意象表现迷惘和感伤?这些意象难道在 逻辑上是无关连的?而且读者所感觉的朦胧美也并不一定是李商隐自己所要表现的思想或情感。也 许真正解开了李商隐诗的创作背景或意义之谜以后“朦胧美”的成分会减少,但是这是研究李商隐 其人其诗首先和必须做的一件事。李商隐诗集中最多和最著名的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应当不是无 病呻吟,也不是为写诗而强写的诗,而是他自己情感生活的真实和深刻的反映,为此我们首先将李 商隐爱情诗按原意进行译解,努力找出他的思想逻辑;其次是致力于破译李商隐诗歌中常用词语、 常见地点、常用典故的借代意义,从而得出李商隐情感生活的关键“情结”;第三步才是得出有关 事实。以诗证事固然有“自证”的嫌疑,1但是毕竟李商隐对自己的经历最有发言权,而且李商隐 的诗有许多可以互证,因此不妨仍然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关于李商隐研究历代均有推进,但 是正如清代王鸣盛所说:“盖义山为人,史氏所称及后儒所辨,均为未得其中。”这说明确实具有 难度,“注之者倘非贯穿新、旧唐书,博观唐、宋人记载,参伍其党局之本末,反复于当时将相大 臣除拜之先后,节镇叛服不常之情形,年经月纬,了然于胸,则恶能得其要领哉?”<2>研究李 商隐其人其诗,所引资料必须有据而且翔实,叙述应当以史实为基础,以证明来推进分析,才能使 李商隐许多诗的写作背景和内容有明确交待。然而,这些仅仅是背景材料,如果抓不住李商隐情感 生活的主线,这些材料未必能真正发挥作用,甚至会将其引向与李商隐本意并非直接有关的解释。 例如,李商隐的相当部分诗被看做是向令狐绹求官的作品,其实从诗的本意来看明显属于恋爱情感 ,一些应酬诗到现在还没有能得出使人信服的结论,不可讳言既有历史材料不足和对历史资料理解 方面的原因,也有对李商隐身世了解不清的原因,这就是未能将“诗”与“史”及李商隐情感经历 相互印证的缘由所致。(二)多方佐证仅仅对李商隐自己的诗文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多方佐证 才能确定诗中“情”与“事”的关联。在对李商隐诗中所用典故的考证和诗歌解释方面已经有许多 人的研究成果,但是往往因为研究思路局限在李商隐本人或者某个小圈子内,结果未能揭示其诗歌 所蕴含的更为深刻内容;而且只有李商隐单方面的材料,也难以坐实事实。例如李商隐的一些应酬 诗究竟是写给谁的?是哪一年写的?是为什么写的?这些都需要探讨。唐代诗歌发展不仅表现为诗 人的作品——诗集,更重要的应当是诗人的交往——“以文会友”的活动,正是诗人们相互切磋和 学习的过程,才使唐诗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得到创新;文学史研究往往比较注重诗人及其作品, 而没有把诗人的聚会和交流也作为研究重点,从而不仅失落了文学发展的群体基础,也难以理解诗 人创作的具体对象及其特定含义。也就是说,如果要使李商隐研究真正有所突破,必须找出与李商 隐直接有关的人——恋人、朋友的踪迹,必须以中、晚唐社会为背景,以李商隐及其恋人的生活为 线索,串联起当年诗人们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网,结合这些人、事的有关史料和诗文作通体研究和 多方佐证,才能反推李商隐的经历和心情,才能对李商隐其人其诗作出中肯的评价。古人有将与他 人的唱和诗作抄写、编入自己诗集的习惯,因而《全唐诗》中重出诗不在少数,这既增加了我们确 定诗作者的难度,同时也提供了我们了解诗人间联系的可能,是我们研究李商隐其人其诗应当注意 的方面;同时,与李商隐思想逻辑相似或相同的重出诗更应作为我们注意的内容,因为这很可能是 李商隐或者与其密切相关者的诗作。当然,这样的多方佐证确实也有相当的“臆测”因素和推论错 误的危险,但是我们在反复的“假设、求证”过程中发现:这样做不仅可以印证已经发现的事实, 还可以“牵连”出许多尚未发现的事实和因素,从而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研究有很大推进。也就是 说,我们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研究采取生活背景和诗歌内在逻辑发展相结合的手法,以李商隐和恋 人经历为主线,结合同时代诗人作品中反映的信息,运用诗史互证和多方佐证相结合的方法,并且 与李商隐本身诗的串珠证同时进行,发现了许多过去尚未涉及、尚未弄清的问题。(三)逐层深入 具体来说,笔者的研究方法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李商隐的诗作较为忠实的译解,尽量根据 历史事件的先后排列出顺序,所谓“诗史互证”,由此作为研究李商隐其人其诗的主要线索;第二 层次是从李商隐恋人、朋友及有关人员方面收集材料,从而不断证明和修正已有认识,以多方佐证 、时空互证的方式确定李商隐生活经历;第三个层次是在综合研究基础上解释以往所不清楚的李商 隐诗歌内容,提炼其创作的意义、价值,最后用李商隐自己的话来确证我们的研究。如果用数学形 式来比喻我们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把社会历史背景作为一个维度,再将李商隐诗文所呈现的逻辑 维度与所搜集的李商隐恋人及其朋友的材料维度相结合,找出这三个维度的交叉点,这才是我们研 究确定某一事实的基点;然后再将这些得到确证的基点以时间为维度连成线索,以李商隐及其恋人 的社会交往为背景,最终形成有关李商隐其人其诗的丰富多彩画面。可以说,我们的研究不仅强调 深入李商隐的内心世界,译解李商隐的诗篇,同时也在深入和拓宽研究视野方面下功夫,涉及唐代 政治、文学、社会各个方面,最终使研究结论与李商隐一生形迹一致,使其处于生动复杂的社会动 态之中,从而使其思想发展具备可信的现实基础,也使人物形象丰满鲜明。总之,本文希望引领读 者进入一个探索过程,逐步剥落历史尘埃,呈现一幅中、晚唐政治黑暗、外忧内患的景象,它是正 直朝臣受奸臣迫害、左官流臣颠沛流离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爱国知识分子投身军戎、建功立业 然而被政治愚弄、被党争漩涡吞没的经过;它也涉及一些诗人群体的聚会唱和、交往切磋的情况, 以及在干戈罹乱情况下新一代诗人推进唐诗发展的生动场面。笔者的探索研究在以下方面有所发现 :(一)关于李商隐的年龄考证许多研究认为,李商隐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死于大中 十二年(858),享年46岁。而笔者的研究认为:李商隐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 死于大中十二年(858),享年60岁。对李商隐年龄认定的主要根据是李商隐《上崔华州书》 :“中丞阁下:愚生二十五年矣……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 ,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这句话,关键在于对《上崔华州书》中的“故贾相国”、“今崔宣州” 和“崔华州”的确认。笔者认为,应当理解成“目前已经不担任相国的”贾餗和宝历年间为宰相、 礼部侍郎,大和二年主持贡举时未取李商隐,而今(大和七年)为宣州长官、“复”(再次)不取 李商隐的崔郾;而“崔华州”则为崔戎,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有:《因话录》征言二 十四司印,“杨泸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柜加锁以贮之。柜初成,州戎时为吏部郎中。”<3 >23“州戎”乃崔戎之误,吏部郎中为内官,出外为镇例带“中丞”衔,可称为“中丞阁下”。 崔戎,大和八年死于兖州任上<4>,李商隐是经萧浣介绍而往崔戎所镇华州的,因此不可能是大 和八年以后写给崔戎的信。而崔龟从为华州刺史是开成二年十一月,此时李商隐已经中举,不必再 向官吏求谒。由此可见,李商隐《上崔华州书》不是开成二年的作品,而是大和七年考试失利后写 给崔戎的信。如果《上崔华州书》是大和七年所作,而不是开成二年正月所写的说法能够成立,那 么与李商隐生于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不合处只有“愚生二十五年矣”,如果理解成是历代传 抄错误将“三十五年”写成二十五年,也并非没有可能——大和七年时李商隐正好35岁。由此, 李商隐“开成二年(837),方登进士第”时为39岁,这才符合“方登”的说法;大中元年, 李商隐已经49岁,诗文中可见中年得子的欣喜。大中二年(848)时李商隐正好是50周岁, 作《锦瑟》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自叹年已五十,回忆当年“此情可待成追 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情景是十分自然的。“大中末,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罢废,还郑州,未几病卒。<”5>大中十二年即公元858年,李商隐去世时为60岁。李商隐《燕台四首秋》中的“双珰丁丁连尺素,内记湘川相识处”一语,如果按有些研究所说李商隐是公元812年生,则长庆元年令狐楚被贬衡州、郢州时才10岁,于情于理都难以解释他那时怎么去的湖南;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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