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爱玲出道以来,“奇才逸女”、“乱世才女”、“薄命才女”、“落难才女”、“贵族才女”、 “上海才女”等称谓一直跟随着她,尤其是大陆重新发现张爱玲之后,在大量的纪念文章和赏析文 章中,甚至在不少学者的研究论文中,“才女”这一称谓不断被延袭和承接,“才女”似成为现代 作家群中馈赠给张爱玲的一张特殊名片。初看,“才女”之谓很是动听,似是对这位特独作家的最 好褒奖,细想,这其中却有很多问题,这一方面是文学研究中炒作作家经历身世恶习的结果,另一 方面反映了研究者对张爱玲认识的肤浅,同时,也折射出读者尤其是“张迷”们迷张的盲目性。将 张爱玲纳入“才女”之列,等于湮没了张的思想独特性,而在张爱玲轻盈俏皮的文字背后,不仅有 一份悲悯的情怀,而且有极耐咀嚼和反思的独特思想,这与仅凭才情和禀赋吟咏创作的传统意义上 的才女不同,更和性别无关,却与人格的完整独立和思想的健康深刻有关。因而,笔者认为,以“ 才女”冠名张爱玲,易将对张爱玲的定位引入误区,甚至是从某种程度上对张爱玲的贬低。可惜不 少“张迷”包括研究者都未认识到这个问题。事实上,张不是一个仅凭才情创作的传统意义上的“ 准文人”,更是一位具有强烈自觉意识和现代感的自由作家、职业作家。在人生的路上,她依据自 己对政治和生活的独特理解,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在写作上,她始终坚持了个人主义的写 作姿态(见拙文《张爱玲: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才女”早已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词汇。它是在历史文化流程中为人们所广泛认同的一个虚象 ,也是中国人传统心理中积淀下来的对女性的一个期待惯例,在现实中有如蔡文姬、李清照出身名 门者,也有如李师师、柳如是、李香君堕入勾阑者,而人们对“才女”的认识更多来自中国古典文 学:从唐传奇到元杂剧到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们总是根据个人心理欲求和时代审美趣味,塑造 出或痴情,或坚贞,或巧媚,或才情,或义重,或高贵的众多“才女”形象,这几乎成为中国文学 中一种独有的景观,或曰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文学作品中,“才女”们 都有如下的共同特征:首先是命运多舛,所谓“才女薄命”。古时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因而多数 才女的命运都十分坎坷:如蔡琰刚经夫丧,又遭战乱,流落大漠十余载;李清照也遭受离难,且又 中年丧夫,文姬嫁而早寡……更有流落青楼,受离弃之苦,或遭遇奸邪小人,她们早夭、早寡或所 适非知音,婚姻失败致使一生郁郁寡欢。其次是多有忧郁的性格,或为情所苦,为情所累。“时代 和历史限制了女性的生存空间,也约束了她们的精神世界。随便翻开一部妇女作品集,便有许许多 多诉愁之作映入目中。”<1>87才女们备受压抑之苦,因而迷醉墨香寻觅知音,以才情抒写悲 愁离乱。就连在中国词史上独树一帜的“才女”李清照,也没有在作品中脱去其多愁善感的女性气 质,她的闺阁词、爱情词无不折射出她的忧郁心理。最后,“才女”们往往都是德貌双全,才压群 英,其才情、才气一般在幼年便会显露,表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才华。如《平山冷燕》中的山黛, 年仅10岁,便才压群英。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才女”称谓的背后,有着中国人几千 年来积淀下来的传统的对女性的心理期待和命运预知。正如纪德君敏锐指出的:作家们对女子之才 的描写和表现,并不是“热烈的赞美和崇拜”,“……作家们并没有将佳人的才华视为一个独立的 人所具有的创造能力来进行赞美,又何谈崇拜?还是胡适先生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一文中说得 好:这两千多个女子所以还能做几句诗,填几首词者,只因为这个畸形社会向来把女子作玩物,玩 物而能做诗填词,岂不更可夸耀于人?岂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宠?所以精通文墨的丈夫都希望有‘ 才女’做他们的玩物。”<2>101有了以上论述,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对将张爱玲的名字与 “才女”并列发出质疑,为什么我会认为以“才女”冠名予张实质是降低了她。张爱玲的确也有将 自己装扮成“才女”以求迅速成名的嫌疑,但这正是张爱玲的聪明之处,她看透了国人的心思,她 明知现代国人仍需要用“才女”来填充他们的女性想像,所以她一出手便是《我的天才梦》,这就 如同她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传奇》,张爱玲的“传奇”实际是反其义而用之,正如吴福辉所指出 的:“用‘传奇’一词来概括海派的一部分文体,是因了它的恰切,语义丰厚,有极大的涵盖面。 ‘传奇’在中国历史上曾几经变化,唐人传奇文,宋诸宫调,元杂剧,明清长篇戏曲和西欧的‘罗 曼斯’作品都曾冠以此名。到了现代,又可以总称为‘一种情节离奇、节奏明快、人物行为超常的 传说故事’,‘一种消谴性、娱乐性较明显,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较强烈的文学品类’,这与 张爱玲的用语已不尽相同。”<3>225-226现在的许多研究者都把《我的天才梦》视为张 爱玲的处女作,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水晶说:“张爱玲的处女作《我的天才梦》,是一篇近乎 《流言》体的散文。”紧接着他又说:“再加上满溢的天才,恰如一位天璜贵胄,却谪居在寻常布 衣家,那种痛苦与挫磨,也就非常人可比了。<”4>471这些话,正道出了张爱玲的“可人” 之处,似乎也在以后的数十年中的张评中不断地得到了印证。人们惊讶于一个“奇女子”的“天才 ”,更感叹这位“才女”身世的离奇。这种声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对张爱玲其人其作的深入 研究,所以尽管我本人也研究张爱玲,但对王彬彬的《冷眼看“张热”》还是十分理解和认同的。 事实上,张爱玲在《我的天才梦》之前就有散文《迟暮》、《秋雨》,书评四篇及《论卡通画之前 途》、《牧羊者素描》、《心愿》等文发表。但因这些文字离人们想像中的“才女”相差甚远,人 们怎么也不愿承认它们才是张爱玲真正的处女作。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张爱玲在《我的天才梦》中怎 样聪慧地编织一个“才女”的形象吧。“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 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八岁那年,我尝 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对于色彩、音乐、字眼,我极为敏感……”我们看到,张爱玲 是带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在描绘一个全新的“自我”,而这个“自我”又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如同 七步成诗的曹子建,醉草《清平》的李清莲,用一句俗语来说,真是“神童下凡,星辰投胎”。这 正迎合了读者的心理,人们对“天才”的某些怪癖总是能原谅的,甚至人们也认为“天才”们天生 就会有许多怪癖。所以张爱玲穿奇装异服,语出惊人,对一些特别的气味感兴趣,这似乎也成了“ 天才”的标志之一。更加上1944年7月发表散文《私语》时,张爱玲将自己的家事和“被关事 件”和盘托出,“才女薄命”也就出来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爱玲被大陆重新发现之 初,带有“一种自发的民间色彩”,“这种色彩也反映在张去世后大陆媒体的反应上,有意思的是 热衷于报道此事,介绍张爱玲其人的多是一些晚报、商业性的杂志,悼念文章亦多见于此,除专业 性的《文学报》、《港台文学选刊》,上海的《文汇报》等报刊外,多数大报的反应相形之下显得 冷淡得多,而晚报、商业性杂志上的文章甚少述及张的文学成就,她更多地被描绘成一位有着怪癖 性格和传奇经历的人物,这与近年来书摊上张的文集与五花八门的消遣读物并置一处的情景正相对 应,涉及作为作家的张爱玲,则多盛称其奇异的禀赋、绝代的才女,视之为‘旷世才女’———显 然大陆更愿意将她定格在‘才女’而非‘大师’、‘巨人’的形象上。<”5>81而对张的这种 理解,实际上是肤浅的,正暴露了研究者心理准备的不足,也说明了读者“迷”张的盲目。事实上 ,在张爱玲的老师汪宏声正面回忆张爱玲在学校的表现时,没有一句“才女”之称,记得的则是她 的懒惰和萎靡。但是在见到《传奇》之后,汪宏声则言:“爱玲是有天才的,我希望她暂时——— 我只好希望暂时———不结婚!”<6>57张爱玲也并不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怪人,据记载, 当水晶去拜访她时,因得知水晶已订婚,张爱玲还特意为水晶准备了一瓶八盅司的chanelN o.5牌香水,送他的未婚妻。在创作上,张爱玲也如其他作家一样,走过一条从摹仿到独创的道 路。“从《迟幕》(1933年)到《牛》(《国光》1936年10月),短短的三年时间,张 爱玲将“五四”到30年代,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象征式地临摹了一遍。<”7>54当初她的《 沉香屑》在《紫罗兰》上发表,也并未引起轰动。后来为了稿酬问题,还与时任《万象》主办平襟 亚各有异议。真正地睁大眼睛看张爱玲,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实在与“才女”相去甚远。张可谓 人生曲折,但其中相当部分是她积极主动的选择。当看到与胡兰成的爱情已经无可救药时,她断然 与胡诀别,当她预知到自己很难再在大陆栖身时,1951年她毅然赴港。“张爱玲的自我意识极 强,凡事主动出击,自我掌控<”8>235,她拿着自己的作品主动“求识,”1954年把书 寄给胡适,让他给《秧歌》写评,她虽也在读书期间遇到了“港战”,但那场战争在她眼里亦如儿 戏。家庭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亦早已随着她将其以《私语》娓娓道出,也已一笔勾销。她并不伤感, 也难说她忧郁,尽管她作品中自有一种广袤的苍凉,但这已与古时“才女”们的忧郁完全不同。相 反,在她的文字背后,倒有一种俏皮和睿智。这不是一种女性似的忧愁。(朱自清、沈从文倒是) 也不是“女豪杰”般的硬朗,从中可见的恰恰是一种完整健康的人性。她在笔端消解诗性:“金发 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谈女人》1944年);她并不“高雅”, 公然宣称自己爱钱:“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童言无忌》1944年)亦无“雅趣”,更不是淑女,“我并不喜欢音乐”。而“别人不喜欢的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味……”(《谈音乐》)对爱情,尽管她也很执着,但也并没有从一而终,她并不压抑自己,更不真正的被情所累。最后,张爱玲少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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