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非常发达,唐代音乐亦达到中国古代音乐的巅峰,因此在唐代诗歌中有许多篇目涉及到音乐 ,如乐器、乐歌、乐舞与乐人等。仅乐人而言,据不完全统计,约有73多位作家创作了约183 首诗,当时诗坛大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都曾描写过乐人,而 且有些诗人所创作的作品数量相当多,如白居易36首、张祜13首、元稹10首、刘禹锡9首、 李白7首等。可见,唐代诗人对于乐人这一社会群体是相当关注的。如将上述作者按初、盛、中与 晚唐四个时期进行分类,除了4位的生卒不可考证以外,其它69位作者创作的179首诗歌的比 例大致如下:初唐作者4名作品7篇,盛唐作者9名作品20篇,中唐作者47名作品141篇, 晚唐作者9名作品11篇。由此看出中唐的诗人较之其它时期的诗人对乐人这一题材更为关注。这 不仅体现在作品的数量上,亦体现在乐人形象塑造的质量上,盛唐作品突出者仅有杜甫《观公孙大 娘弟子舞剑器行》一篇,而中唐名篇却很多,如白居易《琵琶引并序》、《燕子楼三首》、刘禹锡 《泰娘歌并引》、杜牧《杜秋娘诗并序》、《张好好诗并序》等等。对于唐代诗人关注乐人的原因 ,人们总是惯性地将之与唐代音乐的繁荣联系起来。的确,从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 录》、《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以及唐宋其它笔记小说等记载来看,唐代音乐的 确非常兴盛,音乐的繁荣必然会使音乐创作与表演的主群体———乐人数量骤增,如《全唐文》卷 247李峤《上中宗书》曰:“又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持鼓者已二万员,愿量留之,余 勒还籍,以杜妄费。”《新唐书》卷21《礼乐十二》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 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这样乐人便成为唐代社会相对活跃的 群体之一,他们受到诗人们的关注似乎亦在情理之中。但是,当我们仔细将唐代音乐的繁荣期与诗 人以乐人素材进行创作的繁荣期进行对照时,却发现两者并不在同一时段。因为从现存史料来看, 唐代音乐的鼎盛期无疑是在玄宗执政的开元天宝年间。此时,唐玄宗在开元初设立了教坊,包括设 内教坊与外教坊,内教坊设于宫中,外教坊在长安与洛阳都有,以负责宫廷与朝廷宴会的娱乐音乐 表演,这一举动在唐代音乐史上意义非常大,它使得宫廷俗乐从太常寺中独立出来,从而带动了唐 代宫廷乃至整个社会俗乐的发展与繁荣。唐代著名的音乐家、舞蹈家、器乐演奏家及著名曲目绝大 多数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关于这点,仅从《教坊记》就可以看出。《教坊记》是唐人记录的盛唐教 坊状况的专著,收录教坊表演的曲名达324首之多。这些曲目不但在盛唐深受人们喜爱,在中晚 唐以后仍然兴盛,后来的宋词词牌与元散曲曲调不少就源于此,如唐五代词,其词牌约133个, 与《教坊记》曲名相同者就达60。但是从前一段的统计来看,盛唐诗人对乐人的关注远远不抵中 唐。因此用唐代音乐的繁荣来解释中唐诗人广泛关注乐人这一诗坛现象,明显过于笼统,不够准确 。为了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以上所述的180多首诗进行深入分析。从其内容来 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乐人自身的描写,如乐人的衣着、容貌、高超的表演技巧等;一类 虽然也描写乐人,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由乐人引发起作者对于诸种问题的思索。第一类作品普遍 存在于唐代不同的时期,而第二类作品则主要集中于中唐。举盛唐为例,涉及到乐人的作品有27 篇之多,仅有李白的《观胡人吹笛》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江南逢李龟年》等 3篇属于第二类。这种现象还体现在不同时期诗人对同一乐人的描写。如康洽,原为士子,因擅长 创作乐府诗而被选入京,以后便在宫廷、权贵与青楼中度过喧嚣的一生。盛唐诗人李颀的《送康洽 入京进乐府歌》意在表现康洽非凡的歌词创作才华;中唐时戴叔伦则从康洽的一生感慨时光之飞逝 ,《赠康老人洽》曰:“尔来倏忽五十年,却忆当时思眇然。多识故侯悲宿草,曾看流水没桑田。 ”李端与戴叔伦亦相似,《赠康洽》亦曰:“自言万物有移改,始信桑田变成海”,同时又指出事 物运行的客观规律永远是以新代旧:“君今已反我正来,朱颜宜笑能几回。”由此可见,盛唐的李 颀与中唐的戴叔伦、李端虽然都以康洽为描写对象,但他们由此所要表达的东西却不尽相同。盛唐 诗人旨在展示作为歌辞创作高手所具备的才华,而中唐诗人则旨在由其一生的运动轨迹发出时光飞 逝之叹,揭示出宇宙运行规律的不可抗拒。因此,我们发现,中唐诗人与其它时期的诗人不同,他 们不再满足于对乐人本身的描写,诸如容貌、表演才华及人生历程等,而是从乐人身上挖掘出一些 文化元素,将之与诗歌传统主题联系起来,通过所塑造的乐人形象生动传神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与 情感。从中唐诗人所创作的141首作品来看,其所反映的主题主要涉及到国家兴衰、士人命运、 生命感叹等。首先,中唐诗人将乐人与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表达对盛唐强烈的羡慕之情、对自身 所处时代的衰弱的悲叹以及重振国家的期望。纵观唐代诗人所创作的这180多首作品,最早以乐 人命运的变迁揭示国家兴衰的诗是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与《观公孙大娘子弟舞剑器行》,前一 首诗虽有此意,但表达得非常含蓄,不仔细推敲看不出来,因为李龟年原为玄宗时的宫廷乐人,非 常受宠,安史之乱以后杜甫在江南遇到他,意味着他从宫廷流落到了民间,因此作者从李龟年的身 世的变迁自然会联想起国家的变故,作者内心所怀的悲伤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整首诗中却没有将之 直接点明。后一首则不同,诗中首先对盛唐舞蹈家公孙大娘高超的表演技巧进行形象的描述,然后 从对公孙大娘师徒的描述中跳出来对“安史之乱”前后五十年的历史进行了评点:“五十年间似反 掌,风尘倾动昏王室。梨园子弟散如烟,女乐馀姿映寒日”,指出安史之乱对唐代社会所造成的灾 难,诗人身逢乱世的悲愤之情跃然纸上:“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虽然一般将杜甫 归为盛唐诗人,但是从该诗序文中“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一作特)宅,见临颍李 十二娘舞剑器”来看,其创作的时间为中唐前期,因此杜甫此篇无疑对中唐诗人是一个重要的启迪 ,中唐许多诗人从此角度出发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中唐诗人距离盛唐并不远,因此他们对于盛 唐并不陌生,他们对于盛唐是非常羡慕的,这使得他们对于盛唐乐人或由盛唐进入中唐的乐人非常 关注。一方面,他们在诗中对盛唐乐人精湛的表演水平与受宠状况进行了酣畅的描述,这尤以张祜 的创作最为典型,他的诗作如《李谟笛》、《分阝娘羯鼓》、《耍娘歌》、《春莺啭》、《上巳乐 》、《悖拿儿舞》等,通过对盛唐著名宫廷乐人表演技能、表演活动与受宠等来展示盛唐的歌舞升 平,从而引起读者对盛唐的缅怀与追忆。另一方面,他们则通过对宫廷乐人身世的变故感叹国家的 由盛到衰。这类作品的叙述方式非常特别,通常以流散至民间的盛唐乐人的追忆方式与诗人的感叹 构成。如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全诗都是一位在安史之乱中流落江南的宫廷老乐人的回忆, 诗中通过两个对比展示安史之乱造成唐代社会迥然不同的现状,一是将盛唐宫廷极度奢侈的享乐生 活和安史之乱后社会的极度凋弊进行对比:“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从此漂沦落 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一是将老人年轻时受帝王宠爱的幸福和晚年的孤苦落魄进行对比:“能 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这两个强烈的对比使 得诗人乃至读者无法抗拒对盛唐的怀念。老乐人或是诗人总是在诗中发出深沉的悲叹,如顾况《听 刘安唱歌》的“子夜新声何处传,悲翁更忆太平年”、李端《赠李龟年》的“青春事汉主,白首入 秦城,独有垂杨树,偏伤日暮情”等。这种悲叹充斥着对现实的失望。其次,中唐诗人将乐人与士 人命运联系起来。唐代几乎所有的帝王都对音乐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其中不少还对音乐非常精通, 如玄宗,精通音乐,不但在宫廷设立了教坊与梨园两大音乐机构,而且还亲自教授梨园乐工表演, 南卓《羯鼓录》中就载其曾作羯鼓曲九十二首。帝王们对音乐的精通与喜爱自然使得那些技艺高超 的宫廷乐人受到宠爱,如玄宗时李龟年三兄弟,郑处诲《明皇杂录》曰:“彭年善舞,鹤年、龟年 能歌,尤歌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 堂制度甲于都下。”唐代乐人受宠爱的事例历朝都有。帝王对于供娱乐的乐人所赐予的待遇如此之 高,使得中唐诗人在羡慕的同时联想到了作为国家精英阶层———士人的社会遭遇,中唐士人似乎 还没有乐人那么幸运。孟郊《教坊歌儿》揭露了这种不公平:“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 老人,能诗独临川”,面对这种残酷的局面,孟郊发出了“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的感叹。中 唐不少诗人由此角度进行创作。如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五弦弹》先是花了大量的笔墨 描写宫廷乐人赵璧之受宠:“众乐虽同第一部,德宗皇帝常偏召。旬休节假暂归来,一声狂杀长安 少。主第侯家最难见,扌妥歌按曲皆承诏。水精帘外教贵嫔,玳瑁筵心伴中要。”然后笔峰一转, 指出自身作为士人亦有五种才能,却不为君王所重视,从而表现出对君王不重视士人的不满:“赵 璧五弦非此贤,九九何劳设庭燎。”白居易《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所要表达的深层旨意与 元稹的文章相似。不仅如此,中唐诗人还从乐人身世的巨大落差中联想到士人仕途的得失及命运的 不可驾驭,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奈与不满。如白居易的《琵琶引并序》,诗中的这位长安倡女青年时 代受人追逐,风光无限:“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但年老色衰后,生活一落千丈,“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她的身世引起贬官于江州的白居易的无比同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因为白居易也曾在京城当官,受尽风光,而现在却被贬谪到穷僻之地,长安不但是倡女也是诗人所向往的圣地,正因为如此,诗人白居易无论是听倡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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