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89年3月26日,海子倏然辞世,留下了近300万字的诗稿和世人震惊的目光。当时人们 对海子是陌生的,对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时至今日,海子的诗歌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骆一禾认为“海子是我们祖国献给世界文学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诗人”<1>,谢冕称“他已成为 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2>,张炯在《新中国文学五十年》中这样评价:“他创造了仅仅属于自 己的意象系列,他的诗歌语言与此前流行的新诗潮的语言全然有别。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风格 。他是当代最具有独创性的一位诗人。”<3>海子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海子 逝世至逝世十周年。此时,对海子的诗歌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和公允的看法。海子逝世十周年 纪念专辑《不死的海子》的出版是海子研究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这本书总结了前期海子研 究的优秀成果,是迄今为止进行海子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参考文献。对海子的研究可以分为 两个方面,即对他死亡悲剧的探寻、缅怀与对他诗歌精神的理解和阐释。由于海子独特的写作方式 ,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初的研究者多为海子的生前好友,如骆一禾、西川等 人。他们为海子研究作了初步但极富开拓性和启发性的工作。与此同时,海子的诗集不断整理出版 <4>,1997年由西川编定的《海子诗全编》面世,为海子诗歌研究作了最为完备的资料准备 。海子生前好友骆一禾是海子诗歌卓越的阐释者。在海子逝世后,他所写的数篇文章,对海子在当 代诗歌史中的地位做了高度评价:“海子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海子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悲剧 ,正如酒和粮食的关系一样,这种悲剧把事件造化为精华;海子不惟是一种悲剧,也是一派精神氛 围,凡是与他研究或论争过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地想起这种氛围的浓密难辨、猛烈集中、质量庞大 和咄咄逼人,凡是读过他作品序列的人会感到若理解这种氛围所需要的思维运转速度和时间。”< 5>他研究了海子的抒情特质:“海子在抒情诗领域向本世纪挑战性地独擎浪漫主义战旗,可以验 证上述拟喻的成立:被他人称为太阳神之子的这类诗人,都共有短命天才、抒情诗中有鲜明自传性 带来的雄厚底蕴,向史诗形态作恃力而为、雄心壮志的挑战、绝命诗篇中惊才卓越的短章性质等特 点。<”6>他从意象空间、原型或象征谱系,分析了海子长诗《太阳·七部书》的内在悲剧性。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海子长诗《土地》也作了目前为止最为人信服的分析,经过对这首史诗的结 构、意象和象征体系的全面研究,骆一禾高度评价了它的创造性<7>。二骆一禾的研究无疑启发 了后来的研究者对海子诗歌的探索。这些研究包括文本细读和整体性研究两个方面。文本细读的研 究论文,除了骆一禾对《土地》的评论外,重要的还有奚密对抒情短诗《亚洲铜》的解析和崔卫平 对另一首短诗《黑暗的献诗》的解读。奚文认为,“《亚洲铜》在海子作品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不 仅因为它是首好诗,而且它提供了一条进入海子诗歌世界的有力线索。”对诗歌的中心意象“亚洲 铜”和诗歌各节的意象群落及其意蕴所指,文章也作了富有深度的阐释<8>。崔文通过细读在诗 中找到大量“对立”的因素:天与地、生与死、黑夜与光明、上升与沉降……,由此读出其“分裂 ”和“痛苦”的主题,文章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出发,触及到了海子抒情诗较为内在的部分,既切实 地阐释了文本,又暗示了海子悲剧的内在原因<9>。早期海子研究更多的是对海子及其创作的总 体研究。朱大可以哲学的和神话阐释的视角对海子及其创作进行了研究<10>。文章引进并界定 了“先知”的概念,梳理了中外历史上的先知谱系,认为海子(包括骆一禾)的创作是在神性闭合 、“世界的午夜”降临数百年之后具有先知寓言性质的呐喊。文章称海子的诗歌为“新浪漫主义” 。对于海子的死亡悲剧,朱文认为,海子自杀的时间(3月26日)和地点(山海关)都是精心选 择的。自杀是一种话语,一种由文本话语转化而来的行动话语。“……耶稣是其中最著名的先知和 最杰出的行动艺术大师。”“海子的死亡绝唱,乃是对耶稣的伟大艺术的现代模仿……”。朱大可 的阐释具有很强的自足性。他似乎更多地关注自己的阐释快感,经由他的解读海子成了一个“诗歌 先知”和“宗教诗人”,而这无疑是进入海子诗歌的一个极有启发性的角度。同为整体性的观照, 宗匠的研究则立足当下文化现实,寻找海子悲剧的时代原因。他认为海子的诗歌在当今出现是“一 个奇迹”。这是一个“中心丧失、众声喧哗的杂语时代”,海子“坚持从痛苦的生命经验的起点出 发,视诗歌为王者,坚持用诗歌探求真理,探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也许正是这种顽强固执和特 立独行,显示了海子诗歌探索与中心丧失后‘转型期’文化大背景的抵牾,这带来了海子诗歌最震 撼人心的悲剧性,而诗人也在这悲剧中彻底地走向绝望。<”11>西川作为海子生前好友对海子 作品的整理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几篇关涉海子的文章对海子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怀 念<》12>一文用极为感性的笔触记录了海子生前与自己交往、生活、创作的情形,为人们深入 理解海子的死亡悲剧提供了原始真切的材料。另一篇文章《死亡后记》<13>,是针对海子逝世 后大量存在的对海子现象及其文本的误读而写的。西川反对仅从“形而上”的角度神化海子,他结 合自己对海子生前的生活、创作、思想、性情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考虑,分析了海子自杀的可能因素 :自杀情结、性格因素、生活方式、荣誉问题、气功问题、自杀导火索、写作方式与写作理想。这 种态度和分析无疑是公允和有意义的。对于海子死亡悲剧,除了朱大可的形而上阐释和西川的分析 外,还有韩东等人的“形而下”议论。韩东在《海子·行动》一文中认为,人们之所以对海子之死 议论不休主要是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如果说海子是为了诗歌而死的,那一定说明他的创造力已面 临绝境。死是一个解脱,而非任何意义上的升华。”如果无法证明诗歌事业值得我们献出全部生命 ,那么,“关于海子之死的猜测永远得不到证实,无论是行动意义上的还是诗歌意义上的。”<1 4>这样就把诗人及其精神意义从形而上的云端拉回到平庸的现实,完全消解了其人文意义。对于 海子的自杀,钟鸣的看法较为独特。他分析了海子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认为“海子的自杀与他生 活、往返的两个地区有关……”。一方是“单调乏味的小镇”,另一面是处于20世纪80年代末 急剧转型时拥有奇异复杂的文化景观的北京。他无法“摆脱这种身首异处的状况,”最后徒步走向 “天国车站。”<15>特殊的居住环境对海子的思想情绪必定会有一点影响,但钟鸣的看法过度 强调了这一因素,其实,作为原因之一,西川在《死亡后记》里已经有所涉及。海子自杀之后,中 国诗坛相继出现了数位诗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的现象,由此引发出一个“诗人之死”的命题。吴东 晓、谢凌岚把海子之死与19世纪末以来外国诗人自杀现象联系起来,探讨了其中可能蕴涵的“形 而上”意义。“一种深刻的危机早已潜伏在我们所驻足的这个时代,而海子的死把对这种危机的体 验和自觉推向极致。”“海子的自杀昭示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凉意味”,“对于在瞒和骗中沉睡了 几千年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异于一个神示。”<16>前期研究中,燎原对海子诗歌的意象研究 很具代表性。他的《孪生的麦子之地》论述了海子和骆一禾诗歌中出现的众多的“麦子”意象的重 大意义。他肯定新时期中国诗歌取得的成绩,但认为新时期诗歌明显缺乏诗艺上的原创性。相比之 下,“麦地”意象是海子、骆一禾的独特发现,“他们的诗似乎更少依旁,因而更本真、诗质的新 品位更高”。“他们深刻的现实生存忧患和崇高人格的热切追取,以及灵魂直裸于生命质询时的坦 诚以及自省精神,都对当代中国诗歌重新开始了对朴素的关注,对情感与心灵的关注。”<17> 就此,燎原充分肯定了海子、骆一禾诗歌的原创性及其对当时诗坛的启示意义。三进入21世纪, 海子研究的热潮再起,一批新的研究者(其中不少年轻的海子诗歌的爱好者)在前期的研究的基础 上,对海子诗歌作了更为具体细致的探寻,海子研究进入第二个时期。与前期相比,后期研究更多 地从海子事件研究转向海子诗歌研究、从诗歌整体研究转向具体的文本研究。但是,单纯的个人好 恶以及求新求快的学风也使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整体水准不及前期,重复研究现象严 重等。本时期仍有讨论海子死亡问题的。许道军的《“幻象的死亡”和“真正的死亡”》把海子的 死亡哲学与他的死亡悲剧的关系联系起来,他认为海子的哲学形成于对老庄哲学的反叛和突围,海 子死亡哲学的真正的目的也是追求人的不朽,但他强求真实的死亡再生,就会让他为追求真实而从 “幻象的死亡”走向“真正的死亡”<18>。在总体的研究方面,付军龙认为海子诗歌的抒情流 向主要有三个方向:爱情、乡土以及生命和死亡。每一方面都来自海子自我的生命本体,最终均走 向幻灭<19>。从新强认为海子诗歌的特殊意义在于其中包含的神性的声音。海子“深刻体认到 中国的历史,并在这种历史时空中以自己孤独的歌唱来召唤虔诚,脱离深渊。”<20>杨四平从 海子的诗歌内涵入手,剥离出命题和对象这样一对范畴。他认为“命题是海子对世界的假定和命名 ,对象则作为求证的结果消解命题”,由此他发现了海子诗歌理想的灭亡<21>。关于海子诗歌 的诗学渊源,大多的研究者都强调他所受到的西方诗歌精神和诗艺的影响。丁伯林则在比较中发现 了他与屈原的联系,认为“他们的内心激荡着相同的情怀”<22>。他在另一篇论文中探讨了海 子诗歌中“水”的意象对传统诗歌中“水”意象的继承和创新<23>。杨秋荣也认为,海子虽非 严格意义上的乡村田园诗人,但他与陶渊明相似,具有一种隐逸情怀。海子的代表诗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即是海子诗歌隐逸情怀的集中体现,同时也体现了海子心灵的多重撕裂<24>。这些探讨强调了海子所置身的传统文化环境,无疑开拓了海子诗歌研究的视野。海子诗歌的意象研究是海子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大部分论者都承认,海子诗歌的意象并非支离散碎,其中有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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