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理论是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派别,其影响自产生以来与日俱增,目前它已 成为西方社会心理学中势力最大的理论派别之一。西方很多心理学家坚信,人类的行为受其内在的 认知过程的支配,因此,要理解和预测人类行为就必须深入到这种内在的认知体系中去,抛开人类 认知而去孤立地研究人的外显行为是没有出路的。而认知平衡理论正是社会认知理论中比较有影响 的学说之一。认知平衡理论是1958年奥地利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 中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建立和保持一种有秩序、有联系、符合 逻辑的认知状态,也就是说,力求保持自己的认知体系处于平衡状态。所谓平衡状态,则是表示这 样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被知觉的单位和情绪无应激地共同存在着,因此,不论对认知组织 的变化还是情绪表现的变化都没有压力。”“五四”前的中国女性的社会心理基本处于认知平衡状 态。追溯中国历史,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便达到一种“完美”的形式— —一个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央集权等级社会。这一社会以各种政治、经济、伦理价值方面的 强制性手段,把以往一度曾为统治性别的妇女压入底层。在这样的社会中,妇女的精神性别身份永 远只能是一个阴性或亚阳性所属格——父女关系中的女儿。无奈的是妇女们甘心做被剥夺了一切的 “女儿”,而且惟恐做不好这个“忠实的女儿”。如果将“被知觉的单位”视为“女性的生存状态 ”的话,那么,当时女性的“情绪”与其“被知觉的单位”即“女性的生存状态”“无应激地共同 存在着”,也就是说当时的女性对于其生存状态并没有不满、反抗的情绪,反而极力地去顺应这种 被父权制所规定的女性的生存状态,这一点从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便可见。为此,女人的声音在 几千浩瀚文学的咏叹和呐喊中显得微乎其微。她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和男性根本不是处于同一地平 线上,她们始终被自己作为女人的命运所纠缠。她们不能像男性一样离家远足,所以她们无法见识 名山大川而写出气势壮美的诗篇;她们不能参与政治,像男人一样宦海浮沉,所以她们不曾有过官 场上大起大落和怀才不遇的苦闷并由此写出充满愤懑情绪、充满锋芒思想的文章;她们无从接触到 各种各样的思潮,所以她们的作品也难以渗入理性的色彩。她们如同笼中之鸟,生来就只能囚于其 中,久之渐连思飞的念头都消失了。因此,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地动荡,战争如何地频繁,朝代如何 地替换,世事如何地变迁,在女性的文学作品里都只能依稀地见得一点淡淡的痕迹。当然,不可否 认,中国文学史有女性文学活动参与其中,但历史决定了女性是在男权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 的,较多的女作家只关注父权制度设定的主题、视角和风格;少数女作家虽然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观 点来表现女性生存本相,但她们的写作也一直被诠释为男性的话语。即便汉代卓文君,晋朝女诗人 子夜,两宋出现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文学家”——李清照,明代黄夫人,虽令无数须眉自叹不 如,也逃不出当时社会心理所构筑的樊篱。总之,在20世纪以前的漫长时期,妇女的社会心理基 本处于认知平衡状态,这种社会心理深刻影响到妇女的文学活动,其结果便是妇女的文学活动本质 上仅作为男性中心文学传统的附属而存在,她们的创作基本上成为一种增添别趣的点缀。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既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同时也翻开了中国文化新的一页,轰开 中国国门的帝国主义的枪炮声惊醒了此前一直还在做梦的中国人,使之开始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 当原本厚重沉滞的传统中国文化外层结构几近土崩瓦解之时,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的男权·401 ·中心同样受到沉重的打击,尽管仍能勉强维持统治,但已不是而且再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了。整 个社会到了二十世纪初亦呈现出开放的趋势,由此给中国妇女们认清自己提供了空间和背景,至“ 五四”运动唤醒了只会低眉顺眼的女性,就这样,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诞生了。女性,尤其接受 了新式教育和接触了民主思想的女性,看到了自己不平等的人生,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 的人,意识到她作为人在这个社会中,就应该有自己发言的权力,就应该有自己的地位,就不应该 逆来顺受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女性的“情绪”与其“被知觉的单位”即“女性的生存状态”不再是 “无应激地共同存在着”,而是强烈的矛盾和不满,此时,女性的社会心理处于不平衡状态。根据 海德的平衡理论,当个体认知体系处于不平衡状态时,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焦虑或痛苦的体 验,将会驱使个体改变其认知体系,使其从而消除这种心理上的压力、焦虑和痛苦。也就是说,女 性要重新达到平衡,就要或者改变自己现在的“情绪”——继续做“忠实的女儿”,或者改变“女 性的生存状态”,很明显,历史和女性都选择了后者。女性不仅勇敢地走出家门,像男人一样投入 到社会的洪流之中,同时,她们也用笔写出了自己对新生活的追求,女性的声音从此开始汇入中国 文学之中。她们的出现,为中国女性文学开拓了新的境界。中国女性文学、女性从貌似坚硬厚重、 实已疏松脆弱的文化岩层中浮出历史地表。“五四”女作家以群体觉醒的姿态崛起于文坛,在现代 女作家丁玲、庐隐、凌叔华、罗淑等作家的笔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挣扎在生活最低层的卖草女人 (罗淑《生人妻》),也看到了庭院深深中的名门闺秀,在被当作“绣花枕套”赏玩赞叹后,遭到 的却是被践踏的命运(凌叔华《绣枕》),最令人振奋的女性形象莫过于象莎菲那样毅然背弃旧家 庭,追求个人爱情幸福的新女性了(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上述女作家的出现宣告了女性作 为一个性别群体已不再缄默无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庐隐 ),“做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白薇),“五四”女作家在“首先我是一个人,和你一 样的一个人”的娜拉言说的影响下,开始了女性对于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整个二 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以对男性中心文化传统持续而猛烈的冲击和不俗的创作、批评实绩,构成了 文坛上一道瑰丽的风景,如遇罗锦的《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张洁的《方舟》、《爱, 是不能忘记的》,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张辛欣 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等。尤其是在刚刚逝去的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在世纪末文坛上众声喧哗的 多元化格局中成为显学。“90年代的女性小说创作超乎以往任何时期的盛势,锐利耸起于中国文 坛。”这种“爆发式”的繁荣景观,充分标示着中国当代女性新的社会心理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主 动行为,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蔽而真正浮出了当代文化历史地表。纵观中国女性文学, 当女性的社会心理处于认知平衡状态时,女性文学相应是少数的,而这少数的女性文学也刻上“男 权”的烙印;当女性的社会心理突破认知平衡状态时,女性文学成为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 些文学活动是女性为重新达到认知平衡状态而做出的努力,也是对女性为重新达到认知平衡状态而 做出的努力的忠实记录和情感抒发。希望中国女性文学能够把握住“真正的自己”,但无论其今后 何去何从,毋庸置疑的是社会心理将继续以特有的方式产生影响。从认知平衡理论略观中国女性文 学@董虹霞$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000社会心理;;女性文学;;认知平衡;;关系;;透视社会心理本身与文学活动本身都是多面而复杂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丰富而微妙。运用认知平衡理论透视中国女性文学,探讨认知平衡理论与文学活动中的女性文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深入研究。<1>李洁非 .城市像框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 1 999.
<2 >谭正璧 .中国女性文学史 .上海 :百花文艺出版社 , 2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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