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由邓小平主持起 草并经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部关于党的自 身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间已逝去了二十多年,《决议》已成为历史文献,主持《决议》起草的 邓小平也已成为历史人物。尽管如此,《决议》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并经受住了时代的检验。以最近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来回眸《决议》及邓小平在主持其起草前 后的思想,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历史问题的政治性与历史性把握方面,对今天和来者有重 要启迪。所谓政治性,就是指评判历史问题时从执政党自身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当前利益、长远利益 出发,密切联系执政党与国家所处的时代条件,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 的团结、促进社会进步为目的,使历史问题成为巩固党执政地位的有利条件,并成为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的强大动力的一个实践活动。其特点表现为两性,即时代性、目标性。时代性就是评判历史 问题时的强烈时代背景不能脱离;目标性就是评判处理历史问题时的目的要求十分明显,十分急迫 。邓小平在1980年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曾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 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应 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1>(P365 -366)显然,邓小平的上述论述就是政治性评判历史问题的具体体现。所谓历史性,就是指评 判历史问题时从更理性更客观更长远的角度切入,研究历史问题自身的内部逻辑关系,把握其发展 的特点,揭示其内在的一般规律性的实践活动。相对于评判历史问题的政治性而言,历史性更多地 体现在逻辑性与规律性方面。逻辑性就是指历史问题内在的发生、发展、结束的推进衍化过程揭示 。规律性就是指历史问题的普通指导意义。在把握历史问题的历史性时,切忌功利浮躁。著名学者 漆侠先生在《论历史研究的方法》一文中,引用朱熹评判历史人物的观点很有见地:“品藻人物, 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 是紧要与不紧要。如此互相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2>(P57)很明显,朱熹的观点 是对评判历史问题的最好诠释。政治性地评判历史问题,还是历史性地评判历史问题,结果是存在 差异和区别的。重新解读《决议》,回溯中国最近二十多年的变迁,联系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国际 政治格局的转折性变化以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自然地得出明确的结论,邓小平是政治性评判历史 问题。因为他的一些决断已被时代和实践所验证,但更有一些论断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思考。在 此,拟讨论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决议》表述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 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 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全世界被压迫 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3>(P39)上述一段表述的核心点在“他 (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 大于他的过失”。这一结论的作出,显然是邓小平思想的体现。《决议》是1981年6月底最终 通过的。1980年12月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 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如果不是这样 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1>(P365)众所周知 ,邓小平在政治上的第三次复出,正值中国处于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必须首先要解决和处理好对 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邓小平并没有因为个人政治生涯的起伏而计较个人恩怨,而是以无产阶级 革命家宽广的胸怀和气度,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毛泽东作出上述评价。他旗帜鲜明地指 出,决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那样,后果极其严重。同时,邓小平对 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还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中国在实现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中,正确而恰当地 处理好了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重大问题,这已为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实践所验证 。但苏共在这同一问题上犯了致命的错误。苏共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戈尔巴乔夫“新 思维”的主导下,对苏共的大量重大历史问题进行重新清理。在清理过程中,显然没有把握好处理 历史问题与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关系,不仅清算赫鲁晓夫、斯大林的问题,连列宁也一同 清算。既然作为苏共和苏联的缔造者与杰出领导人都不加分析地否定,那么苏共和苏联继续存在的 历史依据就自然不充分。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复杂,但不能妥当地处理和评判苏共自身历史人物 的历史地位,显然是若干重大原因之一。通过对中苏两党处理历史问题不同结果的对比性分析,更 体现出邓小平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定性的远识。 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性定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概 念的提出,经历了比较长期的过程。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 ,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以后,刘少奇、陈云、朱德、陈毅等也从不同角度 对这一提法进行了表述。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 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尔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荣桓等在不同场合 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尤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最为系统。<4>(P 501-507)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概念性定义,《决议》应该是目前最为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 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3>(P40)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修订的党章 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性定义作了个别而重大的补充,表述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 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5>(P83)通过对上述基本情况的回溯,特别是对邓小平主持 下完成的《决议》有关“毛泽东思想”概念性的定义,自然会解读出几个特征:第一,“毛泽东思 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揭示的是水与源的关系,表明了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这不用多言。第二,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 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表明:毛泽东思想不是纯粹的理论创造和推导,既有理论创造,也 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它还必须是被实践检验证明了具有正确性的内容,这里就必须把毛泽东 个人的错误(理论与实践)从毛泽东思想中扬弃。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1979年叶剑英的国庆三十周年庆祝大会讲话,经邓小平和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审定 ,明确在讲话中提出“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 命人民智慧的产物”。<4>(P508)显然,这种表述符合党的根本利益和时代的需要,也符 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述解读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色彩。但对“毛泽东思想”目前的这种概 念性定义,有些地方也让人感到不满足。第一,水与源的问题。毛泽东本人是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著作,并从中吸取营养进行理论创造和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但事实上毛泽东本人还大 量地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他的许多重大观点和论著明显地显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 被奉为中共思想路线灵魂的“实事求是”一说就是有力证明。第二,正确性的问题。概念认为“毛 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显然这一说 体现《决议》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强烈的政治诉求:要否定“文革”;要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 一标准”在全党的认识统一;要在既否定“文革”而又把对发动“文革”起到主导作用的毛泽东区 别开的两难选择中作出决断。显而易见,对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性定义有强烈的时代性政治性。但这 种处理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丰富,其逻辑性的缺失就逐渐显现出来。诚然,“正确”性 实际上是对毛泽东个人思想的肢解。作为中共第一代领袖的核心,后人很难如此把握其思想的连贯 性体系性,逻辑性是站不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都可以出“全集”,毛泽东也可以出 全集。非要对毛的思想进行正确错误的界定,在当时背景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逻辑01性历史性上 有些勉强。中共后来对“邓小平理论”进行概念性定义时就没有这样操作了。第三,集体智慧的问 题。这个提法已被后来的中共继任者接受。十五大的党章对“邓小平理论”的概念性定义是“邓小 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 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5>(P43)2001年秋,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上撰文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指出“三个代表”思想“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反映了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新成果,凝结着江泽民同志对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刻思考”。很明显,“集体智慧”一说已为中共后来者接受。历史地看,马恩时代工人阶级尚未真正成为执政者,马恩主要以理论创造为主,马克思更是终身以理论创造为职业。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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