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作家。她执著于普通人生中探索人性的真相 ,对人的真实生存境况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她一方面执著于世俗生活的琐细苦乐 ,同时又深感生命无常的苍凉 ;她既没有因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流于浅薄 ,也没有因看透了人生处境的悲剧性而彻底绝望。在她看来 ,平凡的人生才是实际的人生 ,一切对于人生浪漫的幻想和愤激的行为都是苍白的 ,只有于平凡的现实人生中才能切实地把握生命的情趣与悲欢。在对芸芸众生的凡俗生存方式的观照中、在时代荒凉的背景下 ,她清醒地意识到人生的残缺和生命的悲哀。这一切共同形成了张爱玲独具特色的对平凡人生悲喜交加的爱恋。一 反神话叙述 :平淡而自然张爱玲的小说有两个特点曾遭人非议 :一是题材不够重大 ,二是主题欠分明。实在地说 ,张爱玲小说的题材范围是不广阔 ,其所取题材大多在上海和香港市民生活的范围内 ,且不外旧式大家庭的生活、旧式的婚姻关系以及乱世中平凡男女平凡婚恋的悲欢。但是 ,由于张爱玲独具慧眼、能从凡人琐事中感受并把握住人类生存的某些本质问题 ,因而她的小说具备了一种可贵的真实品质。与五四时期及同时代作家那些关于时代问题的伟大叙事相比 ,她的小说更接近于原生的世情形态和大众的生存状况。张爱玲生活的年代是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期的年代 ,她所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更是作为一个新旧时代交替、中西文化混杂和具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大都市而存在的。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不乏“时代纪念碑”性质的题材 ,而张爱玲偏偏把目光固着于这乱世中依然流淌不息的生命河流。革命、理想、罗曼谛克的爱情 ,这些都是超世俗的、带有几分神话的性质 ,与世俗人生是隔膜的。张爱玲以她对世俗生活的认同和拘拘束束的苦乐的执著 ,走向对生命真实本相和人生真相的寻绎。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重大的世俗生活固然难以一下子激起读者强烈的审美冲动 ,但作品那蕴涵于艺术形象中的内在意蕴却经得起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审美玩味。张爱玲不是个具有浓重批判意识的作家 ,她对政治的态度也是疏离的。这使她在战火与废墟中有机会冷静地褪尽火气观照乱世人生。在她的作品中 ,我们见不到金戈铁马的雄阔场景、听不到威武雄壮高亢的交响乐 ,时代的喧哗和战争的硝烟远遁了 ,只留下一个不甚清晰的背影。人们眼中所见的多是一些寻常人物的寻常故事 ,是千百年来人类生活的本真样态和反神话叙述。这些小说只是讲述了一个个故事 ,并不关心主题是否鲜明突出、甚至不再考虑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主题 ,不再针对人物的善恶是非流露出明确的倾向性。张爱玲曾说过 :“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 ,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 ,所以有时我的主题欠分明。但我以为 ,文学的主题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 ,让故事自身去说明 ,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好些。”这些“主题欠分明”的故事对于已经惯于在作品中寻找明确“意义”的读者来说难免会感到失望 ,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陌生的亲近感。经验不同的读者可以从张爱玲的小说中得到各不相同的审美感受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一种实在的生活质感。她不同于新文艺中一些人对于生活的抽象理解或过分理念化的境界、也不同于通俗文学煽情的感伤和扭捏的哀吟 ,她注重的是生活的底色 ,从小处落墨。社会变迁中凡俗的日常生活、人生纠葛中普通的离合沉浮、社会动乱中形形色色人物的琐屑生命意志和散在生存境遇 ,成为她小说的重点展示对象 ;而两性关系在生活场景中的真实表现是她所特别偏重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 ,对于美好爱情的描写可谓汗牛充栋。不论是那些缠绵绯恻、令人落泪的爱情悲剧 ,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团圆喜剧 ,都把爱情作为人类生活中一种纯洁、高尚、神圣的情感象征来加以歌颂。但在张爱玲的笔下 ,爱情的神圣光环开始消褪。她从不粉饰、也不虚幻爱情这种属于人类的感情生活。爱情或许是有的 ,但它总是为各种各样的世俗和人性的因素及其不可捉摸的命运所左右、牵制。同样的题材到了她的手中 ,总会呈现出生活的本真面目。这种冷静、清醒的写作态度 ,在客观上解构了关于永恒爱情的超越性神话。她的作品除了《十八春》中有对恋爱中人美妙温馨的心理刻划之外 ,几乎没有真正的爱情描写 ;对待婚姻 ,她的态度也是怀疑的 ,只在《小艾》中惟一一次对婚姻毫无保留地肯定。而这两篇小说显然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气氛要求明朗化的影响。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 ,到她为文坛公认的名篇《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凋》及她后期创作的《留情》《色·戒》《五四遗事》等作品 ,都是对经典意义上爱情的瓦解和颠覆 ,没有激动人心的悲欢离合 ,只有一些男女之间无声无息地淹没在生活中的故事 ,间或有一点点的心灵闪光、但是很快就熄灭了。那些偶尔靠近了的男女 ,不管是在恋爱的过程中还是在恋爱的最终归宿婚姻中 ,大都表现得冷漠、自私而充满心计。他们有时是因为无可选择才爱上的 ,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生存、为了金钱才爱上的。《倾城之恋》就写了这么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还有《花调》 ,通过对郑川嫦这一青春女性的凋亡过程颠覆了浪漫爱情的模式之一 :一方得了绝症 ,另一方苦苦相守。章云藩不是浪漫爱情的主角 ,他只是个普通人 ,他也曾经爱过、等待过 ,但他毕竟要生活下去。生活本身的逻辑是排斥浪漫的 ,高贵华美的情感会从琐碎的忙碌中悄悄溜走 ,不留下一点痕迹。川嫦的死亡也不是一个病美人在家人的温情呵护和情人的热爱环绕中优雅地死去 ,而是在冷漠荒凉中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其他作品如《年青的时候》轻描淡写地瓦解了青年人超越于生活的幻想 ,《红玫瑰与白玫瑰》刻写了人生注定的缺憾。爱情是脆弱的。两性的恋爱有时只不过是现代人通往婚姻归宿的一种必要的装饰和过程。张爱玲在彻底否定了爱情的崇高性和虚幻美的神话之后 ,同时又对这些乱世中的平凡男女有着深深的理解与同情。因为她了解 ,生活本来就不是神话。不管是新式恋爱还是旧式婚姻 ,她都没有严厉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 ,最多只是温和的嘲讽。她把恋爱婚姻在现实人生中的琐屑、庸常、不登大雅之堂的细节 ,在小说中重组为一幅幅稔熟却又陌生的人生图景向读者展示 :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然而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它不仅别无选择、而且不可逾越 ,其间也不乏一点点温情、一点点快乐。二 边缘与尴尬 :普通人群像文学是人学。人作为生活的主体 ,是任何形式的文学表现的重点对象。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即带着格外浓厚的“人的成分”走进了我们心中。她的世界是一个地道的人的世界 ,圣人、神人和魔鬼在这个世界里都没有位置。如果说张爱玲注重人生“不悲壮”“不飞扬”的沉稳、平凡、真实的一面 ,那么生活于这沉稳人生中的就是一些“不伟大”“不彻底”的人物。人生安稳的一面在张爱玲看来是由普通的凡人构成的 :由于普通人的存在 ,这个世界才显出它的立体、多面和复杂性 ;因为普通人存在于一切时代 ,他们才真正代表着永恒。需要说明的是 ,张爱玲笔下的“普通人”没有车夫、贩、工人 ,倒是充斥着昔日曾有过辉煌历史的旧式大家庭中人以及在社会上颇有地位的中产阶级。她对“普通人”的界定是在排除了英雄和魔鬼两个极端之后 ,从人性的角度、以平常心态来看待一切人 ,从高贵者身上窥见他内心的怯弱、卑微和可恨可笑之处 ,从低贱者身上发现他们对生命的执着与热爱 ,从好人处她能看出人性的弱点、从恶人处她又能最终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人。张爱玲的心胸有着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博大与宽容。活动在张爱玲世界中的普通人大致可分为两种 :边缘人与尴尬人。未婚的青年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上都还处于预备状态 ,成为被忽略的边缘人 ;已婚的成年人由于许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困扰而处境尴尬 ,且把他们称作尴尬人。这样的分类难免会有不够精当之处 ,不过大体上可以说明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情形。“边缘人”在张爱玲小说中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群落 ,像《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封锁》里的吴翠远、《年青的时候》中的潘汝良、《花凋》里的郑 川嫦、《鸿鸾禧》中的棠倩与梨倩、《金锁记》中的长安、《创世纪》中的潆珠……这些边缘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家庭和外界都没有自己的地位 ,总是游离于生活中心之外。他们虽然都很年轻 ,却已经没有激情和理想 ,最多有一些生活的愿望 ,就连这愿望也在现实中被磨蚀。在上面的一串名单中我们不难发现 ,女孩子的人数占了多半。这里虽然有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的偏好因素 ,却也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历史上女性的地位和处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史上 ,女性向来是从属性的存在 ,“妇人 ,从人者也 ,幼从父兄 ,嫁从夫 ,夫死从子。”(《礼记·郊特性》)作为一个性别 ,女性被长期排斥于社会主体生活之外 ,“男尊女卑”意识更使女性在家庭中成为男性之外的第二阶级。这一点 ,在张爱玲以旧式大家庭为创作背景的小说中最为明显 :潆珠因为家里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 ,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琉璃瓦》中的众女儿们只因长得美才格外被抬举 ,成为父亲想象中的向上爬的阶梯 ;白流苏离婚之后住回娘家 ,兄嫂们骗尽她的钱财之后便想把她推出门外 ;长安的命运被自己的母亲一手改写。即便是在所谓新式家庭中 ,女儿的地位也未必乐观。《封锁》中的吴翠远在这些女儿群中算是得天独厚地受到高等教育 ,然而在学校教书的她也受到家人的歧视。处于家庭与社会种种压力下的吴翠远 ,将来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像郑川嫦姐妹们那样当“女结婚员” ,运气好则罢 ,运气差的便会像《鸿鸾禧》中的棠倩、梨倩露出可怜巴巴的猴急相。还有一种女子 ,开始时尚居中心地位 ,但最终却以远走天涯的方式象征性地被放逐到边缘地带。在《心经》中 ,作者象征性地传达出小寒的中心地位 ,但她对父亲的畸恋所具有的潜在威胁却最终把她推到了她的世界之外。在《多少恨》中 ,家茵的父亲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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