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甘泉(今扬州邗江)人,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当时名震 东南的朴学家。其经学著述刊刻的主要有《周易述补》四卷、《尔雅小笺》三卷、《乐县考》二卷 、《隶经文》四卷、《续隶经文》一卷、《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 《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等,另外,还有《经传地理通释》、《仪礼补释》、《考 工戴氏车制图翼》、《石经源流考》、《礼堂通义》等未刊之作。其中既有专经研究如《周易述补 》、《尔雅小笺》,又有综论群经的《隶经文》,更有影响深远的清代经学史著作《国朝汉学师承 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故而,江藩的经学成就是相当显著的,时人也有很高的评价,如达三 在序《宋学渊源记》时,称江藩“经术湛深,渊源有自”①。可是,象江藩这样著述等身、成就卓 著的学者,对其经学成就、经学思想以及治经方法等,至今尚无专文全面地予以论述②。究其原因 ,或在于研究的难度,如著述专门,且未曾整理;抑或在于研究视野的局限,目前对于江藩学术的 研究主要局限于《国朝汉学师承记》及《国朝宋学渊源记》,着重探讨的是江藩与当时的汉宋学之 争,而对江藩的学术思想或成就仅略有涉及,或不够全面,如王树民《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 学之争》③等文。有鉴于此,我们以《隶经文》为例,对其中反映出的江藩的治经方法、经学成就 以及经学思想作一揭示,以期推动对江藩学术乃至乾嘉学术的整体研究。《隶经文》四卷《续隶经 文》一卷,道光初年刊刻④,又收入江藩《节甫老人杂著》和《江氏丛书》中,是江藩考订经义、 综论群经之作,尤其以考释古代礼制、名物为主,范围则几乎涉及到《十三经》中每一部经典。据 江藩的自述,《隶经文》四卷乃“从诸文中删存者,苟非说经皆不录”⑤。该书第一卷为议,分《 明堂议》、《庙制议》、《特庙议》、《昭穆议》四篇,皆为对古代礼制的考复礼而求之空有是谬 误的,其所言复其性、复其初即是法秀“时时勤拂拭,免使受尘埃”偈语之义。最后,对阮元述圣 经古训以黜“复其性、复其初”谬论的《性命古训》大加赞扬,称颂为“功不在禹下”,并对该书 的意义作了具体阐释:“读是书者,勿以躁心乘之,勿以旧说汩之,尽心以求其蕴,存性以致其用 ,大可以探礼乐之原,致治平之要,小可以进德居业,乐行忧违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江藩 对宋儒性命之学是批判的,他本人对性命之学也颇有研究,所论颇有见地。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江藩早年受父亲影响,儒释兼修,后又从学于儒佛互证的汪爱庐等人,于佛学有一定修养,加之还 能略通儒家有关性命之学的重要典籍《中庸》的义旨①,故而熟悉性命之学就不足为奇。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书阮云台尚书性命古训后》文末“尽心以求其蕴,存性以致其用”云云,显示出了江 藩研经以致用的意识,他甚至认为研读阮元《性命古训》“大可以探礼乐之原,致治平之要,小可 以进德居业,乐行忧违”,或许这一评价有点言过其实,但从批判宋儒性理之学的空疏来看,自有 其意义;从经世致用的意识来说,可避免纯粹为考证而考证的弊端,更加值得称道。其实,江藩经 世致用的意识是较为明显的,传诵一时的《河赋》即是其留意于现实的反映,而收入《隶经文》卷 四的《原名》一文,也很有经世的意味,正如江瀚所撰《隶经文》“提要”中所评论的:“《原名 》一篇,尤得正名之旨。其云后世名法合为一科,先王制礼之原不以名教,而以名刑,为酷吏腾说 ,奸胥舞文,杀盗贼非杀人之言起,而求治安,乌可得乎?是诚仁人之言。有心经世者,尚其留意 焉。”②这种注重经世、留意现实的学术宗尚,正是清代乾嘉汉学发展到“扬州学派”时,为汪中 、阮元等人广泛倡导的,在江藩身上能够得到诸多体现,除了学术风气的影响外,当然还与扬州学 人间的交游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再将视野拓展一下,江藩撰写的《国朝汉学师承记》等学术史著作 ,又何尝不是学术风尚和友朋交游下的产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之前,早有汪中《六儒颂》、 阮元《国史儒林传》等具有学术史性质的著述,而江藩是汪中的密友,又长期入阮元幕修书讲学。 因此,江藩能关注学术史,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能独具通达之识,首次提出清代汉学吴派、皖 派之分,当与阮元等人的交游有关,更何况,今人朱维铮还怀疑江藩撰写《国朝汉学师承记》强调 汉宋之分、将顾炎武、黄宗羲置于卷末,很可能是针对阮元《国史儒林传》调和汉宋而故作违言③ 。特点之四,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同时,又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有 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揭示江藩的经学成就以及经学思想。诸如《徐心仲论语疏证序》、《节甫字说 》等,史料价值甚高。如《节甫字说》一文,使我们明了江藩晚年自号节甫的缘由及其意义,尤其 是其中“藩生于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是关于江藩卒年的第一手资料,极为珍贵,为闵尔 昌所撰《江子屏先生年谱》采录。至于《徐心仲论语疏证序》一文,尤为值得一提。《论语疏证》 一书,是徐复重要的经学著作,可惜有关著录太少,且极为简略,如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在为 徐复作传时也只提到:“著有《论语疏证》,藩为之序。”而从此文中,我们可以获悉以下情况: 一、此书于乾隆六十年已经成书;二、此书乃博综群籍,专攻全经,有助于改变入清以来多治大经 而不治小经,以及在《论语》研究领域偏于专论的局面;三、江藩与徐复亲善,讲论经义甚欢,以 至“日旰忘食,夜分不寝”。四、《论语疏证》颇见功力,得到江藩的极力推许。五、江藩对《论 语》名称的由来、授受流派、注疏得失等情况都很了解,所论颇有见地。尤其是这第五点,既有文 献价值,更具研究价值,对于研究江藩在《论语》方面的成就极为重要。如果我们拿它和江藩在《 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为《论语》所撰写的“叙论”作一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叙论”只是从汉 代谈到了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而《徐心仲论语疏证序》所论则更为详尽,范围延续到了清代 ,能够从整个《论语》注疏史的角度加以关照,对皇侃《义疏》、邢《正义》等多有评论,也涉及 到了清代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和江永的《乡党图考》,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徐复《论语疏证》在 学术史上的意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绪论”中提到宋人对《论语》的研究时,只对朱熹的《 四书集注》作了专门介绍,并称其“盛行于世”,而在《徐心仲论语疏证序》一文中,既点名对邢 《正义》多加指摘,称其“疏于六书,失于考订”,又对整个宋人的《论语》研究大加贬低:“至 于有宋一代,窃汉儒仁义礼智之余绪,创为道德性命之空谈,其去经旨弥远。”关于朱熹的《四书 集注》,只是在叙述明代的《论语》注疏时委婉地略加提及:“明季专尚制义,囿于见闻,第乞灵 于新安,几不知世有平叔。”(朱熹自称“新安朱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江藩更为重视 章句训诂,故而对宋儒阐发心性义理的《论语》研究一概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也在其中 ,其“明季专尚制义,囿于见闻,第乞灵于新安,几不知世有平叔”云云,也含有对《四书集注》 加以批评的味道。江藩之所以不明确点名批评,恐怕还是碍于当时《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标准 的统治地位。而至迟完稿于嘉庆十六年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在《论语》“叙论”中对于女女女 昊丙昊丙朱熹的《四书集注》只是作了这样的叙述:“至南宋,朱子始以《论语》、《孟子》及《 礼记》中之《中庸》、《大学》二篇,合为《四书》,盛行于世”,从这一叙述中已看不出江藩的 态度了。他如《公羊先师考》、《尚书今古文辨》两篇,前者专门辩驳了胡毋生、董仲舒为公羊高 五传弟子之说,并就公羊学胡毋生、董仲舒以来的师承传授作了考辨,后者则对《尚书》今古文之 别、今文、古文之异同等问题作了分析,所论颇为具体,辩证精审,均可与《国朝经师经义目录》 中的《春秋》“叙论”、《尚书》“叙论”参看,可补其缺漏。而《书阮云台尚书性命古训后》一 篇,则是江藩关注性命之学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其研究价值自不容忽视。此外,江藩未刊刻的经 学著述尚有《经传地理通释》、《仪礼补释》、《考工戴氏车制图翼》、《石经源流考》、《礼堂 通义》,从这些篇目可知是关于经传地理、礼仪制度、考工车制、石经源流等方面的,这些未刊之 作现在已难以找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是《隶经文》中所收关于礼制的如《明堂议》、《 私谥非礼辨》等篇,关于考工车制的如《股说》、《轸说》、《释车制尺寸》等篇,则足以使我们 了解江藩在这些方面的成就,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另外,就《隶经文》所收文 章涉及的儒家经典来看,几乎涉及到了《十三经》中的所有经典,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有关江 藩的传记资料所评论的“心贯群经”、“博综群经”了,这也可以算是《隶经文》在文献价值和研 究价值方面的一个说明。总之,《隶经文》是江藩重要的经学著作,是研究江藩的治经方法、经学 成就以及经学思想等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关于其中所反映出的江藩的治经方法与经学成就,上文 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这里再就江藩的经学思想作一集中论述。无疑,江藩传承的是惠氏之学, 推崇汉学,具体说应该是东汉古文经学,这从他的师承、他撰著《周易述补》、《尔雅小笺》等著 作的体例与主旨等均能得到鲜明的反映。但由于生活时代的差异、学术交往的扩大、学术风尚的改 变等原因,江藩又能够不唯师是从、凡汉皆好,对其祖师惠栋、其师江声等人的学说多有批评,如 《明堂议》中对惠栋学说不予苟同,《原命解》中驳斥了江声之说,对《说文》等古文学经典著作 多有驳正。此外,更重要的是,江藩的学术视野、学术成就已不能完全为吴派所包容。如江藩对公 羊今文学多有关注、写有《公羊先师考》等专门文字,对性命之学也颇留意,其《书阮云台尚书性命古训后》所论亦较为深刻,《原名》等篇则显示了较多的关注现实的意味,而不完全为名物制度所限,《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则表现出对学术史的关注,分清代汉学为吴、皖两派更体现出江藩的通识。对于谶纬之学,江藩并不一概而论,他对于两汉的谶纬之学,多不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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