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学人胡适之曾提出要“多研究些问题”,其一生也实实在在地致力于此。斯人已逝,其言 不朽。在今天的学术界,也偶尔可以听到一些名家作如下的自我反思:“国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我们能留给后人什么?就是要尽自己的能力,推进本学科建设,努力解决学术上的问题,提出真 正意义上的学术新问题,将自己的贡献留给后人……”,这些振聋发聩的话,与六、七十年前胡适 之先生“多研究些问题”的观点多少有些相似之处。李德辉先生在其所著的《唐代交通与文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绪论中也说:“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思想:多 谈些实际问题,少来点理论发挥……”。当下的社会环境,与胡适之谈该问题时的文化背景已截然 不同,两者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然而相同问题的提出发人深省,它们对学术带来的促进作用仍然 有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对于目前成果颇丰、却相对平淡的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 些主义或者少来些空洞理论的发挥,对于学人品格的自身修养,对于古代文学学科的推进,乃至良 好学术品格的建立都有莫大的裨益。李先生的这本专著在这方面确乎显示出卓然之见,其在“多谈 些问题”方面有如下启示:(一)研究对象的问题化提出。本书实际上是试图解决唐代交通对文学 所起的作用问题,是就唐代文学研究本身具有的历史问题而进行的探讨。作者从大量的相关文献出 发,将研究对象放置在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原貌上来提出并分析问题。正如书中绪论所说:“ ……(通过)材料搜集和材料的归纳组合来解决具体问题……”,作者对所研究的对象没有做过多 的理论发挥,而是努力在两个不同学科的结合点上寻找联系,站在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将问题提 出,试图解决一些极具价值的具体问题。这是第一部将交通与文学综合起来研究的古代文学专著, 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就唐代文学提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新问题,并由此引发唐代文学上一系列史 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结合创作主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行旅生活来考察文学创作?交通与唐 人的创作方式,像题壁、送别、留别、纪行、异地寄和等等是怎样一种关系?交通如何影响到中古 时期散文文体的发育?诸如馆驿、驿路及驿道上的店、亭等交通设施与唐文人的关系如何?为了方 便阐释上述问题,全书行文上作了如下安排:第一章以唐代“政治格局———城市布局———交通 网络———文化传输”为视角,探讨唐代交通与文学发生联系的背景,其余各章依次考察水陆交通 与文学创作,行旅生活对唐文人及其诗歌形式、内容、主题、创作方式的影响,交通与文学传播和 文学风格,地域文学发展,行记文学等问题。上述问题,大都是以前的学者未曾涉及或没有彻底解 决的。这些问题的提出,大大拓宽了唐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而问题的解决无疑也会大 大地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与作用。(二)在方法论方面,提出了文史交 叉研究古代文学的问题。上一世纪,陈寅恪先生开创了“以诗证史”的唐研究,唐诗的艺术层面被 赋予了新的意义,文史互通得到新的确认,传统的文史互通交叉研究也重新进入了古代文学研究者 的视野。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这种方法获得了广泛认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尤其具有代表性,傅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中说:“这本 书把唐代的科举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作为研究的课题,是想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 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式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 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 ,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和前资。”傅先生说 的就是文史互通的交叉研究方法问题。李德辉先生《唐代交通与文学》实际上是文史互通交叉研究 的又一成功尝试,作者在绪论中指出:“(跨学科综合研究)获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每一个 新窗口被打开,都能令人耳目一新,都能从特定角度‘重视当时的部分时代风貌和社会风俗’,并 有助于‘文化史的整体研究’”,本书就是将唐代文学建立在广阔的交通背景上展开研究的,作者 将文学作品与水陆交通,诸如驿道、馆驿、江河等联系起来,探究唐文人的创作环境、创作心态, 尽可能还原云梦学刊2005年“行旅中的唐文人生活情态”,对作品进行更贴近文人原貌的解读 ,从而赋予了作品更新的视角、更深的内涵。在这里,文史互通交叉研究方法伴随着《唐代交通与 文学》这一成功研究范例的出现,再一次被提出。(三)相关学科的专门化问题。戴伟华先生在《 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指出:“在学科交叉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其实并不容易。比如说文 学与史学的结合,作为搞文学出身的,对史学的知识准备就会不够,特别是对古代典章制度的了解 ……既然要在相关学科的视野中研究古代文学,就要尽快地成为相关学科的内行或专家。”《唐代 交通与文学》在实践中提出了相关学科专门化的问题,作者事实上也努力在解决这一问题。本书是 将唐代文学建立在交通背景基础之上的研究,因而有关唐代交通的情况必须非常熟悉,作者在这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书中绪论部分详细谈到了唐代交通的史学研究成果,并分类进行了综述:1、隋 唐五代水陆交通研究,这方面研究主要由日本学者发起,还有国内学者以及台湾专家等的成果;2 、唐代馆驿制度及驿名、馆名的考证,也由日本学者发起研究,还有国内民国时期及建国以来的主 要研究成果。3、综合研究,主要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学者研究成果。4、相关外围论著,如有 关人口、过所、栈道等的研究。在唐代交通史的研究中,作者尤其肯定了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的突 出贡献,如《唐代交通图考》。由此可见作者对于唐代交通的熟悉程度,作者真正成为了该学科的 专家。体现在书中,如第19至20页中对驿道及驿馆的考证,作者结合《旧唐书》、《新唐书》 、《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通典》中有关地理论述以及严耕望、刘希为、白寿 彝、史念海等先生的研究成果,较为精确地考证出驿道、驿馆在唐时的情况。又如第101页,开 始对长安至荆襄岭南道交通与文学论述时,作者结合当时贬官制度、交通状况、文人贬谪的实际情 况,精详得出南贬路线,“贬岭南东道者则由赣水过大庾岭。贬江西的在襄阳改由水路,顺汉水— ——长江东下。贬湘中、湘南、广西的在岳州溯湘江而上。”(第133页)。书中类似的例子俯 拾皆是。(四)多学科交叉与回归文学本位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交叉学 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云:“交叉研究不仅是工作思路,而且要通过交叉研究得出(古代文学)新 颖而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才是学科交叉研究的目的,也就是要解决问题。”罗宗强先生《目的、态 度、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一文,在充分肯定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同时 ,也一再强调必须注重多学科交叉与回到文学本位问题。《唐代交通与文学》充分注意了这一问题 ,如本书绪论中所言“将交通与文学结合起来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对于本课 题,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史学上而不是文学上,比较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而相对 忽视理论探讨,所做的大都是基础工作,尚未深入到文人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影响上来。 ”《唐代交通与文学》结合唐代的交通状况及馆驿制度、贬谪制度等分析唐文人的行旅作品,充分 揭示与交通密切相关的文学创作的内涵,如对馆驿诗的研究,对江行诗的探究,对唐人行记的探讨 ,对边塞诗、送别诗研究的新拓展等等,进而还发掘、拓展了与交通密切相关的文学母题———唐 代文学漂泊、贬谪中的怨恋、望京楼体现出的恋阙等母题,这些都是作者从唐代文人诗文中分析而 得出的。本书充分注意了结合唐文人的日常生活联系文学作品,对文本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 服的论点来。从某种意义而言,本书是从一个较深的层面提出了多学科交叉与回归文学本位问题。 本书“多研究些问题”的启示极富学术意义,其所体现的选题新颖、论证严密、新见迭出等突出特 征也充分表明了它的学术价值。不过,新方法的尝试、新领域的开拓也难免会有一些欠周全的地方 。《唐代交通与文学》也存在一些不足。1、历史学意义比重显得过大,如第二章《水陆交通与文 学创作》中,作者对七条主干道与文学关系探究时,对这些干道的论述尤其精详,相比之下对诗文 的分析显得单薄了。在分析一些诗文时,作者通常过于注重以诗证史,如第360页作者引用齐己 《送迁客》“天南去路长”,来试图证实当时的历史:“告诉人们,入仕官员常难以掌握自己的命 运,政坛经常性的变化使命运充满变数,不可逆料”,类似这种以诗证史的诗文很多。这种单靠一 两首诗作判断出的史实有多少份真实性尚可怀疑,而过于苛求以诗证史则往往会导致历史学意义过 重。与此相关的是,过于注重历史学的意义,自然会削弱对文学母题的论述。2、文字表述上也存 在一些错误,如第147页,“诗人耿佺……”中“佺”应改为“湋”。第357页,“他们却大 部分不是本地人”中“却”似应作“绝”或“中”。第371页,“大庾岭在境内”与全句很不协 调,可能有不通顺之误。第319—320页,表一未注明有江西左降官人数,而续表突然冒出江 西数目的统计;另外,表中所注的袁州左降官人数与下文中表述的不一致,表中列7人,下文说3 人。第323页,“湖南无论诗人数还是进士数都远逊于江西,诗人仅三十八人,只比江西袁州多 ,袁州有诗人三十三人,进士仅六人,不到江西的七分之一”,这段话的表述含混不清。3、有些 例子举得太单一,削弱了说服力,如第360页,作者论述唐文人由于政治原因而不得不四处游历时,说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但当作者举例时,却都是有关游边的例子。这可以充分说明文人们被迫游边,而不能体现他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四处游历。4、如能论述京城与其他郡州地方文学集团的消长则会使论点更全面。<责任编辑余三定;责任校对杨年保>144多研究些问题——评《唐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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