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世纪前期第三世界的基本环境和发展潮流要确立中国的第三世界基本战略 ,首先要明了当今第三世界的基本环境和主要潮流 ,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国家利益轻重缓急程度的相应变化。上个世纪 90年代初 ,冷战的结束促动了整个国际体系结构的重构和整合 ,世界格局在存在超强权势的同时 ,也开始了多极化的进程 ,但是第三世界由于冷战时期“中间地带”角色的丧失而失去了在两极格局中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战略地位 ,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下降。冷战结束的另一直接后果是 ,第三世界国家间由于两极对抗形成的体系钳制而掩盖起来的领土、民族、宗教矛盾骤然凸现出来 ,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此消彼长 ,第三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陷入了动荡和冲突的漩涡 ,以往的团结不复存在 ,分裂和分化成为一种主流趋势。此外 ,苏联的瓦解———“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还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到来 ,其直接的后果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政治事务的立场进一步灵活多样 ,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整体政治力量 ,其内在的凝聚力在一定层次上大为减弱。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考察 ,世界经济体系的统一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第三世界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本质意义上正是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优势地位的制度性扩张 ,它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经济全球化在扩大南北差距的同时 ,也加剧了第三世界内部的分化 ,第三世界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人们在使用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指代第三世界这一国家群体的时候 ,强调的是这类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相同的历史任务并具有大致可以归为一类的生产力水平 ,但是客观地说 ,第三世界的现实情况无论从发展水平还是从发展进程上都是以多样化和不平衡为基本特征的。第三世界既有与发达国家不断缩小差距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也有被边缘化国家和被排除在外的国家。<1> (P10 5) 此外 ,在全球化和民主化双重浪潮的影响下 ,第三世界掀起了私有化浪潮 ,使第三世界的依附性进一步加强。私有化浪潮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跨国公司大肆扩张的过程 ,非洲、拉美国家的金融、能源、电讯、交通等国民经济支柱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多数落入西方跨国公司之手 ,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反映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国际政治观的修正或转向。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统一力量的困难和挑战显著地空前增加 ,甚至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这种可能。但是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也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使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自身处境、根本利益以及未来前途等历史性问题进行了新一轮解析和探索。实际上 ,第三世界从上个世纪 90年代直到目前的曲折发展 ,实质上正是第三世界重新整合、重新定位和价值回归的历史进程 ,世纪伊始的第三世界因此获得了超越先前国际政治经济利益观的新生发展冲量 ,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首先 ,在经济全球化挑战面前 ,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南南合作 ,加快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 ,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应对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的重要共识。近年来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推动第三世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在广度、深度和多样性方面均有较大进展 ,新的地区经济组织不断出现 ,原有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和合作层次。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扩大和深化已经成为这一趋势的典型表征。其次 ,冷战后一度失去共同目标的第三世界国家 ,在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对自身的地位和利益有了新的认识和定位 ,趋于分裂的第三世界国家重新认识到 ,身处全球化潮流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重新团结起来才能在全球化进程的调控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第三世界国家因此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颠覆者的革命角色开始向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修正者的温和角色转变。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放弃与西方对抗的政策 ,更多以联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形式 ,利用现有的国际机制或开辟新的国际论坛维护和倡导自身和南方国家的权力和利益。总之 ,第三世界在全新的层次上体现了国际认同的一定回归 ,为第三世界的未来合作和团结提供了新的起点。二、相应环境下的中国国家利益考量与第三世界基本格局和主流趋势的变化相适应 ,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国际利益必然要以这种变动为尺度进行总体的评价和估量。首先 ,在国家利益观上 ,我们过去往往由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强调过多而导致把本国的特异利益等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 ,或者是把发展中国家的非普遍利益等同于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种认识的后果是 ,要么以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为标准界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 ,要么就会把他国自身的民族利益先上升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 ,然后再等同于本国的利益。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 ,我们面对来自苏联的极端威胁而采取了“以苏划线”的政策 ,即凡是苏联的盟友便是我们的敌人 ,而凡是苏联的对手或敌人则相应是我们应当联合或支持的对象。这种政策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把我国特殊的国家安全利益等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 ;与此相对应 ,我国曾经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而拒绝与法国建交 ,这对于建国初期急需争取国际承认和打破西方封锁的新中国来说应当说是一种国际政治利益的极大牺牲 ,这是把发展中国家的非普遍性利益完全等同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另一种极端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的理想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种革命激情主义的引导下 ,中国在一段时期总是倾向于为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并非普遍的利益而向某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并依据同样的逻辑在一些涉及本国特殊利益的问题上也总是希望获取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 ,但是这种做法常常不被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同时还会给西方造成发展中国家带头人的印象。当然 ,把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凌驾于本国特殊利益之上的做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之所以向中国发出邀请 ,其实质是对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承认 ,但是由于我们认为八国首脑会议是代表西方大国利益的 ,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不符 ,所以拒绝参加。事实上 ,2 0 0 3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并没有使我国丢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而恰恰是同印度等国一起把发展中大国的声音带到了八国首脑会议之上 ,不仅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 ,而且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一向脱离国际主流社会的形象。其次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往往被我们理解为一个完全意义的整体 ,所以对于我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分布缺乏层次性的分析。比如 ,我们在阐述我国的人权观时往往以发展中国家的笼统立场进行表述 ,而事实上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权观更接近西方的人权观。在台湾问题上 ,支持我们的既有西方发达国家 ,也有第三世界国家 ,而支持台湾的则无一例外的是发展中的小国。因此 ,我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分布是有层次之分的。我国的传统安全利益与我们的周边国家休戚相关 ;我国的经济利益集中在亚太地区 ;我国的石油安全与中东国家连在一起 ;我国政治利益的维护往往要依靠非洲的朋友 ;而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拉美国家则是可以联合的力量。忽视我国国家利益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分布 ,对于我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将会有害无益 ,至少它可以提示我们 ,以一个整齐划一的政策对待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第三世界是行不通的。最后 ,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关系的发展框架应当是多维的 ,内容应当是丰富的 ,手段应当是多样化的。应当看到 ,我国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一直把无偿援助作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关系的主要纽带 ,在褒扬这种国际主义行为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正视这种单调合作模式的严重弊端。从长远来看 ,无偿援助无论对援助国还是受援国来说 ,都是一种权宜之计 ,援助国没有也不可能让本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无偿流向他国 ,受援国更不会抱有这种奢望 ,因而也不会有为了继续获得该国的无偿援助而主动采取超过预期的报偿行为。因此 ,无偿援助作为发展国际关系的一种手段 ,它的操控权与其说在援助国手里 ,还不如说是受援国的一把利器。所以 ,无偿援助作为在重大国际事件中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它只可以用作实现临时目标的权益手段 ,而不可以作为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手段。无偿援助的另一弊端在于它往往不能提升受援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但却容易培养受援国的消费能力 ,从而形成对无偿援助的依赖 ,而一旦这种援助丧失 ,则必然导致国家间关系的恶化。无偿援助的这种性质 ,决定了它往往只是短期行为 ,除非付出超常规的代价 ,否则很难产生长期的效用。正是因为无偿援助的这种性质 ,所以一些发展中小国往往以游离于海峡两岸为手段 ,谋取巨额的经济援助。三、由国家利益所规定的政策目标的战略次序差异性和多样化的第三世界要求中国依据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等利益关切大致地界定本国在不同地区板块的主次利益 ,明确战略上的主次目标 ,确定中国第三世界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首先 ,国际政治环境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 ,而周边的安全环境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处理好与周边第三世界国家及其毗邻区的关系应当是我国第三世界战略的立足点 ,这一区域直接涉及我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 ,是我国第三世界战略的核心区域。在我国的周边国家中 ,除了日本和俄罗斯之外 ,其他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其中有些国家因为与我国尚有历史遗留的领土或领海问题而直接影响着我国的边境安全 ,如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由于是我国周边热点问题的当事国而与我国的周边安全休戚相关 ,如朝鲜半岛的南北两个国家、克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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