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学是传统文化中一朵奇葩 ,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钱锺书先生指出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惟‘《选》学’与‘《红》学’耳。”<1 > 选学在唐朝即成为“显学”。但从“五·四”时期提出打倒“选学妖孽”口号后 ,即开始萎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大陆选学研究几乎中断。而此时期 ,台湾和日本选学研究却取得了娇人的成果。随着改革开放 ,“左”倾思潮逐渐被清除 ,选学研究开始升温 ,经过五次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推动 ,选学研究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丰硕成果 ;但选学史的研究是其中的弱项。在世纪之交 ,回顾、总结二十世纪的选学研究 ,适逢其时 ;王立群教授的《现代〈文选〉学史》 (下文简称“王《史》”) <2 > 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弥补空白 ,具有开拓性。王《史》不仅详细地叙述了二十世纪选学研究的历史 ,而且其本身就是一部选学研究力作 ,它必将对选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王《史》首次提出了“划分现代《文选》学流派与《文选》学研究分期的标准为研究模式”的观点。选学界近年一直流传一种提法 ,即将整个《文选》学史划分为“传统文选学”与“新文选学”。“新文选学”是由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提出的概念 ,自有其贡献。但王《史》提出“现代《文选》学”的概念有其更为科学的内涵。“新文选学”之“新”不仅无法确切界定 ,而且“从本质上研究《文选》”之“本质”亦含混不清。王氏指出 ,本书所谓“现代”一词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 ,更不是政治概念 ,所以与“现代文学”之“现代”不同 ,而是一“文学概念”。传统选学与现代选学“本质区别”主要有二 :第一 ,批评模式相距甚远 :前者为单一的文献研究 ,后者熔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第二、研究视野不同 :前者为局部 ,后者为整体。作者提出这一“现代《文选》学”的概念 ,不仅着眼于选学本身 ,而且将其置于“2 0世纪整个传统国学现代化进程”之中 ,故其提出的“以研究模式”为区分“现代”与“传统”的标准 ,“为现代国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普遍性的标准”。王《史》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标准 ,有以下特点 :一、高屋建瓴 ,视野广阔选学有千余年的历史 ,问题多多 ,而现代选学的研究范围又比传统选学不知大几多倍 ,故而多数选学研究者是在其中的一部分从事探索。而撰写选学研究史 ,尽管是断代史 ,必须统筹全局 ,具有时间的纵深感和空间的辽阔感。王《史》高屋建瓴 ,视野广阔 ,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这首先表现在对选学研究现状的全面把握上。如果借用许逸民先生把选学分为八学 (①注释 ;②校勘 ;③评论 ;④索引 ;⑤版本 ;⑥文献 ;⑦编纂 ;⑧文艺 )的界定 ,王《史》则无所不包 ,可谓“贪多务得 ,细大不捐”<3> 如署名为“重”的《文选钞文选音决》仅 1 3 7字 ,因为它在现代《文选》史上首次研究了唐抄本《文选集注》中《文选钞》与《文选音决》的作者问题 ,也纳入了作者的视野。其次 ,表现在对传统选学与现代选学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上。现代选学是传统选学的发展 ,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理清传统选学都有哪些问题 ,就成为现代选学研究之必须。王《史》很好地把握了两者的关系。作者把重点放在了清代 ,因为清代传统选学对现代选学的产生更为重要。如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阮元关于《文选序》 研究、朱彝尊关于《文选》成书过程的研究、孙梅《四六丛话》……与现代《文选》学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作者都做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所以 ,尽管我们没有率先提出“新《文选》学”的概念 ,但是 ,“中国现代《文选》学并非舶来品 ,它的重要基础是清代传统《文选》学”。经过王《史》以第一章和第二章近全书八分之一的篇幅充分论证所确定的这一结论之所以重要 ,在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理应当仁不让 ,并非争一日之长。我们认为这是王《史》的重要贡献之一。第三、广阔的学术视野之时间纵深感还 表现在对《文选》“文学史”式研究的高度重视。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者专题式的论述。选学的问题很多,很复杂 ,作者在论述每一个问题时都做出历时考察 ,谁最早提出问题 ,谁有什么意见 ,争论的焦点在何处 ,得到怎样的解决 ,还存在什么问题 ,史的线索非常明晰。这样的例证俯拾皆是 ,不烦举证。二是对具体篇章也站在文学史发展的高度 ,从广阔的背景立论。王《史》指出 :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虽然朱自清本身也许并未明确意识到此文是推进现代《文选》学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献 ,但是朱文客观上对现代《文选》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阮元 (指他的《与友人论文书》和《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引者 )与朱自清代表的并非仅仅是两位学者的个人学术观点 ,而是代表了传统《文选》学与现代《文选》学在同一个问题上的两种方向”。对朱文 ,如果没有鸟瞰式的发展眼光 ,是不会做出这种比较和评价的。三是对他人“文学史式”的研究成果高度重视。王《史》指出 :胡大雷《文选诗研究》并非仅限于《文选》诗 ,而是将研究视线扩展到整个魏晋南北朝诗 ,在分析某一类诗时 ,胡先生上溯源 ,下探流 ,旁及当代 ,并与其他类诗比较。王《史》着重指出了“这一特点” ,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敏锐的学术眼光 ,源于王立群先生全面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而非仅着眼于选学。第四、表现在对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运用的高度重视。钱锺书先生指出 :“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 ,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 ,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4> 王《史》亦指出 :“文艺学的文本研究是《文选》文本研究的主体。”但是“现代《文选》学史上的文艺学文本研究并未成为《文选》文本研究的主体 ,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是切中要害的。基于这种对《文选》研究的全局式的把握 ,故王《史》对此格外珍视 ,对周贞亮、骆鸿凯、屈守元、曹道衡、王运熙的文艺学文本研究详加介绍。还要指出的是王《史》非常看重台湾学者游志诚的研究。游先生既对传统文学理论很熟悉 ,又“熟稔西方文艺理论 ,所以他的《文选》文本研究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学理论色彩。”我们也阅读了游先生的《昭明文选学术论考》 ,认为王《史》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杨义先生在他的学术演讲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里反复强调四句话 :“回到中国文化原点 ,参照西方的理论 ,贯通古今的文史 ,融合以求创造。”可以说《文选》学就是这个理论的最好的试验田之一 ,游先生做出了成功的探索。第五、表现在对世界范围的《文选》学研究的关注。一衣带水的日本选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其中冈村繁先生和“新文选学”领军人物清水凯夫先生的研究尤令人刮目相看 ,王《史》用相当多的文字加以介绍。不唯此也 ,王《史》还旁及欧美 ,其中涉及英国、德国、俄国、法国、奥地利、美国 ;以及韩国。这些材料经过王《史》以时间为序 ,从 1 91 8年至 1 993年顺次加以介绍 ,可视为《文选》在世界传播的小史。这是过去的选学研究中没有注意的 ,虽然没有展开论述 ,但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性。二、史论结合 ,时有创见史论结合自是撰史题中之义 ,但撰写学术史又与一般历史撰写不同 ,有自身的特点。而《文选》学史 ,既有史料的考订 ,又有观点的驳难 ,故操作起来并非易事。我们认为 ,王《史》较好地把握了史与论的关系。这特别体现在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上。清水凯夫提出《文选》的实际主编是刘孝绰而萧统乃挂名主编的观点 ,引发了激烈争论。王《史》客观详细地介绍了各方的根据和争论的过程 ,也加入了自己的观点 :“在力排清水凯夫刘孝绰主编说的同时 ,部分学者汲取了清水凯夫观点的合理内核 ,摒弃了清水凯夫主观色彩甚浓的不尽合理的成分。”介绍了曹道衡、沈玉成的意见 ,特别着重介绍了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这场争论虽未结束 ,但鲜明地表现了王《史》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 ,王《史》的某些章节还融入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整部王《史》都是作者的研究成果 ,这自不待言。我们这里的意思是 :在客观介绍选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 ,时有独创之见 ,而这是以他个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如针对“昭明太子十学士”之成说 ,作者指出 ,《姓解》作者“邵思不明梁代‘学士’一词有二义 :一为文士 ,一为官员 ,仅视‘学士’为一般文士”。虽然只是几句话 ,但这是以作者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7辑《先唐学士考》四万多字的长篇考论为基础的。再如对五臣注的评价 ,是选学界争论最激烈的又一问题。王《史》在介绍了几位学者基本肯定五臣注的意见之后 ,指出 :五臣注尽管存在诸多缺陷 ,但它“代表了一种方向 ,代表了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时代呼唤着新的《文选》研究著作的出现” ,“五臣注的真正贡献正在于此”。不论对这个意见同意与否 ,都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新提法。三、重点突出 ,迎接挑战王《史》既对选学问题有全面的把握 ,又非眉毛胡子一把抓 ,而是极有重点。这些重点问题中 ,有的是极富挑战性的 ,版本问题即是其一。《文选》版本由于年代久远 ,问题极为复杂。研究《文选》版本是极费时费力又极繁琐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始于日本学者斯波六郎 ,他贡献不菲。但他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研究尚有失误。之后 ,冈村繁、傅刚、罗国威诸先生取得了重要进展。王《史》把这一散在的成果加以疏理 ,分为 1 2节 ,条分缕析地全面介绍了写本和刻本的研究情况 ,既可以成为研究的新起点 ,也可以使很难接触到这些版本的人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其嘉惠学林 ,自不待言。四、肯定成绩 ,重视规范文人相轻 ,自古而然 ,选学界亦不例外。但王《史》却表现出另一种风范 :肯定成绩为主 ,尊重他人成果。那些对《文选》研究有重要贡献的专家 ,王《史》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全面研究现代《文选》学的力作——评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