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典,是指民族文化中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堪称典范的核心文献。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和对经典的 “政治误读”完全是不同范畴的问题。合理的重新阐释是从经典的实际出发,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引 申发挥;而“政治误读”是将阐释者个人当下的政治理念强加于经典,牵强比附,从而改变了经典 作家的政治倾向和情感立场。作为文学经典其意义总是丰富的、复杂的、多层次的,不同时代的不 同研究者往往从不同角度切入,从中获得广阔的阐释空间。比如鲁迅著作本身博大精深,因而在解 读时产生歧义就是一件难免的事情;更何况鲁迅使用的文学语言有些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如《野草 》),有些作品甚至有多种文本(如《两地书》),这样就更增添了理解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 反对单一的、僵化的、独断的阐释方法,不能认为轻而易举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破解鲁迅作品的“终 极意义”。此外,经典的意义总是在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中才能产生。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读者 的改变,鲁迅作品的意义又呈现出流动而不是凝固的状态。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了 鲁迅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将他的鲁迅观纳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这反映的是时代的需求 和民众的心声。对文学经典的重新阐释总会打上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烙印,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文 学现象。比如传统儒学在先秦时代、汉代、宋明时代以及现代和后现代,研究者对其历史价值都有 不同的选择和偏重。这既表现出文化经典的丰富性,又表现出文化经典阐释的当代性,说明了对经 典的阐释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深入。但是,这并不是说对经典的解读具有随意性,可以信口 开河地任意解释。即使浩瀚如大海也总会有其涯岸,纵然广阔如原野也总会有其边际。即使是具有 弹性和含混性的语言也总会有一个基本内涵,即使再深奥的作家进行创作也总会有一个动机或初衷 。作为文化经典的鲁迅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其意义也必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对鲁迅 作品的意义进行追索时,决不能跟他的创作动机和文本实际割断联系,用扭曲经典作品原貌的手段 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我所说的对鲁迅作品进行“政治误读”者当中,有一位相当活跃的人士名 叫邵建。我毫不知其人的具体情况,只是读过他的三篇文章:一篇叫《事出刘文典》,发表在湖南 出版的《书屋》杂志2002年第8期;另一篇叫《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发表在河北 出版的《长城》双月刊2003年第5期;第三篇叫《动物上阵》,发表在《书屋》杂志2004 年第2期。这些文章又都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被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某些 “领航人”和“擎旗者”大为赏识。概括起来,邵建的主要看法是:第一,鲁迅主张用“火与剑” ,即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以一个专政取代另一个专政,在这方面不如胡适深刻, 尽管鲁迅已成为“深刻”的代名词;第二,胡适以英美宪政作为追求的榜样,把建立一个自由主义 的政治体制作为终生追求,当年胡适的这种“路径依赖”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的“路径依赖”,当年 胡适的努力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努力;第三,作为鲁迅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以斗为功,以骂为用 ;斗字当头,骂在其中”;“骂人不嫌嘴臭,动不动‘狗’自口出,陈西滢是‘走狗’,梁实秋是 ‘乏走狗’”,实际上是人与动物为伍,把自己降低到了动物水平。所以,新世纪文化建设的方向 就是“回到胡适”。鲁迅文化可以利用之处只有一点,就是“它的体制外的批判性”。邵建在文章 中援引克罗齐的话,强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明确承认他对历史的态度就是对中国当下问题的态 度。如果我们按照邵建设计的这种政治方案来做,那首先就必须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制,代之以西方的多党制;而效仿鲁迅的所谓“体制外批判”,就是像鲁迅当年批判北洋军阀政府 和国民党政权那样来批判现政权。这难道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选择吗? 其实,民主这个词虽然时髦,但在当代西方不但没有公认的定义,面且各方政治力量都极力反对取 得一致。现代西方民主制也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而且并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形式。毫无 疑问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加快政治文明建设,但必须严格区分政治体制改革跟改变基本政治原则的界 限。须知,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坚持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像邵 建希望的那样,自我瓦解,另起炉灶,实行以个人权力为基础,以多党或多利益集团竞争为特征, 以国家三权分立为制衡机制的宪政政府。简而言之,我们是紧紧把握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发扬社会 主义民主这两条主线,以坚持为完善的前提,以完善为坚持的保证;讲坚持而不墨守成规,讲完善 而不根本动摇。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邵建上述观点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有其生 长的国内外政治土壤。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海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 ncisFukuyama)的一本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EndofHist oryandTheLastMan》。这本书断言,人类探索真理的历程在20世纪末期已经达 到了终点。在苏联解体之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都只能依赖西方的民主制。这种观点迅速涌入了中 国思想界的自由市场,得到了一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呼应。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有些人唯西方的马首是瞻,照搬西方的政治处方在中国进行新启蒙,这样就跟主 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出现了一种对抗状态。在经历了极左路线的长期干扰,特别 是从“十年浩劫”的恶梦中醒来之后,有不少善良的学者希望“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不愿 让自己的研究成为图解现行政策的工具,这种心态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鲁迅作品一个基本 特征,就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政治色彩,因而在鲁迅研究过程中 完全脱离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似乎成为了鲁迅研究者的一种宿命。我们无法完全回避政治,只 能作出正确选择。重释经典要警惕政治误读@陈漱渝$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北京100034对现 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其中既包含有因历史的变动而引起的阐释的价值 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也包含有这种阐释和重释活动的历史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含的一种 阐释的契机或者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释何以成为可能?重释经典需要注意哪几个原则? 支持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学理资源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本期文学版特邀请於可训、 陈漱渝、秦弓、王宁四位教授对上述问题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由主义知识分 子的呼应。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些人唯西方的马首是瞻,照搬西 方的政治处方在中国进行新启蒙,这样就跟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出现了一种对 抗状态。在经历了极左路线的长期干扰,特别是从“十年浩劫”的恶梦中醒来之后,有不少善良的 学者希望“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不愿让自己的研究成为图解现行政策的工具,这种心态完 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鲁迅作品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其本身就具有鲜明 的倾向性和政治色彩,因而在鲁迅研究过程中完全脱离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似乎成为了鲁迅研 究者的一种宿命。我们无法完全回避政治,只能作出正确选择。重释经典要警惕政治误读@陈漱渝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北京100034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其 中既包含有因历史的变动而引起的阐释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也包含有这种阐释和重释活 动的历史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含的一种阐释的契机或者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释何以成为可能?重释经典需要注意哪几个原则?支持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学理资源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本期文学版特邀请於可训、陈漱渝、秦弓、王宁四位教授对上述问题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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