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来自欧美学术界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文艺研究者们的推 崇。从最初的零星译介到后来的系列译丛和专门性学术集刊的出版,似乎都在昭示着“文化研究” 已逐渐成为当前国内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显学。例如,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以译介德里达的《文学行动》开始,至今已经出版了21种。到了新世纪, “文化研究”在国内更是收获颇丰,各种文化研究丛书、文化研究译丛、文化研究专著纷纷问世, 如金元浦主编有“当代文化批评从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与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传播 与文化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了由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等等。各种相关学术 讨论会的召开,似乎也把“文化研究”推到了当前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前台。例如,1999 年5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南京联合举办了“1999世纪之交:全 国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同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 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联合主办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 刊座谈会;2000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 了全国性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等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世纪中国”网站所 举办的“文化研究”专栏(http//www.cultural-studies.net )外,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文化研究”(http//www.culs tudies.com)网站可以说相当具有建制力量。这是国内第一家拥有正式出版物的文化研 究学术网站,它以辑刊《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为依托,致力于中国文 化研究的推广与传播,介绍国外前沿理论及重要理论家,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 建立,强调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与回应当下的个案研究,并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视野之下,主张加 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不少学者将文艺理论研究的这一趋势称为 “文化的转向”,认为是继“语言学的转向”之后文艺理论研究的又一重大变革,对这一新的研究 动向中的几个较为集中的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反思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一、关于“文化研究” 的内涵就像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条理基本清楚(即使不是完全清 楚)的思想体系中,新的理论总是替代旧的,而在基本概念含混不清的地方,相互冲突的看法与术 语两面夹攻,不断地导致新的冲突与争执”①。什么是“文化”研究?这个问题是目前国内研究者 们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作为一个舶来品,“文化研究”的内涵、外延,在国内可谓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1.准学科批评话语。这种看法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 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 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②。2.探讨问题的一种特殊途径。这种看法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应将 之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从事文化研究 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 际化的大背景③。3.一种涉及到立场问题的研究方法。这种看法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 法的运作,是一种“症候分析”。它的核心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 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也是立场问 题。4.一种认识活动。这种看法认为,文化研究不是我们通常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种有关文化的讨 论,也不是在各种传媒学科的名目下发展起来的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理论,而是特指近几十年以 来,在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推动下成熟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涉及到20世纪资 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且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涉及到它们 和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可以说,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进 行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也有论者主张对“文化研究”作宽泛的定义(可称为 定义上的综合论),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对精英文化的研 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 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 科批评话语④。还有学者反对对“文化研究”进行定义(可称为定义上的解构论),认为“文化研 究”是西方学术体制内部产生的一种反叛实践,与一般的跨学科研究有着显著的差异。它是一个不 断生成和扩展的知识实践领域,没有固定的研究领域和统一的研究方法,所关注的通常是为传统学 科所忽视或压抑的边缘性问题,它所警惕的恰恰正是不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更有论 者认为“文化研究”是反定义的,“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命名,是对一种学术趋势、趣味的描述, 是描写学术转向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大学机器的策略性调整”,“大学和大学知识分子的某种 新的存在方式”。或者说它“仅仅是由于当代征候的压力而必须采取反应的庞大的学术机器”⑤。 二、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文艺理论界讨论较 多的核心问题之一,笔者将主要看法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种:1.互渗论。即认为文化理论是文学理 论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其原因在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影响文学研究由来已久,反过来 ,文学理论也应突破自己的专业框架,向其它领域渗透,从而形成文化互动。2.介入论。即认为 “文化研究”是一种企图从文化战线切入社会形构(包括文学)的另类学术。它不仅企图扣紧社会 现实的脉动,更希望能介入社会的脉动。3.突破论。即认为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 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化和文学、媒介文化与媒介文学、大众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学、网络文 化和文学等,相应地,文艺学也须扩大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这种看法的实质 是,认为文学研究应当走出文学“文本”的限制,走出“文学性”的狭小视野,把历史、文化、社 会视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解读,在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中寻求文学背后的深层关系。4.转向论 。即认为当代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也是文学内部要素运动的 结果。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而将携带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 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的、结构主义的、符号 学的、叙述学的、后结构主义的成果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成为文化转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 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当代媒介文化则是所发生的理论和现实的 基础。因此,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 场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⑥。5.新阶段论。即认为“文化研究”标志了文学批评的一个新阶段, 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保持的某种血缘关系,即许多从事文化研究的批评家均是从文学研究的阵 营里面出来的,也由于现实的具体问题使得文化研究应运而生,结果,文学的研究范围扩大,研究 对象发生转移,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述看法可谓各有其侧重点。互渗论强调了“ 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互动关系,介入论强调了“文化研究”的社会功能,突破论强调了“文化 研究”对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包括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转向论侧重的是文艺学思考路向的重 大改变,新阶段论则侧重于从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加以思考。三、关于文学理论泛化问题的思考国 内文艺理论界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景主要有如下几种看法:第一,认为“文化研究”业已成为 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显学”,未来发展前景十分乐观。这种看法认为,“文化研究”的出现导致了 学科边限的消失,单纯的“美学”问题开始变成了更广阔而复杂的“文化”问题,文学开始同大众 文化紧密相关,研究方法正从单一学科方法走向跨学科方法,理论的存在型态也开始多元化。第二 ,认为“面向文化”的新转变,文学理论不会消失但会逐渐泛化。这种看法认为,如今“文化研究 ”的视界使得文学研究从关注小本文,即词语、人物、情节、喻意等,转向大本文,即阶级、性别 、文化、社会、话语及权力运作等层面。中国文学理论在新世纪有可能通过方法的不断催新,进而 达到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创新,在国内语境中,从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在国际语境中从文化拿 来走向文化输出,从而使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从话语盲视走向精神自觉⑦。第三,认为“泛文化化 ”的倾向尚待克服。这种看法认为,“非美学化”和“泛文化化”的倾向都应克服,无所不包的大 一统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太可能重建,需要的是多种文学理论的竞争、融合和共存⑧。以上几种看法 不约而同地针对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文学理论在“文化研究”中是否会逐渐泛化?如何看待 文学理论的泛化问题?未来的文学理论向何处去?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过度的文化批评是否可能会 损害文学审美的自主性和自足性?“文化研究”的立场、思路和方法是否会对“美”、“诗意”或 “文学性”形成新的压抑机制?实际上在西方文论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理论的学科 独立性甚至文学概念本身就已面临着根本性的质疑。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为代表的 后结构主义者提出的互文性理论,将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哲学的、历史的等一切语境都看成了互文本,传统的自主自足的文本观念被解构;作者的主体性被取消,降为一个“死者”的角色;文本的边界被消除;写作也成为泛文化意义上的话语嬉戏活动。弗朗索瓦·利奥塔甚至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哲学叙述”与“文学叙述”上具有一致性,并由此认为传统人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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