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是 2 0世纪备受关注的哲学问题 ,从胡塞尔在 30年代提出生活世界的范畴开始 ,现象学、存在主义、布达佩斯学派以及许多西方左派学者都曾经对日常生活尤其是现代社会以来的日常生活问题作出过深刻阐述。在上世纪后半叶 ,法国的德塞托、福柯、波德里亚以及英美一些文化学家也曾经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发过日常生活所面临的困境 ,探寻过日常生活问题的解决途径。这一切形成了 2 0世纪西方学术史上蔚为壮观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思潮。近几年来 ,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大量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被译介过来 ,并被应用于对中国日常生活问题的研究中。然而在了解和借鉴西方学术成果的时候 ,我们还有必要考察一下 ,中国本土的日常生活问题是怎样发生的 ?和西方相比它有什么特殊性 ? 一、日常生活研究的曲折历史中国学界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丰富的日常生活哲学内容 ,但由于意识形态上长期忽视微观领域的问题 ,所以卢卡奇、赫勒等人关于日常生活的论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直到新时期以后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流传 ,随着衣俊卿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的介绍 ,尤其是当中国经济转向市场消费经济 ,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建设越来越关注 ,一些哲学界、美学界、社会学界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人类日常存在的重要性 ,日常生活才成为一个倍受青睐的学术问题。然而这并不表明中国的日常生活问题只是在新时期以后才存在、才被关注。实际上 ,在现代中国 ,日常生活领域内的批判、改革是在 2 0世纪 30年代就开始了 ,只不过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动乱、贫困中 ,加上许多人为因素的干预 ,日常生活的研究和改造多次被中断。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对日常生活这一人类基本生存形态的认识是经历了许多波折 ,发生了多次深刻转折。(一 ) 2 0世纪 2 0年代到 30年代 :温和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在现代中国 ,从哲学的高度上认识和批判日常生活是在 80年代以后 ,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却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在五四运动初期 ,启蒙知识分子关心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和反封建的社会改造运动 ,唤醒大众、民族独立、妇女解放这些宏观的革命目标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关注的焦点。而在五四运动高潮逐渐隐退后 ,一批既有新思想又持较温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如周作人、林语堂、梁漱溟、张竞生等人开始意识到日常生活改良的重要性。1 91 9年 7月 ,周作人曾在日本参观和体验了由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建立的“新村” ,“新村”里那种共同劳动、平等互爱的生活乌托邦深深地触动了周作人。回国以后 ,周作人极力鼓吹这种“人的生活”的理想。 2 0年代后期 ,周作人对在日常生活中改造人生的兴趣更加浓厚 ,他在题为《生活之艺术》的文章中指出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 ,是其一法 ;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 ,微妙地美地生活 ,又是一法 :二者之外别无道路 ,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1> (P2 42 ) 周作人写了大量关于饮食、衣着、出行等方面的文章来倡导和示范一种“微妙地美地”艺术化生活。在这一点上 ,林语堂一直是周作人的忠实盟友。新儒家的开创者梁漱溟也是新村式生活理想的大力倡导者。在辛亥革命时期 ,二十岁左右的梁漱溟也曾经热衷于通过激进革命改变社会现实 ,但政治斗争中的黑暗龌龊以及父亲巨川先生为殉中国文化而自杀等人生经历刺激了他 ,促使他转向了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对孔孟经典的研读中 ,梁漱溟提出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的样法”的思想 ,认为“尽宇宙是一生活 ,只是生活 ,初无宇宙。……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 ,托乎生活而存在者也。这样的生活是生活的真相 ,生活的真解”<2 > (P12 9) 。因此 ,一切西式的革命目标的实现必须付诸生活实践 ,“现在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 ,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 ;否则我敢说新文化运动是没有结果的”<2 > (P14 6) 。所以在激进知识分子大力鼓吹全盘西化或阶级革命的时候 ,梁漱溟在山东投入了乡村建设运动中 ,尝试建立一种富有人生乐趣和自我完善精神的“孔家的生活”。另一位新儒家的重要思想家牟宗三也主张以儒家道德建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使日常生活走上正轨。应当说 ,周作人和新儒家所致力于创造的新日常生活带有较强的精神超越性 ,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普通日常生活 ,但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改造客观具体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相比较而言 ,曾经留学法国的张竞生则对在物质层面上美化日常生活提出了更多可操作的建议。张竞生在《美的人生观》一文中强调 :“这个美的人生观 ,所以高出一切人生观的缘故 ,在能于丑恶的物质生活上 ,求出一种美妙有趣的作用 ;又能于疲弱的精神生活中 ,得到一个刚毅活泼的心思。”<3 > (P2 19) 张竞生对实现美的人生有过通盘考虑 ,他不但从衣食住行、美的体育、美的职业、美的娱乐等具体物质生活层面规划了美的蓝图 ,就大商场的布置、街道的设计、家庭的装修等方面提出过许多具体的实施方案 ,还从美的思想、情感、宇宙观等形而上学层面论述美的人生观 ,他甚至就婚姻制度、妇女地位、信仰等宏观方面提出了美的社会组织法则。可以说 ,张竞生提出了一种重建日常生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2 0世纪早期的日常生活改造思想主要是一种温和派的思想自觉 ,这一思想雏形的产生一半是由于政治、文化、哲学观上与激进派的分庭抗礼 ,一半也出自对乡村生活、士大夫生活等诗意文化传统的认同。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短暂的相对稳定与和平时期 ,改造日常生活的思想无疑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在民生仍普遍凋敝、国力依然衰弱的条件下 ,日常生活的“微妙”或“美”又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随着抗战的爆发 ,改造日常生活的设想很快被救亡图存的社会洪流所淹没。(二 ) 2 0世纪 5 0年代到 70年代末 :被遮蔽的日常生活新中国建立以后 ,各项事业曾经经历过一个蓬勃振兴的时期。然而日常生活领域内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 ,反而被列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禁区。在建国后直到文革结束这一段很长的时间内 ,日常生活在中国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范畴。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 ,同时也和哲学研究长期局限于宏观问题有关。在这个时期 ,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处在由政治决定一切的单一格局中 ,社会科学研究严格遵从着为政治服务的唯一使命。在宏大的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哲学话语面前 ,微观的日常生活是以落后的、消极的甚至与革命哲学对立的面目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的遮蔽和彻底否定中的。而在哲学研究内部 ,人们关注的焦点始终停留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 ,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物质与意识、否定辩证法、普遍性与特殊性等 ,对具体的日常生活则未能加以必要的重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 ,伦理的、个体的、私人化的日常生活更是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公开的、集体的政治生活的细枝末节。列斐伏尔曾经指出 ,革命是日常生活的狂欢节。在节日的庆典、游行中 ,在带有狂欢节性质的都市生活中 ,在身体、语言、空间、时间的游戏中 ,人类的真实需求和愿望得以解放 ,社会的整体变革得以实现。然而在中国语境下 ,以革命的名义恰恰是为了取消日常生活。有的学者指出 ,在 5 0到 70年代 ,日常生活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 ,它是相对于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言的 ,它特指那些平凡的、缺乏典型性的、不能反映社会本质特征的场景 ,它甚至可能包含主观战斗精神衰落、自然主义、低级庸俗这样的消极意义<4> 。应当说 ,这样的认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按照赫勒的观点 ,日常生活是一个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领域 ,由于它遵循着实用主义、类比推理等简单的行为图式 ,充满重复性的思维与实践 ,因此它是离类本质对象化的自由世界最遥远的领域 ,它的确存在着如上的消极意义。然而日常生活却并非是一种与社会的本质特征毫无关系、落后的资产阶级特有的生活形态。卢卡奇曾经指出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 ,日常生活领域对于了解更高且更复杂的反映方式极为重要<5 > (P1) 。也即是说 ,日常生活是一切高级意识形态和反映方式的根本基础。在列斐伏尔的规定中 ,日常生活是人类一切更高级的活动的重要基础 ,他把日常生活隐喻为肥沃的腐殖质 ,滋生一切创造性、差异性和哲学意义的土壤。按照赫勒的理解 ,则日常生活不但与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世界有着重要的联系 ,而且是使生活成为有意义的生活、成为为我们存在的生活的基地 ,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必经之路。概括地说 :“日常生活是总体的人在其中得以形成的活动”<6> (P5 0 ) 。因此 ,把日常生活简单地等同于次要的、低级庸俗的、消极的、毫无意义的领域 ,与一切崇高、完善的存在方式相对立 ,这种认识是极为片面和错误的。无疑 ,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意识形态领域对日常生活的认识是非常片面而简单化的 ,日常生活不是被粗暴地抹杀就是被歪曲。在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层次上 ,日常生活完全被政治所操纵、渗透、剥夺 ,成为禁区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日常生活问题则彻底被遗忘。(三 )新时期以来 :日常生活研究的春天被搁置了大半个世纪的日常生活问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欧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 ,尤其是关于异化的讨论使人们认识到日常生存领域内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确立了以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中心的发展方向 ,日常生活得以成为社会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1 986年 ,卢卡奇的《审美特性》第一卷在中国出版 ,该书体现了卢卡奇美学的认识论基础 ,即日常生活的第一性原则。这一原则既符合马克思关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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