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沈约编撰的《宋书》,首创《符瑞志》体例 ,分上、中、下三卷列举了从远古到刘宋的诸多祥瑞现象。对于《符瑞志》的价值 ,历来学者普遍持批判的态度 ,认为它记载的都是“神怪荒诞之事”〔1〕,是中国古代迷信荒谬思想的体现 ,没有多少史料价值 ,所以至今少有学者问津这一领域。笔者认为 ,每一部史书都是历史的镜子 ,都反映了它所代表的历史时代的气息。《符瑞志》作为一种历史体裁 ,有其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我们如果以学术的眼光审视它 ,充分认识到其所包含的历史资料价值 ,对其进行认真的发掘 ,将有助于我们对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把握。 一、史学史研究意义汉末以来天下大乱、王朝更替频繁 ,统治者无不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正统的理由与根据。许多统治者认识到史学对于确立王权统治的权威性 ,提高这种政治权威的社会接受程度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所以这一时期的许多政权纷纷设置专职史官修史 ,所以记载“受命之符 ,天人之应”〔2〕祥瑞现象的《符瑞志》在这一时期创立可以说既与统治者的政治诱导有关 ,也是史家满足政治需要而鼓吹宣扬的结果 ,是魏晋以来史学发展的必然 ,是沈约在天人感应的史学思想支配下对先秦、两汉祥瑞观念的一次总结 ,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祥瑞观念的政治功能。它分为上、中、下三卷 ,上卷主要记载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刘宋时期帝王兴起的各种征验与吉兆 ;中卷和下卷主要记载了龙、凤、麒麟、神鸟、白兔、嘉禾、甘露等具体的祥瑞之物 ,其中麒麟、龙等属于传说中的动物 ,极为罕见 ,所以首先在中卷里出现 ,而白兔、嘉禾等属于力致可得的平常事物 ,所以被记载在后面 ,这些祥瑞之物既是上天对君王贤德、政治清明的肯定和褒奖 ,是国祚兴盛、天下太平的象征 ,同时也是统治者道德品行及政治行为符合天意的证明 ,例如麒麟者 ,仁兽也 ,“不刳胎剖卵则至”〔3〕;黄龙者 ,“不漉池而渔 ,德至渊泉”则现 〔4〕;白兔 ,“王者敬耆老则见”〔5〕;嘉禾 ,“王者德盛 ,则二苗共秀”〔6〕;甘露 ,“王者德至大 ,和气盛 ,则降”〔7〕。由此可见 ,《宋书·符瑞志》是对先秦、两汉以来的天命祥瑞思想的一次总结 ,凸显了祥瑞观念的政治功能——为王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提供神秘主义的理论依据 ,并且从正面规劝、鼓励君主实行德治。在天人感应学说的框架之下 ,《宋书·符瑞志》反映了史家对当时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首先是对于王朝禅代问题。南北朝时期禅让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以至于“臣不以易主为惭 ,民不以改姓为异”〔8〕。沈约作为南朝士家大族的代表人物 ,直接经历过宋、齐、梁三朝政权的更替 ,亲眼目睹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对立与残酷斗争 ,已经认可了王朝禅代问题 ,他不仅从行动上支持萧衍代齐 ,而且在社会舆论上支持“禅让”,表现于《宋书·符瑞志》中 ,他认为“圣人能君四海而役万物”,是由于其“体睿穷几 ,含灵独秀”〔9〕,他引用了东汉史家班彪的《王命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尧、舜、禹“虽其遭遇异时 ,禅代不同 ,至于应天从民 ,其揆一焉”〔1 0〕;近世高祖刘邦之兴也是“谓之天授 ,非人力也”〔1 1〕。
沈约“在弥缝粉饰‘篡弑’问题上 ,……由隐讳曲笔变成公开宣扬禅代为合理合法了”〔1 2〕。以魏曹丕代汉为例 ,沈约详细记载了曹丕代汉的整个过程 ,没有对其提出任何道德批判 ,客观地评价史实 ,并且记载了大量的图谶、纬书、天文分野、星历、祥瑞等受命之应 ,以此来论证汉运已终 ,曹丕代汉乃“受天之命”〔1 3〕,是合乎天道的。由此类推 ,萧衍代齐也是王命所至。沈约对禅代问题的看法反映了其对社会问题的认识 ,同时也有为当朝政权服务的目的。其次是对于王权之正统性问题。魏晋之际 ,伴随着王权更替 ,正统问题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 ,是衡量某一政权是否合法的标准 ,也是“指导人们反思历代政权的继承与更替的历史哲学思想”〔1 4〕。汉魏六朝时期 ,史家在进行史书创作与编纂时 ,总是尊奉本朝和它所继承的政权为正统 ,并运用“正统”观念来裁量人物 ,进行史学批评。例如 ,西晋陈寿修《三国志》以晋是取代曹氏政权 ,所以以魏为正统 ;而东晋史家习凿齿撰写的《汉晋春秋》,认为晋应承汉统 ,曹魏非正统所在。沈约编纂《宋书》时 ,认为王朝更替是天命决定的 ,从而超越了过去史家以本朝为正统、视他人为篡逆的狭隘的历史观 ,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史实。他在《符瑞志》中列举的曹丕、刘备、孙权、司马懿、司马睿、刘裕等人皆“有受命之符 ,天人之应”,仅以他们的出生和外貌为例 ,曹丕出生时 ,“有云青色 ,员如车盖 ,当其上终日”〔1 5〕;刘备“身长七尺七寸 ,垂手过膝 ,顾自见耳”〔1 6〕;孙权出生前 ,其母“梦日入怀”〔1 7〕;西晋宣帝司马懿“振发籍地 ,垂手过膝”;东晋元帝司马睿出生时也是“有光照室 ,室内尽明 ,有白毛生于日角之左 ,眼有精光耀”〔1 8〕。可见他们都是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 ,沈约通过记载君主的各种祥瑞现象来确认王权的正统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沈约虽然视中原各政权为正统 ,但视少数民族政权为伪 ,如他在《宋书》中称拓跋政权为“索虏”,同样魏收之《魏书》也视东晋为“僭”,视南朝各政权为“岛夷”,之所以互相排黜的原因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1 9〕。《宋书·符瑞志》是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秦汉以来的祥瑞思想的一次总结 ,从体例上说更具开创性 ,从论述上说更具系统性 ,从编纂意图上说更具政治性 ,对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继《宋书》之后 ,《南齐书》设立《祥瑞志》,记载“天符瑞命”〔2 0〕;《魏书》设立《灵徵志》,专门记载“皇始之后灾祥小大”〔2 1〕,可谓“符瑞之义大矣”〔2 2〕。 二、政治思想史研究意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体系中“天命——圣德”和“天道——人事”这两组既有联系又有分别的重要命题 ,是论述君主权力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宋书·符瑞志》在记载祥瑞现象的同时 ,对于“天命——圣德”和“天道——人事”这两组命题进行了集中的说明和论证 ,是我们理解笼罩于我国古代政权更替之际的种种符瑞现象和谶纬文化的一把钥匙。1 .“天命”与“圣德”的命题这是《宋书·符瑞志》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沈约将“天命”与“圣德”联系在一起 ,用来解释政权更替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沈约将历史的演进与王朝的交替归结为“天命”,如“虞、夏、殷、周、秦、汉当授天命”〔2 3〕、“汤将奉天命放桀”〔2 4〕、刘裕乃“汉家苗裔 ,当受天命”〔2 5〕,等等。沈约没有指出“天命”的具体涵义 ,只是将之理解为上天的意志和选择 ,强调一种“必然性”。沈约虽然认为“天命”是不可违抗的 ,但是在他眼里“天命”却是无常的 ,每一个王朝都有天定的统治期限 ,即“历数”,这个“历数”取决于君主的“德”,强调君主的“圣德”问题 ,这是他对“天命”的现实性理解。沈约对“德”有两层解释 :第一 ,沈约继承了先秦、两汉的“五德始终”说 ,认为每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德”,每一种“德”都代表着一种统治模式 ,例如虞舜以土德王 ,夏禹以木德王 ,商汤以金德王 ,周文王以火德王 ,秦以水德王 ,五德以“土、木、金、火、水”相次转移 ,其转移的次序是按照五行相胜的原理规定的 ,“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 ,新朝所据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之德”〔2 6〕,五德代兴决定了王朝更替。而且每一种“德”兴起时 ,都有特殊的符瑞之应 ,例如曹魏自云土德 ,所以在禅代之际土德之符出现 ,如“灵帝熹平五年 ,黄龙见谯”〔2 7〕;“延康元年三月 ,黄龙又见谯”〔2 8〕;“魏王受汉禅 ,柴于繁阳 ,有黄鸟衔丹书 ,集于尚书台”〔2 9〕。第二 ,沈约认为“德”不仅是一种统治模式 ,而且指君主的德性 ,强调仁政。沈约在《宋书·符瑞志》中列举了从太昊帝宓牺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挚少昊氏到尧、舜、禹 ,再到后来的两汉、三国、两晋、刘宋的开国君主如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 ,三国君主曹丕、刘备、孙权 ,西晋宣帝司马懿 ,东晋元帝司马睿 ,宋武帝刘裕 ,这些君主皆是有“圣德”之人。1 正所谓“帝王之祚 ,必有明圣显懿之德 ,丰功厚利积累之业 ,然后精诚通于神明 ,流泽加于生民。”〔3 0〕沈约把“圣德”解释为帝位候选者或继承人所应该具有的符合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品质 ,如仁恕、爱民等 ,强调只有有“圣德”的人才能感动上天 ,降之符瑞 ,承受天命 ,将“天命”与“圣德”联系在一起 ,来解释王朝更替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圣德”不仅是受“天命”的前提 ,而且也是保天命的必要条件。君主有德才会永享天佑 ,无德则会丧失天命 ,如“夏桀无道 ,汤当代之”〔3 1〕;“殷帝无道 ,虐乱天下。皇命已移 ,不得复久”〔3 2〕。“德”关系到“天命”的获得、延续和丧失 ,这就为君主设置了一定的道德规范 ,要求君主实行德治 ,从而起到了规范君主政治行为、调整君主统治政策的作用。2 .“天道”与“人事”的命题所谓“天道”,是指支配自然界与社会发展的规律1 ,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道无二》里解释说 :“天之常道 ,相反之物也 ,不得两起 ,故谓之一 ;一而不二者 ,天之行也。阴与阳 ,相反之物也……天之任阳不任阴 ,好德不好刑 ,如是。……事无大小 ,物无难易 ,反天之道无成者。”而且“天地之行美也 ,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 ,藏其形而见其光 ,序列星而近至精 ,考阴阳而降霜露。……为人君者 ,其法取象于天 ,故贵爵而臣国 ,所以为仁也 ;深居隐处 ,不见其体 ,所以为神也 ;任贤使能 ,观听四方 ,所以为明也 ;量能授官 ,贤愚有差 ,所以相承也 ;引贤自近 ,以备股肱 ,所以为刚也 ;考实事功 ,次序殿最 ,所以成世也 ;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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