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 ,无论就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还是地缘政治的格局来说 ,中美日三角依然是最重要的关系。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 ,中国在亚洲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和日本在应对中国的崛起上逐步调整政策。近来 ,这种调整日益明显。在中美日大三角关系中 ,如何趋利避害 ,建设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有利于推动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格局 ,成为今后中国面临的最重大外交课题之一。一、美日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冷战结束特别是“9·1 1”事件发生后 ,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9·1 1”之前 ,小布什政府明确把中国作为潜在的战略竞争者 ;“9·1 1”以后 ,美对华外交政策出现了变化 ,尽管美国对华战略上的戒备依然存在 ,但是中国被当作反恐和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合作者 ,出现了中美之间的缓和 ;同时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方面 ,日本日益提倡自主性外交 ,重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另一方面 ,防备中国的心态加重 ,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 ,中日关系出现下降趋势。布什政府上台伊始 ,曾抛弃了克林顿时期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 ,直接以“战略竞争者”来定位中美关系。但是“9·1 1”事件为中美两国创造了“和解”的机会 ,加快了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尽管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和中美关系的既有格局并未根本改变 ,但由于反恐国际合作中大国协调的作用增强 ,在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上 ,中国再一次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 ,布什政府开始在所谓的“接触”和”遏制”间寻求着一种平衡。鲍威尔、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布什政府核心人物均表示 ,“今后不再以‘战略竞争对手’描述中国” ,鲍威尔还明确使用“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来形容中美关系。当然 ,由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以发展本国经济为政策“基本点” ,因此美国的长远战略着眼点 ,要防范甚至“围堵”中国的一面不会放弃。但是 ,美国防范中国发展的心态 ,与冷战时期遏制前苏联的心态有所不同 ,美国冷战时的心态是担心前苏联随时会消灭美国 ,美国对中国最担心的是 ,中国的未来发展威胁美国的世界超霸地位 ,因此对潜在的中国发展态势的警惕超过现实性的冲突。日本是美国的盟国 ,冷战结束以后 ,美日同盟没有淡化 ,反而在 1 996年的日美防卫指针的修改中加强了。“9·1 1”事件以后的反恐战争和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中 ,美日盟国关系又一次获得强化 ,日本正在通过修改宪法和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 ,力图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事务中获得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是 ,作为两个正在上升的大国 ,中日之间在冷战中的战略谅解已逐步淡化 ,新的战略谅解态势没有形成。也就是说 ,经济的全球化和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带动中日关系的提升 ,相反 ,两国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有所加强。具体来看 ,首先 ,日本在对华政策的视点上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日本不再将中国依然视为冷战时期的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久的将来日本准备取消对华“官方援助 (ODA)”即为一个很好的佐证。同时随着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登场 ,日本的政界正在日益摆脱传统的对华政策中的“历史负疚感” ,而更多地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其次 ,从日本的国内政治来看 ,寻求摆脱战败国的国际体制束缚 ,追求“普通国家的发展道路”。“普通国家”论的核心就是强调要取消战后体制的限制 ,积极发挥对外军事作用 ,以获得所谓“集体自卫权”为标志。第三 ,在安全政策方面 ,1 997年 9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出台后 ,日本加强了在东亚地区的安全部署。日本政府从 1 999年度开始与美国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目前已进入实质性的运营研究阶段。特别是 ,在 2 0 0 4年 1 2月 1 0日 ,日本最新公布的《新防卫大纲》中 ,指出日本周边存在着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安全的不确定要素 ,除了朝鲜之外 ,还第一次把中国视为需要防范的对象。这些举动 ,不仅对日本的防卫政策 ,而且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平衡及地区稳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中国国家安全也带来了严重挑战。二、美日对华政策中的共同基础冷战后 ,美日在对华外交政策上有许多共同点 ,主要是基于以下共同基础 :1 经济利益的驱动经贸关系是中美日关系的重要基础。首先 ,对中美关系来说 ,基于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双边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 ,中美经贸关系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目前 ,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则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同时 ,美国已成为中国外资的最大来源国。从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分析 ,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优势与美国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的互补性很强 ,这种互补与互利构成了中美经贸发展的现实基础。冷战结束以来 ,中美两国虽然摩擦不断 ,但经济交往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在 2 0世纪 90年代 ,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1 990年到 1 999年 ,美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 3 3%。在同一时期里 ,中国经济也保持高增长 ,GDP从 1 990年的 1 8547 9亿元增长到 1 999年的 82 0 6 7 5亿元 ,1 0年增长 4 4倍。在此影响下 ,2 0 0 2年美方实际投资 4 8 6亿美元 ,增长 1 5 5%。美国连续 4年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最大来源国。目前 ,中美双方合作的领域包括机械、电子、石油、通讯、化工、环保等十几个行业 ,美国 50 0家大企业中已有 30 0多家在中国投资。例如 ,通用汽车、摩托罗拉、可口可乐等公司都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 ,获得了极大的投资效益。中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两国的政治关系注入了积极的因素 ,促进了关系的改善。美国的企业界成为维护中美关系的积极力量 ,形成了一个推动美国政府采取对华温和政策的游说集团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主张反华的国防战略利益集团、亲台势力、人权团体、宗教组织等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当然 ,中美经济关系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是长期以来的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但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和中国自美进口逐步增长 ,美中贸易逆差值有可能趋于缩小。有专家预计 ,到 2 0 1 0年前 ,美中贸易逆差值将转于趋小 ,到 2 0 1 5年左右 ,双边商品贸易将基本保持平衡。此外 ,美国跨国公司主要是把加工和装配的工艺过程置于中国 ,而将研发和销售等关键环节置于国内 ,从而将中国置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 ,从经济关系来看 ,“互补”是中日经济关系的基础 ,两国之间的互补性体现在双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中日两国分别属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产业结构的高度差别很大 ,经济结构具有互补性。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 ,但两国的经济关系近年来发展很快。 2 0 0 3年 ,两国间的贸易总额达到了创记录的1 335亿美元 ,比 2 0 0 2年增长了 31 1 %。统计显示 ,截至 2 0 0 3年 ,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 2 0 0 4年前三个季度的贸易统计显示 ,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额跃居首位 ,中美贸易额第二 ,中日贸易额跌落到第三位。虽然中日贸易的绝对额在 2 0 0 4年基本上达到了1 6 0 0亿美元新高 ,但相对于中欧和中美贸易的增长速度 ,中日贸易明显放缓。随着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过去 ,日本曾将中国看成是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的“威胁” ,近一个时期 ,“中国将是日本摆脱通货紧缩的救世主”的论调成为日本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国威胁论” ,主张应以双赢的思想看待中国的发展 ,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范围内推进中日经济合作。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结果 ,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企业 80 %以上都获利。在两国的经济合作中 ,日本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受益企业群体。例如 ,松下电器、佳能、日立等公司在中国取得的收益已经成了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 ,在中国的数码家电市场上 ,日本企业几乎占有垄断地位。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以传统制造业取胜的日本制造业界出现了危机感 ,“战胜中国制造”的呼声开始出现。但总体上看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依然处于互补大于竞争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日关系中存在着“政冷经热”现象。与美国不同的是 ,日本经济界对政治的影响力较小。到目前为止 ,“政治冷”还没有对“经济热”产生太大的不良影响 ,但是 ,随着目前东亚“共同体”、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构想正在逐步具体化并不断推进 ,中日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正在日益加深。种种迹象表明 ,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可能会对两国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产生制约作用 ①。为此 ,不少日本经济界人士开始对日中政治关系感到忧虑。他们已经意识到政治关系的冷淡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 ,从而加强了对政府的呼吁 ,要求改善中日关系。2 安全上的潜在对手战后以来 ,由于东西方阵营的对立 ,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施遏制政策 ,选择了日本作为东亚的战略伙伴加以扶植。 1 972年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成为对付苏联的合作伙伴。但在冷战后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综合实力的整体下滑 ,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 ,中国逐渐取代俄罗斯成为在地区大国中美国首先要防范的对象 ,牵制中国已成为美国全球称霸政策的基点之一。美国国防部《2 0 0 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 ,所提出的全球四个关键地区欧洲、中东、东北亚、东亚沿海带 ,有两个在东亚 ,几乎包括了中国所有的沿海地区。报告中所讲的在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①,所指的就是中国。这样的战略判断不能不被人理解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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