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文学观念与教化论批评均产生于汉代。<1>而汉代论文学则以经世致用为主。公元前 134年 ,董仲舒向汉武帝上书 ,抨击黄老思想 ,他说 :“王者功成作乐 ,乐其德也。乐者 ,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人也易 ,其化人也著 ,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清 ,接于肌肤 ,藏于骨髓。”“凡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夫万民之从利也 ,如水之走下 ,不以教化堤防之 ,不能止也。”(《汉书·董仲舒传》)文学艺术在他看来是一道引导与约制百姓恪守意识形态规约的堤防 ,而其原因即在于文学艺术具有“声发于和而本于清”的特点。董仲舒说 ,文学最终还是要为教化服务。他建议凡不是孔子思想的士子“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加上汉人的事功意识极强 ,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以其辽阔的版图、蓬勃的气象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和心胸 ,立功、立德、立言及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导致人们将思维触角由内而外、由个人而社会地拓展开来 ,这是整个时代的大趋势 ;同时与利禄紧密关联的经学吸引了士子们的全副精力 ,热衷于利禄的人们没有余力和兴趣来顾及与利禄毫不相干的黄老思想。“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 ,与汉武帝外征内战的‘多欲’政治格格不入 ,因此董仲舒的建议顺应了汉武帝的要求” ,<2 > 汉代武帝任用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全国上下形成了尊儒、崇儒的潮流。当时一般的汉代士大夫和一些重要的文人 ,经常是把社会政治作为文学的出发点。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于大赋这种汉代文学体裁中规模最大、社会声誉最高、被认为最易见才学的样式中。扬雄在不到两年中 ,就接连地上奏了《甘泉赋》等四篇大赋以讽谏。扬雄的大赋与汉初的赋不同 ,专门以讽谏立意谋篇 ,在其后 ,班固、张衡等人在大赋中“增加更适合于政教宣传的内容和手段 ,使汉赋走上了政教化”。<3> 在一段时间内 ,《庄子》甚至成了僻书 ,连一些有学问的人都难以读到。在整个两汉时期 ,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是围绕着文学的实用性进行论述的。从《诗大序》开始 ,汉代的文论发展了《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 ,提出了重要的实用性主张。一、诗歌的“抒情言志”特征从创作动机上汉代文论认为诗歌的产生动机是要抒情言志。《诗大序》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 ,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诗的“言志”功能 ,是历来被强调的。在论及《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时说 :“风 ,风也 ,教也 ,风以动之 ,教以化之” ,即艺术的社会职能是发挥感人化人的特点。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他说自己写《史记》是要“继《春秋》”。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 ,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有能绍明世 ,正《易传》 ,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指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经验 ,例如 ,在《高祖本纪赞》中指出成败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通古今之变” ,是讲时间流变 ,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在古与今的时间中不断演进。他又将古今流变与一代的终始结合起来 ,“为天数者 ,必通三五 ,始终古今 ,深观时变 ,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他不仅注意到古今的始终变化 ,而且能在事物发展变化的兴盛阶段观察出事物必然衰败的迹象 ,“是以物盛而衰 ,时极而转 ,一质一文 ,始终不变也。”司马迁的儒家入世思想 ,使他在遭受宫刑之后仍笔耕不辍 ,写下《史记》。如果不是这样 ,他也许会像后来的李白那样寄情山水 ,不再入世。有人认为 ,司马迁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 ,主导思想是道家思想 ,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孔子向老子求教一事 ,我认为 ,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后来王充认为写作应该从“世俗之事”的实际出发 ,抒发“胸中之所思” ,也指的是要抒作者之情 ,言作者之志。二、文学的“美刺”作用汉代文论认为文学的作用是“美刺”。《诗大序》认为诗歌是政治社会状况的反映 ,它说 :“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同时 ,又认为诗歌对于政治社会具有“正得失 ,动天地 ,感鬼神”的作用 ,并且能够“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诗大序》说 :“美盛德之形容” ,“上以风化下 ,下以讽刺上 ,主文而谲谏 ,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等。扬雄要求文学应该积极地发挥对于社会的讽谏作用 ,并把辞赋与儒家的“经”和“圣”联系起来 ,认为这才是写好辞赋的根本。扬雄的儒家思想非常浓厚 ,他认为《五经》才是撰述的是非标准 ,虽然他本身早年爱好辞赋 ,欣赏司马相如的赋作。但是当他感觉到赋徒有美丽之观 ,而难以起到讽谏作用时 ,“就对赋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 ,原先钦慕的作家司马相如也被批判为‘文丽用寡’”。<4 >班固所作《两都赋》及《典引篇》等 ,目的都在宣扬大汉盛德 ,纳献忠诚。从“政教中心”的文学功能论出发 ,汉儒依经立义 ,反对屈原式的奇幻艳辞。班固论《诗经》有云 :“古有采诗之官 ,王者所以观风俗 ,知得失 ,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既然文学功能在于使统治者了解社会风俗之盛衰 ,政治之得失 ,那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就是必须予以遵循的。因此 ,班固提倡“实录” ,主张真实地反映现实。王充说 :“圣人作经 ,贤者传记 ,匡济薄俗 ,驱民使之归诚实也。”(《对作》)“文岂徒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哉 ?载人之行 ,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 ,思勉为善 ;邪人恶载 ,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 ,劝善惩恶也。”(《论衡·佚文篇》)因为文学要有补于世 ,发挥劝善惩恶的作用 ,所以他认为作者的写作 ,并非无目的的“妄作” ,而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所谓“故夫圣贤之兴文也 ,起事不空为 ,因因不妄作 ;作有益于化 ,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篇》)。王充的这一见解不仅是继承了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文学理论关于这一问题的精华 ,而且直接吸收了在他之前的著名的唯物主义者桓谭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 :“贾谊不左迁失志 ,则文采不发 ;淮南不贵盛富饶 ,则不能广聘骏士 ,使著文作书 ;太史公不掌典书记 ,则不能条悉古今 ;杨雄不贫 ,则不能作《玄》、《言》”(《全后汉文》卷十三《求辅》)。后来唐代古文运动中一部分人强调“辅时及物” ,新乐府运动中所提出的“匡世济时”都与这种思想具有血缘联系。在提倡“美刺”的同时 ,《诗大序》中又一次提出了诗歌的发展和时代的关系 :“至于王道衰 ,礼仪废 ,政教失 ,国异政 ,家殊俗 ,而变风变雅作矣。”王充认为 ,事物是殊类的 ,不相似的 ,不能够“强类”和“务似” ,这样做就会失去作者的及事物的本来面目。三、强调文学内容的重要性王充论文尚功利 ,尚实用。他认为由于“辞赋的讽谏不是直言 ,而是运用委婉的手法 ,先从相反的方面加以渲染描绘 ,所以结果不仅起不到讽谏作用 ,反而迷惑人主。”<5> 王充极力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他认为形式主义的文风的主要表现就是“虚妄”。不消灭形式主义就无法表现真美的东西。“是故《论衡》之造也 ,起众书并失实 ,虚妄之言 ,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 ,则华文不见息 ;华文流放 ,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 ,所以诠轻重之言 ,立真伪之平 ,非苟调文饰词 ,为奇伟之观也。”(《对作篇》)这里的“华文”就是文学中的形式主义。他对于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有辩证的理解。在王充看来 ,对于文学作品重要的是内容的“实诚” ,而“实诚”又是和作家的思想分不开的。即所谓“实诚在胸臆”。但是 ,胸中的实诚又必须借助必要的“文” ,才能很好地体现。他对形式与内容的相辅相成有主有次的关系了解得很深刻 :内容是第一位的 ;在内容为主的前提下 ,强调“文”的重要性 ,要求内容与形式统一 ,即“华实俱成”。从司马迁到王充 ,两汉的文论自始至终都在围绕着文学的实用性这一中心发展。这一时期的教化论是一种直接的、功利的政治价值判断。文学的社会功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 ,提倡文学为政治服务无疑是两汉文论的显著特点。汉代辞赋家的地位甚低。汉代大赋的出现 ,铺扬蹈厉 ,劝百讽一 ,赋也日渐显出其政教功能 ,而抒情功能日渐衰弱。王充在传统的真善美问题上 ,第一次把真与美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审美概念———“真美” ,为魏晋文论的审美观作了极好的铺垫。经世致用一枝独秀的汉代文论@冯晓青$南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河南南阳473058
儒家;;教化;;讽谏;;美刺;;实用汉代的文学批评刚刚产生, 就以“经世致用”指出了文学的目的和用途,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使文学成了为统治阶 级服务的工具,这是文学形式的单一,文学观念最初萌芽时的必然。从《诗大序》开始,
司马迁、 扬雄、班固、王充等重要文学家都明确提出文学的政治作用。在整个两汉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理 论都是围绕着文学的实用性进行论述的。虽然也有汉赋铺张辞藻的出现,但是他们对于文学的审美 作用显然是轻视的。<1>刘明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9.
<2>曹东方,徐淑梅.试论司马迁与儒道思想的关系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9,(3),40.
<3>于迎春.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退守与文学的私人性文学评论,2003,(1),89
<4>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7.
<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