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今中国 ,对外开放这个概念是家喻户晓的 ,其涵义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十分明确 :内容上是全方位的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 ;对象上则有明确的侧重点 ,即主要是对发达国家 ,也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开放。后面这一点应当特别注意。因为要说对外开放 ,早在 2 0世纪 50年代初 ,新中国就与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了十分密切的交往 ,建立了政治和军事的同盟 ,经济上也一度十分依赖苏联。后来 ,出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需要 ,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 (即第三世界国家 )又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频繁地与之进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交流 (主要是对这些国家进行帮助和输出革命思想 )。 1 972年 ,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也是现代意义上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发端的一年。正是从 1 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 ,特别是 1 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以后 ,对外开放的对象涵义才逐渐发生上述重大的改变。从直接原因来看 ,当时中国和美国是为了遏制苏联的威胁而结束了彼此 2 0年的隔阂与对立 ,相互走到一起来的。但是 ,除了抵御现实的威胁之外 ,中国领导人打开国门与资本主义世界开展交流 ,还有更深远的考虑。道理很简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历史 )已经表明 ,西方国家在经济上逐渐走向成熟 ,其生产力取得了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 ,同时 ,也带动了社会其他方面的整体进步。这一事实直接导致了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 :在当今世界 (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世界 )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拥有了最大的发言权。正像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说的 :“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 ,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 ;“一定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 ,以致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 ,自己的文化和软权力更优越 ,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1 >。其实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鲜 ,早在一百多年前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论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政治与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即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 >。的确 ,当今世界 ,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总是表现为利与害的关系 ,而调整这种利害关系的手段仍然是经济实力以及由经济实力所派生出来的其他实力 ;换句话说 ,仍然主要是物质文明的水平。谁贫穷落后 ,谁就受压迫、受欺凌 ,不可能拥有平等的地位和发言权。今天的美国为什么从政治、军事到外交、文化都可以无所顾忌地搞“单边主义” ?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壮 ,科技成果多 ,军事手段强 ,文化影响大。因此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究竟如何 ,首先是器物层面上的问题。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国家就富强不起来 ,也就谈不上在国际上有什么重要地位。关于这个道理 ,3 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2 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1 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 ,以及现在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都十分清楚 ,因此 ,他们把对外开放的重心调整为面对西方 ,并且一直坚持这么做 ,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二1 972年的尼克松访华 ,标志着现代中国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真正起点。这的确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 :目前 ,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以及美国的传统盟国 ,正是从 1 972年以后才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了经济、政治、科技、军事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互动关系。中西思想文化交流最开始时仅限于高层 ,即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外交人员之间。在这种交流中 ,中国领导人向西方领导人展现了由于文化底蕴深厚而自然流露出来的迷人风采。今天的人们在观看 3 0年前尼克松、田中角荣、爱德华·希思等西方政要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交流的情景 ,会油然产生一种自豪感 ,人们在阅读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录时 ,也会情不自禁地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我们领导人身上所表现出的东方人特有的智能、教养和才华而感到骄傲。尼克松曾经历过无数次以他 (即以美国 )为焦点中心的宏大事件 ,但当他一踏上古老的中国大地 ,其行动便基本上由中国人来主导了。他为了让全世界看到他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历史性握手场面 ,竟命令随行人员不得在他走下“空军一号”专机时出现在电视镜头中。他在中国的日程是事先安排得环环相扣的 ,但毛泽东的一个似乎随随便便的决定就改变了一切 :他希望立刻会见尼克松。事实上 ,尼克松直到启程访华的最后时刻都还不能确定是否能与这位“中国革命之父”会见 ,但却在他刚刚抵达下榻处就接到了这个通知。于是 ,原先的安排全部被打乱 ,尼克松怀着急切而满足的心情乘车直奔中南海。今天的观众可以在电影文献纪录片中看到 ,尼克松在毛泽东面前略显拘束 ,而且相当谦恭 ;而毛泽东则显得友好、和蔼、大度 ,他并没有刻意把自己扮作一个受到晋见的“天朝”尊者 ,但却使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感到了他身上无形的尊严和意志力。基辛格事后回忆说 ,整个会见 ,毛泽东就像戴高乐那样 ,无形地控制着局面。毛泽东坚持与尼克松、基辛格讨论哲学问题 ,而让周恩来跟他们讨论具体的双边关系、台湾、国际局势等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对尼克松、基辛格、希思这些西方人来说 ,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与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天壤之别 ,但是 ,他们无一不在毛泽东面前表现得像学生那样 (即便是基辛格这样一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也不例外 )。因为毛泽东在与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权势人物进行漫不经心的交谈时 ,显示出了政治上的雄才伟略、思想上的深邃通达、言谈上的机智幽默、学识上的博大精深。所有这一切 ,在他们看来都是中国悠久、深刻、神秘的文化的集中表现 ,是他们这些“浅薄的西方人”(基辛格语 )很难学到的。正是由于文化上的自信 ,当中国主人款待这些美国贵宾时 ,会自然而然地把所有展现出来的东西都想当然地认定为西方人也一定喜欢 ,至少应该喜欢。结果 ,中国的美味佳肴 (包括茅台酒 ) ,北京的长城和杭州的美景 ,把美国人完全陶醉了 ,而其他的东西 ,比如 ,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和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莫扎特作品 ,却没有博得喝彩。但是 ,文化自信心使中国人不在乎把本属于西方的艺术展现给这些有较高艺术修养的西方人 ,这一点倒是给这些美国贵宾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与他谈哲学 ,会见希思时给他讲中国典故 ,会见田中角荣时赠送他《楚辞集注》 ,他还总是在他那间摆满了正在阅读的书籍的有些零乱的书房里会见西方要人。所有这些都并不是什么“作秀”之举 ,而是希望这些客人通过了解中国的文化来更多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在这些交流的过程中 ,毛泽东无意中向客人们展示了一个由东方文化培育出来的深刻思想家和成功革命家的内涵与风采。尼克松曾将毛泽东与埃及的纳赛尔相提并论 ,认为毛泽东与纳赛尔在西方人面前有时不自觉地表现出“霸气” ,是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比这些西方人更有教养、更有文化 (特别是比只有2 0 0年历史的美国人更有教养、更有文化 )。三与毛泽东相比 ,周恩来所展现的则是更加典型的东方儒雅气质 ,这种气质同样令西方领导人着迷。周恩来是一位既接受过中国儒家正统教育 ,又接受过西方思想影响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的中国现代领导人。早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之前 ,他就与各种各样的西方人打过交道并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2 0世纪 40年代 ,乔治·马歇尔将军曾奉杜鲁门总统之命到中国来调停国共两党之争 ,他与周恩来进行了频繁的交往。马歇尔当然是站在国民党一方的 ,他的调停最终未能成功 ,中国的内战也未能避免 ,内战的结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民党逃往台湾。但是 ,调停失败的马歇尔将军至少有一个收获 ,那就是发现了周恩来。他后来曾几次告诉他的朋友们 :周恩来是他所见到过的最有才华的中国人 ,也许将成为最伟大的世界级领导人。马歇尔是在中美严重隔阂时期说这番话的 ,当时美国并没有人相信他对周恩来的这番评价。直到 2 0多年以后 ,当中美关系解冻、两国政治家坐下来谈判的时候 ,美国人才通过他们的领导人尼克松、基辛格等的介绍而了解了周恩来 ,并理解了马歇尔将军当年的评价。在他们眼里 ,周恩来几乎是完美的 ,他身上充满了东方人的温文尔雅、机敏果敢、外柔内刚、无微不至 ,以及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 ,求大同、存小异的高超手段 ,甚至语言措词上的精当和严密。在美国人眼里 ,这一切都归结为东方文化的培育。尼克松后来写道 :“孔子认为统治社会的‘君子’和‘士大夫’必须有才智、尊严、风雅、仁慈、决心和毅力等品质 ,而周的教养使他具备了这些品质” ,尼克松由此上升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信心 :“周有着中国人的另一种明显的品质 ,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事实上 ,中国人坚信不移地认为 ,他们的文化和哲学极为优越 ,确信到时候就会战胜我们的和其他任何人的文化和哲学”<3 >。四邓小平与西方领导人的交往是在一种新的形势下进行的 ,那就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深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有多大 ,他在担任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的 1 0多年间 ,曾无数次与各国政要会见 ,为加强中国与各国的全方位交流、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而殚精竭虑。在交往过程中 ,邓小平同样显示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历史积淀、文化底蕴和民族自信心 ,令与他交往的所有西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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